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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莉娅的故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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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在黯淡的日子里打听父亲下落（图）
她的丈夫和儿子究竟被抓到了哪里？她一直不知道。直到1948年，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托里亚，通过红十字协会，把一张寻找妈妈的白色卡片寄来，她才知道托里亚和他爸爸的下落。托里亚在信中说：“我在被改造的地方见到了爸爸。”但是不久，她的丈夫就死在了那里。1954年，她满心伤痕地回到了苏联，不久也去世了。 1945年8月23日，成了瓦莉娅的生活的分割线，过去和未来就这样被残酷地割断。托里亚从她生活中消失就如同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她的生活在瞬间全倒塌了。日子在等待中变得悠远，瓦莉娅知道，这样的等待将一直伴着她，直到她的心变成空气，生命变成化石……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伴她到永远。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
第五部分：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瓦莉娅和尤拉（图）
1954年4月23日，苏联驻华使馆向我国政府外交部提出，苏联政府将在华苏侨于本年6、7、8月，分批召回国内参加建设，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协助。为此，哈尔滨专门成立了“协助苏侨归国委员会。”根据中央提出的“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速送走”的方针，具体协助苏方遣返侨民。 ——石方 高凌 刘爽《哈尔滨俄侨史》
牙克石的大雪没有留住瓦莉娅，她回到了哈尔滨。从牙克石铁路林业所调回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以后，瓦莉娅又把大弟弟调回了哈尔滨，并安排他在《新朝鲜》杂志做排版工人。这是一份用朝、中、俄三国语言编写的杂志，是一份面向中国和苏联发行的杂志。那时，他们家的房产被当作“敌产”没收了，瓦莉娅就住在小阿什河街（现永和街）米拉的姑姑家，隔壁就是米拉和她妈妈住的房间。那是一套俄罗斯式的老房子，墙体中间有的地方的锯末子（木屑）没了，变空了，隔着墙板，说话声听得很清楚。每到夜晚，瓦莉娅和米拉就会隔着墙谈服饰，谈工作，也谈女人之间的悄悄话。和托里亚的爱情结束后，瓦莉娅又遇到了一些男人，她大多不冷不热地对待他们。爱的激情在一次火山式的爆发之后，冷却了下来。她很无奈地对米拉说：“这辈子我再也遇不到像托里亚那样的人了。”那时，她们都没有男朋友。米拉不想在哈尔滨成家。尽管她出生在这儿，但她仍然觉得哈尔滨不是自己的家。可是家究竟在哪儿？她也说不清楚。她很茫然。瓦莉娅的日子过得比米拉热闹些，生活中会不断地有男子出现，她有时也会应酬得很忙。她需要男人，但是，她又不喜欢身边的那些男人，内心总是空落落的。她唯一的伴侣是家中那只波斯猫。那是一只她在路上捡回来的小猫。还记得那只猫脏兮兮地蜷缩在院子的角落里，样子很可怜，瓦莉娅就把它抱回了家，用清水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她发现那只猫很漂亮，长着一身灰色的长毛，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睛很亮。瓦莉娅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波妮。白天它总是跑到米拉家里去，大概觉得那里比它自己的家热闹。瓦莉娅有时候出去约会就把它忘记了。晚上，波妮会乖乖地等待着瓦莉娅回来，然后躺在她的胸前，撵都撵不走。瓦莉娅和波妮一直相伴着。十几年后，在瓦莉娅被关进监狱前它才去世。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战火很快越过三八线，烧到了鸭绿江。10月，中国人民政府宣布了“抗美援朝”。1951年，瓦莉娅的大弟弟尤拉随《新朝鲜》杂志搬迁到了朝鲜平壤。瓦莉娅从尤拉那里知道朝鲜的战争越来越残酷。尤拉说，他们住的房子随时都可能被炸掉。后来，听说尤拉的心脏不好了，她就不断地给平壤寄罐头、糖等食品。瓦莉娅说：“许多食品都寄不到那里，半路上就丢了，但我还是给尤拉寄。那里太艰苦了。”瓦莉娅和尤拉的感情一直很好，尤拉有什么事情都和姐姐商量，直到他离开中国。1953年，瓦莉娅的工作变动很大。在那个大大的本子里，有3张纸被一枚大头针别在一起，经过半个世纪的侵蚀，大头针有些斑驳的锈迹。我拿起它翻阅着：
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长命令命令 第十二号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于哈尔滨 本处打字员韩明禧自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转制材厂司级打字员支薪24级 此令 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长
下面印着一枚拇指大的圆形印章，上面的名字有些模糊，看不清楚。第二张是这样写的：
退职证明 兹有韩明禧系本厂司账员工薪215分，因自愿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十七日离职，特此证明。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东北制材工业局第六十六厂
我问：“215分是现在的多少钱？” 瓦莉娅想了想说：“这个，我早就忘了。不过，那时候钱很少。”1953年，瓦莉娅从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林业处调到东北制材工业局第六十六厂。不久，她又调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年她已经30岁了，被安排在工会里做秘书。米拉在哈尔滨铁路局图书馆上班。她们离得很近，都在大直街。休息的时候，她们能常常地凑在一起。
第五部分：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一定要嫁给中国人（图）
不久，她们又有了一个好朋友。她叫吉拉。 那时，瓦莉娅常常请一些同学和朋友到家里聚会。俄罗斯人喜欢聚会，他们在一起朗诵诗歌，讲离奇古怪的故事，跳着、唱着。2004年，我在瓦莉娅家里，认识了一位从伊尔库次克回来的哈尔滨姑娘和她的爸爸。姑娘叫丽娜，外祖母是俄罗斯人。12岁的时候，他们全家跟着外祖母离开了中国。十年过去了，我问她：“还愿意回来生活吗？” “我喜欢在俄罗斯，那里的人们性格开朗奔放。他们经常聚会，场面很热闹，邻里之间也处得很亲密。在那里，我不觉得孤独。”丽娜说。 “将来想嫁给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我看着她问。她有些像爸爸，中国式的。只有仔细端详的时候，才会觉得她有俄罗斯血统。是第三代了。 瓦莉娅说：“一定要嫁给中国人。” 丽娜笑笑说：“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 可是，她爸爸就不那么容易适应了。他说：“刚去的时候，我觉得挺孤独。毕竟40多岁的人了，关系都在中国。现在好了。有时，我在聚会的时候会给朋友们唱《喀秋莎》。那里的年轻人就说：“你还会唱俄罗斯歌曲？这些歌我们都不会唱了。” 可是，那些俄罗斯歌曲，一直在哈尔滨上空经久不息地缭绕着。几乎每个人都能哼上几句。人们闭着眼睛，就能说出那些俄罗斯歌曲的名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小路”、还有“红梅花儿开”、“三套车”……最让人激动的是，有些人还能用俄语唱这些歌曲。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了黑龙江省歌舞团歌唱家周琪华的家里。她小时候曾经用纯正的俄语和英语，给法国总统蓬皮杜唱过歌。总统听了她的歌曲，兴奋地把她抱了起来。那天，她给我们唱了一首俄罗斯歌曲《手套》。 那时，和朋友们的每一次聚会，瓦莉娅都会认真地准备一首诗。当她仰头把酒倒进肚子后，会兴奋地站起来，用她那柔软的俄语给大家朗诵一段诗。那语调，那神情有多少是托里亚给她的呢？ 他们聚会吃得很简单，就两三个菜，大多是色拉、肉饼、红肠，还有苏伯汤（罗宋汤）和红酒。有一次，吉拉也来了。吉拉穿了一双新皮鞋，很好看。她说，她的男朋友阿寥沙也要来。阿寥沙长得很胖，大家都不喜欢他，吉拉说她也不爱他。但他俩常常在一起。 那天，瓦莉娅特意买了一块新台布。晚会上，女朋友喝葡萄酒，男朋友喝伏特加，他们开心的时候就唱起来、跳起来，伴着巴扬琴的琴声。
一会儿，阿寥沙被酒精和音乐鼓动得激动起来。他突然抱起吉拉，把她的鞋子脱了下来，大声地嚷着：“吉拉，让我吻一下你的脚吧！让你的鞋做我的酒杯！”说着，他就抓起一瓶伏特加，咕嘟咕嘟地倒在了鞋里，然后拎起那只鞋，将里面的酒大口地喝了下去。四周的人都在尖叫，兴奋的浪潮掀了起来。 伏特加酒的烈焰在年轻人胸中燃烧了！俄罗斯男人野性、放纵，像烈马一样狂奔了起来。一阵风卷残云之后，杯盘狼藉，到处都是呕吐物。那块新台布也被弄得污秽不堪。 “这有什么不好的呢？”瓦莉娅在微微的醉意中说着。 可是，她的心却是痛的：托里亚现在做什么呢？不久前，托里亚的妈妈回苏联了，她给瓦莉娅来过信，说托里亚还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什么苦事都做过。托里亚也给瓦莉娅来了信，告诉她，如果妈妈没给他一副好的身体，他也许像许多人那样倒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瓦莉娅皱起眉头：“那时，我在哈工大，每天很忙，所以很少给托里亚回信。有时三四个月不给他写信。” “只是因为忙吗？”我问。 “我爱他，但不喜欢写信。他等待我的信，很痛苦。”瓦莉娅耸耸肩。 “是哪一年？” “1954年前后，大概在我30岁的时候。那时，我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想没想过能有机会去苏联找他？” “想过，但是很难。那时候我加入了中国籍。” “假如没有加入中国籍，你就能去找他吗？” “那个时候，他们被改造，听说那里的生活很可怕，人是没有自由的。我盼着他能够获得自由。” “为什么弟弟尤拉和埃利克都能去苏联呢？” “他们都是无国籍的人，又娶了俄罗斯姑娘。”
第五部分：托里亚的油画摆在了地摊上托里亚的画（图）
后来，托里亚的妈妈又来了一封信：“孩子，你应当原谅托里亚，他结婚了。他的环境太苦了，他需要有人照顾。他妻子的前夫是位军官，在劳改营里死了。他们都是苦命的人，希望你能原谅他。但是，托里亚是爱你的。他很痛苦。” “这都是命。”瓦莉娅说。 我们都沉默了。 一会儿，我问：“你相信命吗？” “相信，相信！”这时瓦莉娅的眼睛睁得很大。那目光告诉我：你也要相信。 她又说：“外国人有个说法，姑娘给新娘做伴娘不能超过7次，超过7次就嫁不出去了。我做了20多次伴娘，只能这样。” 她只能相信命运，这样能淡化她的痛苦。 在生活的颠簸中，瓦莉娅的青春年华在不知不觉中逝去，像烟又像雾，飘飘渺渺。岁月给她留下了什么？在这三十年中，她没有生活在自己本民族的国家里，也没彻底地融进那个塑造她生命和性格的俄罗斯文化之中。而中国，尽管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但是她连中国话也不会说，她喜欢与俄罗斯人呆在一起，她的脸却是纯亚洲的。她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境遇中。 她说：“那时，俄罗斯人大量地回国，有的去了日本和澳大利亚。越来越难找到我喜欢的能娶我的俄罗斯人，他们也常常觉得我是亚洲人。朝鲜人不了解我，他们对我来说也太陌生了。” “那你没试着在中国人中找一个爱人？”我问。 “我也不太了解中国人了。”她这样说。 瓦莉娅的爸爸妈妈早就不再约束自己的女儿了。女儿的境况让他们非常焦虑。韩光淑对妻子说：“都是你对她要求得太严格了。你看，她这么大了，还没找到自己的爱人。” 瓦莉娅的妈妈很无奈地说：“这都是她的命。”
命运是什么？大概就是许多偶然性的存在。那一天，瓦莉娅走在街上，看见前面一个俄罗斯孕妇正向自己这边走来。正要擦肩而过的时候，对方突然喊了一声：“瓦莉娅！” “啊？是阿拉！”瓦莉娅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阿拉，你还没回国？你嫁人了？幸福吗？”瓦莉娅不停地问着。 阿拉也很兴奋，她说：“瓦莉娅，真没想到临走还能见到你。听说你去了北边。”瓦莉娅说：“我已经回来四年了。”
阿拉用手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问：“瓦莉娅，你还是一个人吗？”然后又抬起头说：“瓦莉娅，托里亚有一幅油画，你想不想要啊？” “什么？托里亚的画？是托里亚画的吗？你在哪儿弄到的？”瓦莉娅半信半疑地问着。自从离开哈尔滨以后，她家的房子便稀里糊涂地被政府按“敌产”没收了，包括那些家具、饰物，还有她的钢琴和托里亚画给她的那幅画。 爸爸究竟错在哪？没有人答复。 为了那幅画，瓦莉娅回到哈尔滨的时候，还曾四处地打听过。 这时，阿拉说：“我是在小摊上买到的。”
阿拉回忆道：“有一次，我散步的时候，看见路边的地摊上摆着一幅画，上面写着阿那托里·维列日夫的名字。我想这一定是托里亚的画。” 也许因为最初的感情，阿拉不忍它冷落在别人那里，想着或许有一天能把这幅画还给它的主人。于是，她用5元钱把它买了下来。 “真的？是这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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