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世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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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选择，允许他们更多地使用“一元”方法，而停止使用“一百元”方案，
他们就可以节省好多的钱。这样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激励。随之而来的好处是，
可以在不同层次上降低所有减少污染的成本。降低成本，意味着降低政治上的阻
力，还意味着，可以消除在行使法规时不可避免的产生的诸多不正常的案例，诸
如要付出昂贵的政治代价的案例。“气层是使之成为可行的框架。最基本的想法
是，想像有一个笼罩在工厂之上的气层。在气层范围之内，工程师必须根据法规
限制废气排放总量。然而，他们可以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向政府提出建议，在其内
部污染源之间进行调节抵消，只要最终达到政府要求的清洁标准就行。省下的钱
都归他们自己。气层并非一个新概念。经济学家就其益处已经争论多年了，但争
论一直停留在理论上。○101977年，当33岁的德雷顿到环保署就职时，他使它成
为现实。”我来到环保署时怀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环境是建立在一
个政治上有缺陷而且日益衰败的基础之上的，“他解释说，”我在俄亥俄、康涅
狄格和纽约市都经历过‘环境反应’，这些地区都是在采取守势而而缺乏强有力
的推进。如果在基础的政治平衡上不能有所改变，而减少污染的成本不断增加的
话，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将是，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污染的威胁。“根据德雷顿
的看法，要改变政治动态的关键是，使企业认识到，与污染做斗争，比与环保署
做斗争更有吸引力。方法之一是，给工厂的管理者与工程师——他们处于开发新
的控制污染技术的一线位置——提供经济上的诱因。”前气层“的管理制度不仅
没有制造这样的诱因，还制造了负面的诱因。”工业企业家最不愿见到的事就是，
有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好的方法来控制污染，因为，根据法规，他们就得掏钱去
实施它。“德雷顿解释说。气层不必局限于一家工厂。根据污染性物质的自然沉
降分布，一个气层可以包含一个州、一个国家，甚或是全世界的所有工厂。温室
效应需要在全球水平加以控制，因之需要一种体制，来鼓励人们在地球上的任何
地方寻找减少温室气体的机会：比如说，允许俄亥俄的一个公司去清理加尔各答
的一个烟气弥漫的工厂，或是保护洪都拉斯的一个森林来作为交换，而不必在俄
亥俄老家去做一件可能要花费十倍而意义并不那么重要的事。德雷顿相信，这一
体制，是可以使得市场按其规律自由运作的坚实框架。实施气层规划牵涉到许多
障碍。首先，必须把这个想法推销出去。许多环保主义者断然反对利用市场机制
来达到公共政策的目的。强硬派认为政府不应该考虑控制污染的花费。○11环保
署的做空气污染规划的许多人，都把气层看作对大企业的一种屈服。一些执法人
员则认为它对预算是一种威胁。然而，在1979年，气层与污染贸易被纳入美国的
环保政策。布赖恩？J　？库克在其《官僚政治与制度改革：环保署与排放物交易
》一书中，编年记述了这场战役，详细评述了德雷顿如何通过他的执著与顽强精
神，招募同盟者的能力，对细节的出色把握，使气层规划获得了胜利，终于将其
纳入机构体系，改变了环保署的运作方式，使他”不可撼动的“理想获得了一个
立足点。○12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1981年1　月，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后，
德雷顿离开了环保署。那年8　月，参院环境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还有管
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一位共和党官员，和环保署人事部门的一位雇员，在私下通报
他，里根政府计划毁掉环保署。里根政府已经提出，在20个月的时间里将环保署
的预算削减三分之二，里根任命的新的环保署长安妮？戈萨奇还计划进行人事变
动，将环保署80％　的雇员解雇，降级，降职，或者调任，这将毁掉该机构卓有成
效的经验与关系的网络。○13这些细节都埋藏在那位参议员洩露给德雷顿的一份
3000页的预算计划，和德雷顿从人事部门掌握的成箱的档案中。德雷顿曾在环保
署掌管计划，当过预算总管，他理解里根政府计划的含义。”他们是要从根本上
拆毁关键的决策程序，他们在政策方面不可能获胜，于是他们就要毁掉那个机构。
这是很聪明的反击。如果你没有机构来行使政策法规的话，政策法规也就没有意
义了。“恰在环保署需要更多的预算来执行它的计划时，预算被削减了。20世纪
七十年代末期，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处置有毒污染物的环境法规，环保署的工
作负担实际上增加了一倍。然而，在戈萨奇的领导之下，该署的工作环境变得非
常郁闷，工作人员的年流失率高达32％。○14”我坐在那儿琢磨着所有这些信息，
“德雷顿回忆说，”我不喜欢冲突。为捍卫什么而斗争并不能使我冲动起来。我
喜欢建立起一些东西来，我职业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建立市、州与
联邦政府的各级环保机构。而他们正在做的事实在是不合道理，是完全错误的。
“他与纽约时报的记者菲利普？沙别科夫取得了联系。沙别科夫写了一篇头版报
道。○15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做出反响，也刊出一篇自己的头版报道。○16
于是，球滚动起来了。然后，德雷顿建立了一个名为”拯救环保署“的组织，并
开始建立起一个环境管理者的互助网络。他建立起一个同业检视事实委员会，很
快，该委员会就提出证据：由司法部强制实施的案件已大大减少，自愿遵守法规
的比率也在降低——这二者都表明，预算削减正在以环境付出代价。有影响力的
新闻宣传并不能改变预算削减的长期影响。但是德雷顿提出一个有力的分析报告
显示，到1990年，削减预算会使美国人遭受的有毒污染达到当时的两倍。○17在
1981年8　月，他每天花上6　个小时，打电话将这个报告宣讲给编辑记者和环保主
义者们，鼓动全国的报纸杂志写文章和社论。他甚至使诸如《化学周刊》这样的
权威行业杂志认识到了威胁的存在，按照他的论点：在执法部门缺失的情况下，
蔑视环保法规的公司会比那些诚信遵守法规的公司更有竞争优势。这会导致工业
污染的加剧，以及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德雷顿还警告说，里根和
戈萨奇的规划，会导致在未来行政体系之下的环保署强劲地后摆”，与企业的关
系更为刻板与敌对。○18他汇集了“拯救环保署”的分析资料，递交给国会山的
民主党人，并附有如何发掘里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弱点的策略简报。那年10月，
国会匆忙召开了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听证会。随后，在1982年1　月，当国会再次
召开会议时，“拯救环保署”采取了攻势。“我们发动了为时一周的‘让我们来
揭穿他们的信用’的舆论攻势”德雷顿回忆说，他们策划好了，由美国广播公司
做新闻揭露。德雷顿会晤了加里？特鲁德，喜剧连载漫画《杜恩斯比里》整周的
主题都是关于环保署的破坏。德雷顿还会晤了1973年至1977年任环保署署长的拉
塞尔？特雷恩，德雷顿给他看了被排挤出该署的人名单。特雷恩为《华盛顿邮报
》写了登在头版头条的专栏文章，大标题为：“环保署之破坏”。○19“那是转
机的一周，”德雷顿回忆说，“公众舆论开始转向对我们有利。自那以后，公众
普遍的感觉是，确实有一件很坏的并且可能是不合法的事正在发生着。”


第四章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6）


德雷顿记得，在一次秘密的早餐会晤时，里根的一个顾问向他吐露了心里话：
“政客们根本不关心环境。但是他们并不反对那件事。他们只是想在政治上获胜。
所以你就必须让他们能看清楚：这会使他们在政治上很受折磨，直到他们罢手。”
德雷顿采纳了这个建议。在随后的3　年里，每当政府公布它的预算计划，“拯救
环保署”就对它全力出击：预先搞到预算数字，分析其对环境的影响，并传递给
新闻媒体。终于，参院停止削减环保署的预算了。与此同时，国会在该署内发现
了严重的渎职行为，戈萨奇被迫辞职。然而，这肯定算不得胜利：环保署已经失
去了三分之一的资金（在老布什任总统期间得到了部分恢复）。“他们造成了巨
大的破坏。”德雷顿说。“但是，情况本来可能要糟得多呢。”到20世纪九十年
代末期，据报道，199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中的排放物交易法规，使造成酸雨
的硫二氧化物污染大大减轻。○20到1997年，排放物交易成为京都议定书的要点
之一，京都议定书是针对全球环境威胁的首要国际性框架协定。○21　2003　年7
月，欧洲议会同意开创第一个全球性排放物交易市场，利用它来限制一万个公司
的硫二氧化排放物（欧盟国家46％　的散发物源自这些公司）。该市场将于2005年
1　月开始运作，它是欧盟为履行根据京都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而采取的最重要的
策略。京都议定书的义务包括，到2010年，比1990年的有害排放物水平降低8％。　，
排放物交易市场会使达到这一目标的成本预计减少35％。○22“彼尔25年前倡导的
那些想法，曾被环保运动看做是彻底屈服的那些东西，今天被几乎所有人鼓吹为
控制污染的最佳方法，”曾与德雷顿在环保署共事，并曾任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
者保护局局长的朱迪？伯恩斯坦说，“彼尔是一种非常非常意味深长的力量，促
使政府为完成环保使命而变革。”我见到德雷顿以后，开始研究气层与排放物交
易。我查阅报刊杂志，并在互联网上搜寻。我发现了有关那一主题的成百上千条
报道与文章，但是很少提及是德雷顿最先示范并推广那一想法的。可以轻松地做
出结论：排放物交易的想法现在是“时机成熟”了。但没有任何痕迹显示出，曾
有一个具有超凡的决心与创造力的人，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第五章你算是个什么母亲？（1　）


——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塞凯尔斯：帮助残疾人生活伊丽莎白？塞凯尔斯在儿子
蒂博尔1976年3　月出生后3　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夜里勉强才能睡上两个小时，蒂
博尔的哭声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它不像是一个婴儿发出的声音，而像是来自另一
个世界。塞凯尔斯多次带蒂博尔去医院检查，但直到他将近两岁，她才得知，他
的大脑和身体有残疾。后来做出的诊断是小脑畸形，头部异常的小，并有严重的
智障。医生们怀疑蒂博尔是否能活到四岁。随着蒂博尔长大，越来越可以看清楚，
他根本不会说话。夜里，塞凯尔斯需要不断地摇他，一停下来他就尖叫。“我感
到筋疲力尽。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承受得了，”她回忆说，“在诊断之后的3　年
时间里，我的生活充满了麻木与恐惧。”她的婚姻也开始恶化，她丈夫为蒂博尔
感到丢脸。她的父母与公婆也没有给她什么支持。所有的人都建议，把蒂博尔安
置在一个机构里，这对于塞凯尔斯来说是最好的决定。一个有魅力、有学识的女
人，为了照顾一个“畸形”的孩子，牺牲她的事业和生活，是太愚蠢了。为了寻
求帮助，塞凯尔斯去了布达佩斯的许多医院和政府机关。每次，当医生们对蒂博
尔做完检查，或是彼此讨论时，他们就会让塞凯尔斯去外面等着。当她要求看蒂
博尔的检验报告时，医生们会说：“如果需要你知道的话，我们会告诉你的。”
有一次，她想把蒂博尔放在一个托儿所里呆几个小时，因为他没有受过上卫生间
的训练，她受到了看护的厉声训斥，“你算是个什么母亲呀？”1982年，蒂博尔
6　岁了，塞凯尔斯感到，自己心里有了一种变化。她开始相信，他会活过童年的。
于是，先前那种麻木减少了，她开始更深地去思考他的残疾意味着什么。她想起
了她的祖母，一个快活可爱的女人，她自幼失明，但掌管了一个挺大的合作企业。
她小时常和祖母一起在花园中干活，她从来没意识到祖母是有残疾的人。“我开
始仔细思考，蒂博尔的残疾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一天，我拿了一张纸，
画了一个两栏的表格。”在左边的栏目里，她列出了蒂博尔永远不能做的事。在
右边的栏目里，她将其与一个正常人的状况加以比较。在左边的栏目里，她写道，
“他永远不会结婚”，在这句话右边写下了，“好多人永远不结婚”；下面一行，
在左边的栏目里她写道，“他永远学不会做饭”，然后是“许多人永远学不会做
饭”；接着是，“他永远学不会洗衣服”，在那旁边是“社会上许多人不自己洗
衣服”。“这之后我开始认识到，残疾人与非残疾人在质量上没有什么差异，而
是在数量方面有差异。与正常人相比，残疾人只是在生活中有更多一些做不到的
事情。”塞凯尔斯圆脸盘，大骨架，举止优美，她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很谨慎。她
不爱笑，但她关切的目光流露出丰富的同情心。在蒂博尔出生以前，她多年的梦
想是，开办一个有啤酒花园的宾馆，能让旅人感到自在得像在家里一样。蒂博尔
6　岁以后，她开始梦想创建一个能让他感到自在的地方。在匈牙利是没有任何东
西提供给一个残疾儿童的。对于有严重残疾的人的惯例解决方法是，送到福利机
构里度过一生。“我知道，我得靠自己来创造一个让我的孩子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塞凯尔斯告诉我说，“一个在社会上属于他的地方。”她所做到的不仅于此。其
后多年间，她创建了一个由匈牙利各地21个中心构成的网络，向六百多个严重残
疾的人提供职业培训，工作机会，和生活上的帮助。她所创建的设施动摇了现存
的智力保健与残障机构，并向这一领域中的传统做法提出了挑战。2000年10月，
我访问了皮里什红堡社会之家，那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