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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补偿的思考-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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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歪曲事实等问题的影片。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对“亚洲·太平洋战争”认识不足
对亚洲战争赔偿问题搁置不理，或许是因为我们本身对１５年战争只认识到它是与美国进行的战争，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场与亚洲进行战争的缘故吧。
每年临近１２月８日时，新闻媒体都报道袭击珍珠港事件，称１２月８日这一天是“开战纪念日。”
然而，战争并不是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开始的，而是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发生柳条湖事件即“满洲事变”时开始的（当然，在这之前日本对台湾、朝鲜进行殖民地统治的违法性也绝不能忽视）。我们绝不能忘记，１５年战争不是太平洋战争，而是“亚洲·太平洋战争”。
以前，因为我们把１５年战争看作为太平洋战争，所以一直错误地认为，“日本军部轻率地与具有强大工业能力的美国开战，结果失败了。（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人也是受害者。败于美国之后，美国为（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拥有世界上这部独一无二的和平宪法的日本，因此被免除了战争责任，日本已是和平国家了”（由宪法第９条而来的战争责任免除论）。而且还认为，面向未来，我们“决心不会因政府的行为再次发生战争惨祸”（宪法前言）就足够了。
日本国宪法持有的和平主义和放弃战争的基本理念是领先于世界的，正是由于这种和平主义理念的制约，日本不出口武器，在军事大国化方面也有一定限制。世界各地军事冲突正在扩大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有人通过生产和销售武器，从中牟取暴利。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宪法所具有的和平主义、放弃战争理念这些积极的方面。
可是，由于宪法第９条使天皇制继续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它对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发挥“避雷针”作用，我们应当看到这一历史事实。当我们真正实践宪法的理念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与天皇制发生对峙。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亚洲的民主化与战争补偿
日本的战后补偿与德国相比，做得很不充分。这也与战后亚洲各国忙于本国国内事务有着很大关系。例如，中国曾发生国共内战，朝鲜半岛曾发生朝鲜战争（从这种角度上看，可以说，亚洲不仅局限于冷战，还曾经发生“热战”）由于这些缘故，亚洲各国顾不上向日本要求战争补偿。
尽管如此，各国国内并非不存在要求日本战后补偿的呼声，但都被各国政府、以及考虑远东战略的美国压下去了（现在韩国、中国及其他国家出现的民主化运动与那些战后补偿要求不无关系）。
关于这一点，法国、波兰、犹太人团体等都对德国提出过严厉批评。如果不认真解决战争责任问题，那么，德国这个国家就很难在欧洲立足。起初，西德延长了对纳粹战争罪犯追究的时效，而后来干脆取消了。其原因是周边各国都完成时效后，逃到南美等的纳粹战犯又重新回到德国，从而产生了危机感，这才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起诉。（二）从纪念馆和纪念碑
看日本与德国的不同沃斯纪念·教育馆——正视历史的场所
日本的战后补偿与曾是“盟国”的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如上所述，这一点仅从两国支付于赔偿、补偿的具体金额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然而，两者的不同不仅仅在于补偿金额的多少。日本与德国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访问了德国，参观了柏林郊外的沃斯纪念·教育馆、萨克森霍尔森集中营旧址和路德维希堡“纳粹罪行追究中心”等。
沃斯纪念·教育馆，是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以国家保安部部长莱茵赫尔特·海德里（Ｓ·Ｓ上将）等为核心，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召集纳粹党卫军和各部厅等实务级官员讨论“灭绝”的具体措施，召开所谓“沃斯会议”的地方。建筑物的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１９４２年１月，曾在这座建筑物里召开了臭名昭著的沃斯会议。让我们悼念那些被纳粹的暴力统治夺去生命的犹太同胞们吧”。
纪念·教育馆通过图片等形式清晰地展示了纳粹自１９３３年取得政权到德国战败期间实施屠杀、灭绝犹太人计划的历史。参加这次会议并把会议内容整理成议事记录的是逃亡到南美后被捕，在以色列被处极刑的艾希曼。在当年开会的房间里，展示着参加会议者的照片、简历以及艾希曼亲笔记下的议事录。
馆内的桌子上摆放着厚厚两本黑色封皮的书，那是受害犹太人名单。名单上记载着受害者们的出生日期和地点、籍贯、遇害日期和地点等。
进入展室后，最先映入眼帘的是１９３３年纳粹党在柏林格伦沃尔德体育场举行大会的照片。挤满体育场的群众正在把右手伸向斜前方致纳粹式敬礼。照片下面的解说词写道：“今天唤起了新的信仰，要用血的神话、用鲜血保卫人们神圣本质的信仰。”接下来是迫害犹太教和犹太人的照片。
有一张照片题为“１９３３年，ＳＡ的恐怖·柏林”，一个正在行走的犹太老律师脖子上挂着“我不再向警察诉苦”的牌子。据说这张照片当时作为迫害犹太人的事例公布于世。另外，还有为“肃清非德意志精神”焚书的照片，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９日在柏林奥拉宁堡大街烧毁、破坏犹太教堂、犹太人商店的所谓“水晶之夜”的照片等。
到１９４３年，纳粹创建了“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当然，纳粹并不是把所有犹太人全部都送进毒气室，而是把可以当劳动力使用的人送进了军工厂等处劳动，把丧失劳动能力的病人、老人、孩子等首先送进毒气室加以杀害。反映这些史实的是正在挑选、决定把不同的犹太人分别送往毒气室和让他们留下来强行劳动时的照片，也有用人体做实验的照片。最后展示的是，德国的战败，犹太人从“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获得解放，病弱体衰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群以及戈林等受审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等照片。
在展室里还张贴着阿尔弗莱特·德布林的一段话：“有两种罪。一种是按计划实施的罪；另一种是使犯罪成为可能的容许罪。这两种犯罪都不是我们所希望、所了解的。但是，要不要希望，要不要了解，完全是我们本身的问题。”
据说，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环，德国高级中学的青少年们经常来沃斯纪念·教育馆受教育，以正视自己国家的现代史。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萨克森霍尔森集中营
从正视现代史的角度出发，保留侵略、迫害他人的“现场”具有重要意义。
在战争期间，纳粹在国内和占领地区建立了３０多个集中营。萨克森霍尔森集中营是其中的一个。在宽敞的原集中营旧址内，还残留着当时的阴影。比如，集体屠杀用的毒气室、用活人做实验用的部分手术室、绞首柱等都依旧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当身处这样的“现场”时，给人一种图片展览无法比拟的感染力，当时发生的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集中营入口处是铁制的大门，铁门上铸着：“ＡＲＢＥＩＴ ＭＡＣＨＴ ＦＲＥＩ”（劳动是通往自由之路）几个大字口号。应该怎样理解这一口号与大屠杀的关系呢？我甚至觉得，肩负今后要把这样的屠杀“现场”继续保存下去的任务的德国国民真是不容易，也切实体会到日本与德国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于是，我不由得想起以往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带着“花冈事件”受害者遗族去花冈旧址时，有一位遗族看到收容和强迫中国人劳动的中山寮已被淹没在矿泥水库底下，连一点儿踪影也没留下的现实后，马上发出了责问。另外，我还感到日本和德国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德国如果不那样做，就得不到欧洲各国的谅解。如果不彻底清算纳粹罪犯，战后的德国这个国家也许就不能在欧洲生存。
战后的德国面对过去的罪行，一方面与普通国家一样，努力追求生活的富裕、社会的稳定以及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断清算德国的犯罪事实，（三岛宪一著《战后的德国》，岩波新书）。由于遭到国内和法国、波兰等国的严厉批评，促使西德认真解决战后补偿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潮流的延长线上，产生了勃兰特总理的东方外交（７０年代），以及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深受感动的魏茨泽克总统的演讲“荒野的４０年”（１９８５年）。
制止纳粹复活是个现实问题
近年来，德国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即新纳粹分子经常袭击土耳其系居民等。
沃斯纪念·教育馆出口处的最后展品为一张６０年代的照片，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犹太人牺牲者墓碑上被乱涂着的纳粹标志字。另外，还有两处令人难忘，一处是纪念·教育馆附近房屋门柱上，乱涂着一个用红漆描着的五角星，星的下面写着“☆ＡＲＭ！（意为贫穷的犹太人）”。另一处是１９９２年萨克森霍尔森集中营的一角，曾被新纳粹分子放火烧毁，这一部分直到现在仍然禁止入内。不过，在德国，这类新纳粹活动一旦出现，马上就会有二三十万人组织起来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而且总统等政府高级官员也会参加进来，号召人们反对新纳粹分子。
前些时期，在日本，永野法务大臣发表“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言论后，立刻受到国内外严厉谴责，被迫辞职下台。在德国，右翼分子也有“屠杀犹太人是不存在的”，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谎言》的论调。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０日，德国联邦议会决定修改刑法草案，其内容包括，如果有人说纳粹屠杀犹太人是虚构的，则将以犯罪论处，可判处３年以下监禁。同时还禁止使用纳粹标记字符号。
用刑法惩罚歪曲历史者这种方式令人吃惊，我想它本身好不好，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德国采取如此严肃态度的原因，如上所述，既有邻国严厉批评的因素，也有该国与意大利、日本的不同因素。战后德国还深刻地反省并认识到纳粹法西斯是从魏玛共和国这一民主主义制度中产生的。
１９２３年，希特勒在慕尼黑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不久他出狱后声称要打破凡尔赛体制，赢得了德国国民的支持。在１９３２年底大选时，纳粹一跃成为第一大党，１９３３年取得政权。
在意大利，１９２２年墨索里尼率领黑衫党进入罗马，发生政变后法西斯上台。而日本是以军部独立的统帅权为后盾，攻击政党内阁，建立了天皇制的法西斯国家。这些对战后两国的情况都产生了影响。
德国把制止纳粹复活作为现实问题，而认真加以对待。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殉国七士墓”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日本的战争纪念馆是什么样的呢？以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为代表，纪念馆里记载着受害的历史，却似乎没有记载加害的历史。不仅如此，在日本，肯定那场战争的纪念碑等倒是很多，真是令人感到吃惊。
中部地区有一个小镇——爱知县蒲郡市，在它的西边有一座小山叫三根山，与其说是山，不如称它为山丘更合适。取名三根山是因为它横跨宝饭郡、额田郡和幡豆郡三个郡。在三根山山顶处（公有地）有座墓叫“殉国七士墓”。
所谓“殉国七士”，是指日本战败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处决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７人。这座“殉国七士墓”是东京审判时的律师三文字正平等人于１９６０年修建的，坟墓规模相当大，中间堆起一个大坟堆，周围是石头砌的坚固而宽敞的底座，花岗石碑上刻着“殉国七士墓”的字样。墓前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介绍了修建此墓的由来。大致内容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７人，在太平洋战争战败后，在东京审判中以“破坏和平罪”被判处极刑。这是按照胜利者的逻辑判决的，是不公正的。由于他们７位被处极刑，奠定了这个国家的和平基础。我们绝不能忘记，今天的和平是建立在他们７位的牺牲之上的。
真是堂而皇之。这些说明词还动用了“事后法判决”、“按胜利者的逻辑判决的”当理论武器。该墓没有建在日本的中央地区而只是建在中部地区偏僻乡下小镇边，从这一点来看带有秘密性质，而从它的规模来看，却又是在公开的肯定日本侵略东亚的历史，并批判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
近来，那里又新建一座石碑，碑上刻着日、德、意三国结盟时期（日本）驻德大使、在东京法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大岛浩悼念和歌颂被处决７人的汉诗。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的确，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有不足之处，也存在着曾对亚洲进行过殖民统治的欧美列强是否真有审判日本侵略者资格的根本性问题。并且，也有不少人对个别案例持怀疑态度。比如，对前首相广田弘毅被判处死刑等。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免除追究日本的侵略责任。在考虑战争责任问题时，首先不应忘记最大受害者亚洲人的视点。“殉国七士墓”对造成亚洲死亡２０００万人以上、日本３００万人死亡的这场１５年战争毫无反省之意，反倒是在宣扬一种堪称为“国士论”的逻辑——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７人为日本、为天皇捐躯而被处刑。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才叫作“殉国七士墓”。
石碑前还有一座由演员鹤田浩二、横纲北湖、歌手艾·乔治等“名人”联合签名的大石碑，似乎在守卫这座墓。附近还有一排排刻着“陆军部队、“海军部队”之类石碑，它们好像作为随从时刻都在守护着中央的“殉国七士墓”。这些石碑还在逐年增加。１９８４年，在墓地的入口处，又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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