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大将军平定台湾传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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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序（1）

　　　　徐　　迅　　　　
　　　　评价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常常会面临尴尬的局面。甲申年（1644）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缢，明亡。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其后有隆武政权，鲁监国、永历朝廷，史称“南明”，一直延续到南明永历政权覆灭之时的1662年。历史的吊诡在于，历代史书都把明朝的覆亡定于1644年，而非1662年。相对照的是，南宋在临安沦陷之后，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四十多年。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　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大臣陆秀夫背负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为什么史学界将南宋灭亡的时间定在崖山之战的1279年，而明代灭亡的时间却定在1644年北京失陷，崇祯自缢？1279年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灭亡；　南明永历政权的覆灭的1662年为什么不标志着明朝的灭亡？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史家似乎并不认为南明政权是明朝的正朔。但南明既不是割据政权，也不是匪伪政权，也不是伪僭政权。历史的吊诡极大地影响了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本书的主人公施琅就是一例。　　　　
　　　　施琅（1621—1696年），字尊候，号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生于天启元年（1621年），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军的重要将领，积极参预海上起兵反清。后因微嫌与郑成功发生矛盾，施琅因父、弟被郑成功诛杀，再次降清。他先后担任清朝的副将、总兵、水师提督等。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施琅就建议“当乘其（指台湾郑氏政权）民心未固、军情尚虚”之时，进军澎湖、台湾，使“四海归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一举攻克澎湖，招降台湾郑氏集团。他还针对当时清廷有人提出“宜迁其人，宜弃其地”的主张，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　　　　
　　　　明清之际是中国最为惨烈的一段历史。当时士大夫视满清为异族，而视南明为儒家纲常伦理的正朔。故以气节相标榜，举兵反抗，凡死节者，均以殉国难之“英雄”“烈士”载于史册。究其原因，则在这些士大夫体现了昭显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独立精神。此“民族独立之精神”，特指文化传统以及为其精髓的纲常伦理。职是其故，全盘接受儒家文化并身体力行之的清朝，于顺治十六年（1660），顺治帝前往明十三陵祭扫明崇祯皇帝；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帝赐前明诸臣抗节不屈临死致命者谥号，并建祠堂；乾隆四十一年（1777），乾隆帝命录殉节诸臣，并赐谥号。　　　　
　　　　施琅先随郑芝龙降清，又随郑成功起兵反清，后再次降清。后人于此，似并未多加评论。而当时降清的洪承畴、钱谦益诸人，则为后代所讥讽，名列贰臣传，其著作遭禁毁，乾隆批语：“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施琅先后担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病逝于福建水师提督任上。康熙帝命于施琅墓前立碑纪述其功绩，并亲作《敕建碑文》。在碑文中，康熙称施琅“才略夙优，忠诚丕著”，谓其进征澎湖和台湾时，“能上度天时，下审地势；更行间谍，收拾人心”，建立大功后，“能遵从朕训，保有命名。”康熙又遣福建分守兴泉道、布政司参议王之麟连续三次谕祭施琅，并在祭文中赞扬施琅“忠勇性成，韬略夙裕”、“果毅有谋，沉雄善断”。同为明人降清，其升沉荣辱，盖棺论定，竟如此悬殊。其要点则在于，洪承畴、钱谦益诸人为士大夫，科甲出身，遵循儒家纲常伦理中“君为臣纲“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施琅出身渔村，少年时既“采薪贩盐”，早年投奔老乡郑芝龙，由士兵而千夫长而副将而游击将军。施琅首次降清，是奉郑芝龙之命。名义上虽然也是明朝官员，但于洪承畴、钱谦益等以“君为臣纲”朝廷命官毕竟极为不同，因此史家历来并不以“君为臣纲”来评价施琅。而当施琅成为清朝的重臣，对其评价则又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标准，而其核心是“忠君”。　　　　
　　　　《贰臣传》是乾隆帝在乾隆41年正式提出编纂的，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乾隆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下令编纂《贰臣传》。乾隆指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从儒家道德出发，实乃“大节有亏”。列入《贰臣传》最著名的是洪承畴和钱谦益。　　　　
　　　　当施琅忠于清廷收复台湾的时候，满清的“异族”色彩已经被儒教文化所代替，因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正朔。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教化问题，所谓“教化”是指文教化育，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用文化民族思想诠释民族问题，他提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50页。）在民族问题的血缘、地域和文化这三大因素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历史学家陈垣提出了“华化”论对民族的文化性做出说明。他认为说历史上有文化同化的现象，所谓华化即中国文化同化现象。他具体定义华化之意义，在于“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华化即指本有自己宗教、文字的异族接受中国内地儒家思想，也包括接受中原文字、习俗等。华化首先发生在中国汉人区内。“华文化”的中心地在中原，属黄河文化，其对长江、珠江文化区浸润与同化成功，形成中国文化的主干。华文化的辐射还在继续进行着，进一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使之纳入中华文化区内。中国国疆版图之形成，主要不依赖武力，而是仁道自成，文教化育，“近悦远来”的自然结果。由此中国文化再越山涉海，向东方照耀，及至形成幅员辽阔的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汉字儒学文化区，即现在所称的东亚文化区。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虽然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标志，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依据，最根本的是在于文化决定了中国民族的形成。


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序（2）

　　　　清康熙一朝是清朝全面儒化的鼎盛时期，而康熙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符合儒家“内圣外王”的君主。中国历代君主中享受圣祖庙号者，恐怕只此一人。康熙在位61　年，殚精竭虑，勤于政事，用兵临敌，无所畏惧，定三藩，统一台湾，亲征格尔丹，进军西藏，平日力戒骄奢，节用爱民，不尚虚文，力行实政，提倡程朱理学，兼用西方科技。施琅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收复台湾，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此时距甲申已39年，距南明覆亡也已21年，“反清复明”的活动已衰微消歇，明遗民大多垂垂老矣。这相当于两代人的时间。可以设想，时过境迁，儒家纲常伦理的依托已经从明朝转为清朝。例如著名明遗民黄宗羲，甲申后，黄宗羲毁家纾难，组成义军，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后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清廷曾悬榜缉拿黄宗羲。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则于后半生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准备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辞谢不能。康熙十八年，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被征聘北上修史。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71岁，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与反清复明时骂清廷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的一封信中写道：“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又说：“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黄宗羲这样的明遗民尚且如此尊崇清朝，更不用说没有经历甲申之变的士大夫了。有清一代代表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正朔得到了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肯定。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第一句就是：“汉家之厄今十世。”原注云：清代自顺治至宣统适为十朝。吴宓先生《空轩诗话》云：“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　此句直把清室比于汉室。所谓“汉室”或“汉家”，即儒家正统文化，故清室自是汉家。“汉家”、“汉室”不是“汉人”、“汉民族”，读者当自察之。　　　　
　　　　施琅征台，就是在儒家文化正朔的背景下进行的。此时的清朝，已不是甲申年问鼎中原的异族，而是统一中国秉承儒家纲常和文化传统的帝国。因此，对施琅收复台湾的评价自然就纳入了正统的标准。据王熙《襄壮施公暨配累封一品夫人王氏诰封春恭人黄氏合葬墓志铭》记载：施公薨于位，康熙帝震悼，特下旨，施琅之祭葬从厚，加赠太子少傅、光禄大夫，谥襄壮。清廷对施琅的优渥待遇和嘉奖，自是由于施琅戮力王室（清廷），忠于王事（大一统），以政治涵义为主；而民间为施琅建立祠庙，尊奉为神明，每年祭祀，相沿成习，则出自于对台湾的文化认同，以文化涵义为重。　　　　
　　　　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研究，多集中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著名明遗民，以及陈子龙、夏完淳等文雄烈士，近代也注意到对钱谦益等人。安然先生的这部《施琅传》则是对非遗民的开拓性研究，与明遗民相对照，可以从中窥见中国文化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深刻作用。


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1）

　　　　泱泱华夏神州，五千余年文明史，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人杰辈出。　　　　
　　　　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随着时间的行进，或渐被历史的黄沙淹没，或镌刻于历史之碑，为后世传颂。名利荣辱，或由个人身受；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清朝初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一生可谓传奇，以其不世之伟功，如星光闪耀在清季的天庭，至今仍依稀可见光芒。　　　　
　　　　公元1696年；　即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大帝御驾亲征，率大军第二次远赴西北，激战近四个月，横扫准噶尔部。受沙俄怂恿和支持的噶尔丹率残部仅数十骑，狼狈西窜。康熙一举荡平西北，除去了多年的心腹之患，班师归朝。　　　　
　　　　而一份六百里加急奏章，却使得凯旋者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所阅奏章，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遗折《君恩深重疏》，施琅本人，则在康熙西征途中病逝于任上。为痛失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贤臣，康熙辍朝不出，独自在御书房黯然神伤。嗣后，他亲笔御书“襄壮公”三字，并颁发谕旨，赐施琅谥号为“襄壮公”，加封为“太子少傅、光禄大夫”。　　　　
　　　　爱新觉罗•；玄烨八岁登基，年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文治武功显赫，威名扬于四海。执政期间，所用的文臣武将，所封的王侯公卿，不计其数。而施琅之死，竟会让号称“千古一帝”的康熙如此悲痛，足见施琅在其心目中地位之特殊。　　　　
　　　　福建古称“闽”，闽南的晋江地区位于东南沿海，晋江下游南岸，依山临海，东接石狮市，东北临泉州湾，东南与台湾隔海相望，西及西北与南安市接壤，北与泉州市区毗连，古时为闽越族居住的地区。秦汉时期，中原汉人为躲避战乱开始入闽，晋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接触遂日渐频繁。东晋年间，中原战乱不息，衣冠士族纷纷南渡，许多人便聚居在晋江中下游地区。五代十国至南宋末年，又有大批中原汉人进入闽南地区。北方大批移民的定居，给这里的世风民俗带来丰厚的古中原文化积淀。闽南民风淳朴，闽南人勤奋坚毅，崇尚礼仪，侠义乐善，有“海滨邹鲁”之称。这里地形复杂多样，以丘陵山地为主，可耕之地较少，番薯、大麦和小麦成为主要农作物。由于少耕地，临大海，这里渔业繁盛，盐田高产，当地人们的生计以渔盐为生。泉州是古代中国第一大港，素有“海上丝绸之路”美誉，与外地通商也颇为热络。　　　　　
　　　　施琅就出生在晋江南浔乡一个名叫衙口村的小渔村，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先祖在南宋时期入闽，到施琅已是第十六代了。　　　　
　　　　施琅祖父名一举，字玉溪，共育有二子：长子名施大宣，即施琅的父亲，次子施大X（上宀下奂）。施大宣，字应敕，号达一，生有三子。长子施肇科，字枢侯，早年亡故；次子施琅，字尊侯；三子施显，字安侯，小施琅三岁，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　　　　
　　　　祖父在世时，家境颇为殷实。施一举秉承了闽南人广行善事的美德，一生乐善好义，远近颇有美传。明朝末年，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肆行抢掠，匪患不断。海边常有尸首漂浮，因浸泡太久，腐烂不堪。施一举时常出钱雇请众人打捞并掩埋这些异乡客。海滨沙土松软，为防野狗把尸首拖出来，他还常常设法加固这些墓地。为此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记》中赞叹施一举道：“其泽及枯骨如此，则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明万历年间，晋江地区闹灾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