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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补偿的思考-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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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补偿的思考》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了。作为笔者来说，多少有些无法掩盖的踌躇，因为写这本书的原意是向日本的读者说明这样的实际情况：尽管日本战败已经过了５０多年，然而日本在追究战争责任和进行战争赔偿方面做得极其不充分，呼吁日本予以实施。同时，尽管本书出版已６年，但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情况毫无进展，这也是形成上述踌躇的原因之一。　　　　
　　　　笔者出生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５日，也就是日本战败的那一年。童年在学校里学习的战争历史净是同英、美进行的战争，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开始的所谓“太平洋战争”，而完全没有同亚洲国家进行战争的观点。虽然谈到了战争的悲惨，但是却没有区别受害与加害，自然没有谈到日本和日本民众的加害责任。　　　　
　　　　１９８９年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等亚洲国家各地人士向日本政府或企业提出了战争赔偿的要求，我们才注意到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的“柳条湖事件”开始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不，还有在此以前就已存在的（日本）对台湾和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问题。　　　　
　　　　如果这本小册子对于促进日中两国国民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取得共识，加深相互之间的友好有所作用的话，那么，作为笔者来说，感到无上欣慰。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日不完善的战后处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我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失败，制定了以人权和非军事作为基本理念的和平宪法，迈开了新步伐。到１９９５年将满５０年，经过了战后的半个世纪。从５０年这一漫长的岁月来看，再称之为“战后”，也许已不合适了。　　　　
　　　　然而，在即将迎来战后５０年的今天，亚洲各地向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提出战后补偿的要求。要求补偿的内容多种多样，诸如屠杀居民、“随军慰安妇”、抓劳工强制劳动以及军票损失，等等。这些要求的特征是，并非国家对国家提出的，而是受害者本人或他们的遗族直接向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提出的。　　　　
　　　　为什么在战后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战争受害者或他们的遗族提出战后补偿的要求呢？日本迄今对由于战争而蒙受损失的国家和人民是否没有进行赔偿和补偿呢？　　　　
　　　　如下所述，日本于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国之间缔结了旧金山和约，恢复了主权。在该条约中，联合国一方基本上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然而，日本并非根本没有进行战争赔偿。日本通过日韩请求权协定等双边条约，同蒙受侵略战争灾难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分别签订了初步的赔偿协定。但是这些协定的内容是极其不充分的，而且并非向受害的百姓直接支付赔偿。这部分赔偿往往有利于支持当地的独裁政权，或者将其中的一部分回流到日本保守政界，等等，包含着一些很大的问题。　　　　
　　　　这一点同“盟国”德国进行的战争赔偿、补偿相比较，差别是很明显的。仅从目前的情况进行比较，两国在赔偿金额方面就是一万亿日元与七万亿日元之差，而且德国仍在继续进行补偿之中。日德之间的差别，并非单纯补偿额多少的问题，在历史教育等方面，在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亚洲人的警惕性

　　　　日本以如此不充分的战争赔偿和补偿了事，为何成为可能呢？那是因为以美苏为两轴的冷战结构的形成，对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冷战结构存在的过程中，日本由于躲进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巧妙地逃过了这场战争赔偿和补偿。进而，同德国相比较，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日本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很悬殊。　　　　
　　　　然而，日本以如此不充分的战争赔偿和补偿草草了事，却在亚洲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日本人狡猾”、“日本人不作反省”等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尤其是韩国和朝鲜，作为殖民地，长达３６年置于日本的统治下，遭受“改姓异名”抹杀文化等，这种不信任感则更为强烈。每当有事时，这种反日情绪就迸发出来。在韩国，日本电影直到今天仍然被禁映。　　　　
　　　　其他亚洲国家也不例外。以足球迷而知名的漫画家望月三起也氏在《每日新闻》星期日版上，写过一篇以“啦啦队也要拼命”为题的有趣的随笔。　　　　
　　　　“……听说，在东南亚至今一看到太阳旗立刻就会联想起过去日本的坏形象，这种现象称之为‘太阳旗反应’。因此，四年前，我去香港参观Ｗ杯预选赛时，坐在周围的当地球迷们把吃剩的鸡骨头、收音机的废电池等物品向日本的啦啦队投去。当时，协会提醒大家，‘尽量少挥动（日本）国旗’。比赛结束后，对方失败，当地的球迷包围了日本的啦啦队达一小时，几乎发生暴动，以致出动机动队把他们救出，甚至一直保护到轮渡码头。这是真事……（略）啦啦队到东南亚去助威，既花钱又冒险。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能当啦啦队的……（略）我真希望能自由又放心地挥动太阳旗的时代早日来临。”（１９９４４２４）　　　　
　　　　战时，日军以切断重庆蒋介石政府的补给线即所谓的“援蒋路线”为藉口，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杀害了大量华侨。在这些国家，至今对日本的反感和警惕依然很强烈。不久前，第二届联合政权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中国方面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后辞了职。当时的国务大臣奥野（诚亮）、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等日本内阁成员多次作了缺乏历史认识的发言。耳闻目睹这一切，我觉得亚洲人对日本抱有警惕是有其理由的。　　　　
　　　　为何今天要进行战后的补偿　　　　
　　　　虽说日本的战争赔偿·补偿进行得很不充分，但在迎来战后５０年的今天，为什么依然遗留了战后补偿这一问题。这是由于冷战结构崩溃的缘故吗？在冷战结构业已崩溃的今天，应该重新研究冷战条件下被封锁起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对草草了事的日本提出战争赔偿和补偿要求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亚洲各国的民主化以及民众力量的加强所产生的影响也很大。遭受日本侵略战争灾难的亚洲人，原来并不是没有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也并非没有提出战争赔偿和补偿要求的呼声。但是，往往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国家把这种战争赔偿和补偿问题作为外交上的一张牌来使用，取决于国际形势如何。有时，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而抑制战争直接受害者——民众的呼声。亚洲各国民主化的发展，导致战争受害者或他们的遗族再次加大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和补偿的呼声。　　　　
　　　　不久前，海湾战争发生时，日本按照美国的要求轻易地支付了１３０亿美元的巨额经费（按当时的兑换率换算，约为１７０００亿日元）；在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名义下派遣自卫队前往柬埔寨，从而使日本国内围绕着自卫队派兵出国问题修改宪法的议论变得活跃起来。再追溯到过去，还有１９８２年的教科书问题，当时在高中社会科的教科书中把对亚洲的侵略改写为“进入”，使这一事实表面化。这些事情加速了这种倾向，出现了“日本已成为经济大国，所以，应该进行战争赔偿”、“日本是否不作反省？”、“日本是否正在想从经济大国迈向军事大国”等呼声。　　　　
　　　　本书从正面针对日本侵略战争使亚洲人所遭受的损失，重新研究战争赔偿和补偿问题，找出问题的所在，研究必须怎样做才能克服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作业才能实现同亚洲人之间的和解。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侵略“满洲”的开始

　　　　在思考战后补偿问题时，我们首先以此为前提，要回顾一下长达１５年之久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是如何走向战争的，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以中国军队在满洲（东北地区）的柳条湖附近地区炸坏南满铁路为藉口，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这条铁路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取得的权益，成了日本侵略大陆的关键。它被称为“满洲事变”。这次炸毁铁路和１９２８年关东军河本大佐炸死北洋军阀之雄张作霖事件一样，是日本的谋略所致。　　　　
　　　　日后，作为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外相，签订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之后，奔向同美、英进行战争的原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早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３日第５９届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便叫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同年９月发生的“满洲事变”造舆论。事变发生仅几个月内，日军就控制了整个满洲。１９３２年３月成立“满洲国”，其行政中枢全部由日本人顾问团占居，故被称作傀儡政权。　　　　
　　　　满洲国的建立，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国联派遣以英国的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即所谓李顿调查团）进行调查。　　　　
　　　　李顿调查团断定这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提出了不予承认的调查报告。日本受到国联的严厉批判，遂于１９３３年３月退出国联。　　　　
　　　　日军就这样把中国东北的满洲分离出去，使之“独立”，并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尔后又巧妙地利用中国国内的军阀割据状态，逐步派兵南下，把手伸向华北。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又在河北省建立傀儡政府——冀东政权，１９３６年５月派遣一个营的兵力常驻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地区。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日中全面战争的展开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晚，不知什么人向卢沟桥附近日军演习场发射了几颗子弹，以此为契机，开始爆发了全面的日中战争即所谓“支那事变”。关于这次卢沟桥的开枪事件，也有人认为，它和柳条湖事件一样，可能是日军的谋略，但其真相至今尚未判明。即使假设是中方开的枪，按说日军在别国大城市附近举行夜间军事演习的挑衅态度，才是问题的所在。　　　　
　　　　重要的是，日军以卢沟桥事件为藉口，一举扩大为日中全面战争。７月２８日日军首次动员了日俄战争以来所谓三个师的兵力。　　　　
　　　　至８月１３日，战火蔓延到华中地区的上海。对于抗议日军暴行的上海市民，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出动。８月１５日，近卫内阁发表了“膺惩支那军暴行，敦促南京政府反省”的出兵宣言。　　　　
　　　　与之相对应，南京的蒋介石政府也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尔后，战火扩大到内蒙、华北和上海一带等地，从而掀起了日中全面战争。　　　　
　　　　１２月１３日，日军侵入南京城内，蒋介石政府逃往内地重庆，发表了彻底抗战的宣言。侵入南京的日军，苦于如何处理未逃走的俘虏，而将他们杀害，并奸杀妇女。受害人数达１０万，又说３０万人，被称之为“南京大屠杀”。　　　　
　　　　陷入泥坑的战局　　　　
　　　　从此扩大为日中全面战争。日本政府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于１９３７年９月把这场战争命名为“支那事变”。　　　　
　　　　日本政府没有宣战的最大理由在于：日本担心，如果宣战，就要接受适用于战时的国际法规，则难以从美、英等国进口军需物资。　　　　
　　　　随着战局的扩大，日本国内的国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国内逐步加强了管制。首先，从１９３７年９月开始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同年１０月，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发表了取消罢工宣言。同时成立了旨在策划战时物资生产与分配的经济参谋总部——企画院。１９３８年４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政府用敕令（注文：敕令指日本天皇的命令——译注）对劳务、物资、资金、设施、物价乃至出版等进行管制。　　　　
　　　　在这种情况下，无限制地扩大中国大陆的战线，日军日益陷入泥坑之中，正如歌词所唱的那样“到处都是泥泞，三天两夜无饭吃，钢盔顶风冒雨……”。（引自《讨匪行》）　　　　
　　　　１９３８年１月，近卫内阁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自绝和平道路，而强行在徐州、武汉和广东作战，企图通过决战歼灭蒋介石军队。但是这一捕捉作战并未获得成功。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是至此已达到极限。从这里再进攻重庆则必须越过重重高山，同时已没有进攻重庆的兵力。　　　　
　　　　日军已将２２个师７０万人的兵力投入了中国战线，国内只剩下一个近卫师。由于战争的持久，增加了军需物资的进口。这又使国际收支迅速恶化。后来，海军航空兵虽对重庆进行了战略轰炸，但是陆军在占领的地区内仅确保点与线，已经处于难以应付的状态了。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内阁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声明，呼吁重庆的蒋介石政权断绝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放弃抗日政策，由日（本）、满（洲）、中（国）三方建立东亚新秩序。不消说，蒋介石是不会响应的。其目标是瞄准蒋介石政权的二号人物——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汪兆铭即汪精卫——译注）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兆铭逃离重庆，前往河内，同日军进行了接触。日军于１９４０年３月建立了以汪兆铭为首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是，汪没有得到决心抗日的中国民众的支持。今天，他的名字已成为汉奸的代名词。（二）扩大成亚洲·太平洋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让我们的目光再转向欧洲。在德国，希特勒率领的国家社会党——纳粹于１９３３年已取得政权，提出了建立“欧洲新秩序”的口号，开始向周围国家进行侵略。另一方面，在德国国内，从雅里安人种优越的观念出发对犹太人等进行种族压迫。　　　　
　　　　１９３８年３月，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同年９月在慕尼黑会议上，迫使对德采取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内阁等人作出让步，承认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日军在注视着欧洲形势变化的同时，为了控制对重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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