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莉娅的故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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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陈先生，他追随艺术来到了哈尔滨艺术学院。那里有不少白俄老师，他们教授芭蕾舞、钢琴和小提琴。他说，那时他买了一辆苏联产的力格牌机器脚踏两用车，很风光。哈尔滨当时只进口了三辆这样的车。　　　　

　　　　

　　他还记得，由市长批给他们的洋房的地址是友谊路100号。房间里有灰色的壁炉，保暖的双层窗子，气派的地下储藏室。那幢两层洋房的底层住着一位俄罗斯老太太。那一切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说，哈尔滨的过去很值得回忆。松花江边上，银白色的沙滩、清晨的云霭、夏日的晚风，还有各种颜色的小阳伞，阳伞下面自由自在的人们。一些热爱艺术的青年在江边畅想未来，理想生出了翅膀。他说，在哈尔滨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浪漫最富于情调的岁月。　　　　

在省歌舞团工作的情况，瓦莉娅只是三言两语，不愿意多说。后来我知道她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发生在那个时期。　　那个时候，瓦莉娅很孤独。她最好的女朋友米拉在跟她相处了二十三年之后，于1958年去了日本。分手前，瓦莉娅邀请她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些朋友到家里吃饭。米拉的妈妈性格开朗，爱开玩笑。那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喝了酒以后，就跳起舞来。米拉说：“妈妈，别这样了。”米拉妈妈掩饰着离别的痛苦说：“跳起来，跳起来吧，不然我们会难过的。”后来她们还是没有忍住，相互拥抱着哭了起来。瓦莉娅说：“我再也没有那样知心的女朋友了。我想些什么，米拉都知道，她总是闪着大眼睛认真地对我说：“你想这样吗。嗯？”　　托里亚走了，米拉也走了，还有许多朋友都走了。1961年以后，因为时局的缘故，信件被中断。瓦莉娅走在哈尔滨的夜暮下，踏着沙一克面包式的石头道，身边没了往日的知已，恍如隔世的孤独让她内心隐隐作痛。她频频参加各种娱乐活动，但赶不走内心的寂寞。　　自从瓦莉娅到了省歌舞团，王维嘉对她无法像过去那样“控制”了——交流中我发现瓦莉娅喜欢用“控制”这个词来说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比如：“男人总是愿意控制女人”、“女人容易被控制”等等。　　1963年，苏联协会副会长安德溜克开始追求瓦莉娅。他比瓦莉娅大十几岁，两年前太太去世了。他不在乎王维嘉的存在，经常邀请她一起出去散步、听音乐，去苏联俱乐部参加舞会。有一次，伊万（瓦莉娅这样称呼安德溜克，这是他的爱称）到瓦莉娅的家，接她出去跳舞。已经64岁的韩光淑，对正要走出门的女儿说：“瓦莉娅，我和你妈妈也非常想和你们一起去参加舞会，能不能安排我们和你一起去呀？”　　瓦莉娅想都没想就说：“那里都是年轻人，以后再说吧。”　　瓦莉娅没有带他们去，就像她小时候，爸爸妈妈去跳舞不带她一样。这次拒绝成了她一生的遗憾。她说：“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那次没有答应爸爸的要求。他一生喜欢跳舞，喜欢交际。”　　伊万和瓦莉娅交往后常常到她家里做客，傍晚时他们一起出去散步。身后总有个小东西跟着他们，他们停下来，它也停下来，他们走，它也走。副会长发现了就问：“那是什么？”　　“那是我的猫，它叫波妮。”瓦莉娅说着就去撵它，可是怎么也撵不走。安德溜克挽着瓦莉娅说：“不要去理它了。”　　他们在一棵树下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那只猫就站在他们的对面“像魔鬼一样”地看着他们俩。瓦莉娅叫着：“伊万，这太奇怪了。你每次来它都这样跟着我们，撵都撵不走。是不是你太太的魂在跟着我们呀？”　　“不要乱说！”　　“可是和王维嘉散步时，它从来不跟着我们。太奇怪了。”　　王维嘉也像那只猫，注意着他们事态的发展，“伊万有200个对象了，女人很多。他不会要你的。”


第八部分：托里亚用刀割破了自己的血管小佩佩的生活回忆

　　王维嘉不相信瓦莉娅会愿意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人。可是，当他得知伊万买了结婚戒指，准备向瓦莉娅求婚时，他就在瓦莉娅家的院子里，用刮脸刀抹了自己的脖子，他要让瓦莉娅知道，他将以生命做代价，瞬间，血流了出来，他的脸上身上都流着鲜血。那场景吓坏了瓦莉娅，她惊惶失色地喊人。如今提起这事，瓦莉娅说：“他可把我吓死了。我只能和他在一起，只能等着他，但那是个看不到边际的等待。有什么办法呢？谁都不敢接触我，大家都知道他占有了我。没办法，这都是命。”　　我说：“假如王维嘉不这样吓唬你，假如你日后没有被投入监狱，能嫁给伊万，还是王维嘉？”　　“许多男人追求过我，可我想的只有托里亚。”瓦莉娅眉头紧锁着。　　瓦莉娅的小猫波妮和小狗凯撒，在1964年前相继去世。也许冥冥之中，它们有一种预感。　　动物似乎比人聪明。　　佩佩还记着瓦莉娅家中的小狗凯撒。佩佩从小喜欢音乐。佩佩很小的时候，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家里全靠母亲每月87元5角工资养活。音乐老师袁金兰，带着佩佩走家串户找钢琴老师。她们跑了很多地方，仅在不太长的巴尔干街上，她们就叩响四位钢琴老师的门。这四位都是俄罗斯人，收费也贵，每月20元。这对佩佩一家来说负担太重了。最后，她们来到了瓦莉娅的家。袁老师说，孩子很有音乐天赋，家境不太好……瓦莉娅想了想说：“每月6元吧。”　　从那天起，9岁的佩佩每天早晨都去瓦莉娅家里学琴。佩佩说：“韩老师那双手漂亮极了。”每天，韩老师先给佩佩示范一遍练习曲，佩佩就按照要求练习。一起用过早餐后，韩老师就去上班了，小佩佩自己练一阵，然后去上学。她记得瓦莉娅每天给她一片涂奶油、果酱的面包。困难时期每天能够吃这样的面包，真是奢侈，瓦莉娅家有侨民待遇。小佩佩经常看见韩老师在商店排队买面包，面包的香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在瓦莉娅家里，小佩佩像个小公主一样，两个老人总是冲着她微笑。韩爷爷一点也不会说中国话，他出门总是戴着一顶驼色礼帽。他的衣服也是驼色的。奶奶会说中国话“我想喝水”这样简单的短句。她喜欢穿深蓝色的衣服，头上总是包一块蓝色的纱巾，点缀着米黄色的云卷纹，像俄罗斯妇女一样。奶奶每天都坐在那里安静地打毛衣。小佩佩有时会走上前小声地问：“奶奶，你在给谁织毛衣？”奶奶还是微笑着，有时会简单地说一句：“问韩老师。”　　那个家很安静，他们说话的声音都不大。小佩佩弹琴累的时候，一个人跑到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条小狗，就是凯撒。院外有时传来冰棍叫卖声，凯撒立刻就把头转了过去，然后伸出它的舌头。瓦莉娅说：“凯撒特别爱吃冰棍和甜点。”爷爷有时出来劈柴，劈好的柴放在屋后的棚子里。冬天，这些柴一根根地放入壁炉里烧掉。　　壁炉很大，壁炉上方刻着涡卷花纹。窗户很高，窗棂上也刻着花纹，钢琴就放在窗前。还有酒柜。四十多年以后，佩佩在韩老师家指着门边的柜子说：“就是这个酒柜。那时，里面摆放着很讲究的酒杯和饰品。”她还记得房间里的格调是暗紫色的，很宁静也很幽深。　　在院子里就能看见瓦莉娅家的房子。那是一座苏联式小木房，紫红色外墙，屋门前是一个精致露台。院子围着黑色板障，黑色的大木门。按响门铃，门就会开启。门铃很高，9岁的小佩佩是够不着的。佩佩的爸爸就为她做了个小木棍，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9岁小女孩拎着小木棒去学琴。她走到瓦莉娅家大门前，就用小棍子按门铃。无论谁出来开门，脸上都带着微笑。　　小佩佩的家住在士课街，离韩老师家近。有时她在街上走，会遇到韩老师。　　　　韩老师迈着平和的步子，不急不慢走来，摸摸她的脑袋，抱她，和她贴贴脸。韩老师什么也不说，只是微笑着。这样的微笑是感人的，佩佩一生都不能忘记。　　那条街上居住了很多外国侨民，除俄罗斯人，还有波兰人、犹太人、土耳其人。有一年，瓦莉娅的妈妈被附近一位中国医生治好了病。瓦莉娅感谢这位医生，去他们家送钱，医生不收，瓦莉娅就把侨民面包送去，医生还是不收。于是她每天早早去医生家，趁他们还没起床，把两个面包放在他们家窗台或是台阶上。　　大概觉得这样做还不足以表达对医生的感激，当她发现医生有个女儿，不容分说把女孩领到自己家，按在钢琴凳上。从此，那女孩成了她的学生。　　许多年以后，那个女孩长大了，她把这段回忆变成了文字：“这条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叫瓦莉娅，特别漂亮，表情柔和的脸上带着似有似无的微笑。脚步飘飘，身上散发花一样的香味儿。每天看见她，远远地像看一个仙女。”　　后来，小佩佩听爸爸妈妈说，韩老师想把她留在身边，抚养她。但是，爸爸妈妈没有同意。小佩佩不知道韩老师一家是朝鲜人，一直把他们当俄罗斯人。他们的饮食习惯都是俄罗斯式的。瓦莉娅每天熨衣服，熨床单。去教堂做礼拜穿着得体高雅。喜欢配带饰品，耳环和挂件经常更换。教堂离佩佩家不远，经常有新娘和新郎挽着手往那里走。那里也举行俄式葬礼。后来有一天，佩佩像往常一样去韩老师家熟练地按门铃，门不再开了。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说：“她们家出大事了。”再后来，佩佩听到了特务这个词，还有打字机和收发电报之类的话。佩佩50岁的时候从匈牙利回来。她说：“找韩老师找得好苦啊！但袁金兰老师，至今还没被找到。”她把目光投向了我。大概觉得我能帮助她。　　“1995年，我在一份刊物上看到了有关韩老师的报道。”她说。


第九部分：黑色轿车在风雨中把她带走瓦莉娅所接触的政界生活（图）

　　1963年3月：　　据哈尔滨市有关部门统计，哈尔滨全市共有外国侨民903人，其中苏联侨民463人，占全市外侨总数的51％，还有朝鲜、越南、波兰、捷克、巴基斯坦、日本等国侨民440人。　　1963年10月21日：苏联军队由一名大尉率20余名武装人员强行登上我国领土——黑龙江省萝北县兴乡大通岛，打伤我渔民10余人。第二天，苏联又出动全副武装的边防军40多人登上该岛，烧毁我渔房3栋，强迫我渔民离岛，我肇兴公社、江滨农场群众，激于民族大义，登岛声援，与苏军展开说理斗争。苏军理屈词穷，被迫离岛。　　　　　　　　　　　　　　　　　　　　　　　　　　　　——黑龙江省《历史编年》　　　　

60年代初期，文艺界的人有很多机会和省、市领导接触。　　周六下午，演员们打扮得很漂亮，专用大客车把演员们送到哈尔滨市友谊宫。友谊宫坐落在美丽的松花江边，那里能看到哈尔滨标志性建筑：防洪纪念塔，甚至可以看到松花江对岸的太阳岛餐厅，过去的米娘久尔西餐厅，是犹太人加兹在上世纪20年代末投资建造的。它是全木结构的二层小楼，90年代被一常大火吞没。　　瓦莉娅说，市委书记郑依平经常和她一起跳舞。郑书记不会俄语，他知道瓦莉娅不懂汉语，所以他们只是跳舞，不能交流。省长李范伍也来邀请她跳舞，李范伍会说几句俄语。副省长欧阳钦也请她跳过舞，但是他个子矮了点，和瓦莉娅在一起显得不协调。　　那时的娱乐就是跳交际舞，听音乐会。每周日人们洗洗漱漱、化妆试衣后便开始赶舞会、音乐会，忙得不亦乐乎。　　那样的日子是快乐的。瓦莉娅已经40岁了，但她还像孩子一样贪玩。她想得不远，也没那么多目的，可自从白俄纷纷离开中国后，她渐渐发现自己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她害怕自己赖以存在的环境暴露在陌生的、另一种文化和习俗的人的面前。她想离开中国。瓦莉娅的爸爸妈妈也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念头，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海参崴，他们两个儿子都已去了苏联。　　瓦莉娅在1954年加入中国籍。那时为了保住工作，无国籍人士必需选择回苏联或是加入中国藉。已在哈工大工作的瓦莉娅，为了照顾好父母，选择了中国。国籍对于她来说并不重要，只要生活得好一点就可以了。　　爸爸妈妈都是无国籍人士，他们愿意回国，瓦莉娅理所当然应该一起回去。　　1961年，她去了苏联领事馆，把自己全家的材料交了上去。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　　瓦莉娅还记得，第一次去苏联领事馆时，领事、副领事，还有秘书，一起和瓦莉娅谈话。他们看了她递送的材料，对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说：“你会弹钢琴，能不能留下来教教我们的孩子？会弹钢琴的苏联人都回国了，我们这里很需要你的帮助。”　　瓦莉娅说：“不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不像以前那样友好了……”　　“没关系。我们和中国政府商量商量，你每天来上一次课。”领事说。“我不想这样。我只想和爸爸妈妈快点离开中国。”瓦莉娅急了。　　她打算告辞，领事走到她面前强调说：“你回去考虑考虑吧。”没过多久，瓦莉娅接到了领事馆的通知书。　　这次去的时候，领事非常明确地说：“我们跟中国外侨科谈过了，你可以来教钢琴。我们大人小孩都要学钢琴，工资没问题。”　　瓦莉娅说：“我现在为了爸爸妈妈，想尽快去苏联。他们年纪大了，两个儿子都在苏联，我不能留在这里教你们钢琴。”　　接着，领事馆第三次通知瓦莉娅见面。谈话的内容没变，结果也没变。　　瓦莉娅感觉事态严重，绕开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去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在那里她又递交了一份申请。那是1963年的夏天。　　苏联方面究竟怎么想的呢？　　中国和苏联断交后，苏联的克格勃想在中国安插他们的情报人员，也许瓦莉娅就是他们想要利用的对象。因为她有机会和高层领导接触，所以苏联方面一直拒绝给他们一家签证——当然这都是猜测，尤其在那样的年代，这种推论更容易产生了。　　瓦莉娅一家等待着签证的到来。他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他们。　　1963年冬天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