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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补偿的思考-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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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是军用铁路，从日内瓦条约的宗旨来看，使用盟国的俘虏修建这一铁路，显然是违反该条约的。
被迫从事泰缅铁路工程劳动的盟国俘虏有英国人、荷兰人、印度人和澳大利亚人等，共约６５０００人。亚洲劳工（被称为“劳务者”）有马来人、泰国人、缅甸人等，据说共约３０万人。亚洲劳工的准确人数，尚未查清楚。
劳动从日出之前至日落后，每天平均劳动达１８小时，相当严酷。拳打脚踢司空见惯。在繁重的劳动下，只供应极少的粮食。因疟疾、霍乱和赤痢等疾病而死亡的人不断出现，盟国俘虏死亡人数约达１３０００人。据说亚洲劳工（劳务者）死亡约数万人。
研究这一问题的墨尔本大学政治系教授田中和幸指出，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澳大利亚兵俘虏组，约３个人中有１人死亡，共死亡８０３１人。在欧洲的西部战线，成为德、意军俘虏的澳大利亚兵共８１８４人，其中死亡仅２６５人。将这两个数字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日军是怎样虐待俘虏的。（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５日《每日新闻晚刊》）
死亡率之高，亚洲劳工也是一样。１９９３年５月，日本律师联合会为了调查日军造成的战争灾害，派调查团前往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区。马来西亚的宗日开氏在回答调查时说，在同一列车中被抓走的７８０名劳工中，生还者只有４９人。
造成如此大量的死亡者，全是由于日军施工造成的，是因为他们以“只出现枕木数这点死者没有关系”的态度督促劳动的缘故。
拒不支付工资
再谈一下对这种劳动支付工资的问题。不向俘虏支付工资，自不待言。对于亚洲劳工，开始许诺每天５美元，但抓到劳动现场以后变成３美元，实际上发的只有１美元。
宗日开氏把被迫从事泰缅铁路工程的劳工及其遗族约３００人组织起来，要求日本政府支付欠付的工资。日本政府回答说，通过（日本）同马来西亚之间的协定，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关于虐待泰缅铁路工程中俘虏和当地居民的问题，在日本战败后的马尼拉审判中，对其负责人，作出了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判决。
在印度尼西亚，除泰缅铁路以外，在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岛上修建飞机场和港湾等军事设施，或者在开发石油资源的工程中，当地许多居民都被日军招募或抓去当劳工，从事繁重的劳动。人口稠密、有剩余劳动力的印度尼西亚，变成了日军劳动力的供应地。
因此，即使到了今天，在印度尼西亚仍有某种影响，“劳务者”（ｒｏｍｕｓｙａ）这个词汇还残留在印度尼西亚语中。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围绕“随军慰安妇”的问题
受害者们亲自出面
一谈起战后补偿问题，人们常常会反问道，是“随军慰安妇”问题吗？近二三年来，报纸、电视等提起战后的补偿问题越来越多，其契机就是“随军慰安妇”问题。军队设有“慰安所”，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的人虽然没有经历过，但也从经历过战争的人那里听说过此事。过去发表过一些以“随军慰安妇”为题材的作品，例如胜新太郎主演的影片“士兵流氓”系列、田村泰次郎著《蝗虫》等作品。非虚构作家千田夏光氏于１９７８年出版了《随军慰安妇》。（三一书房出版，后收入讲谈社文库）
１９７４年夏至年底，自称为“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蝎子·大地之獠牙”连续开展了爆炸三菱重工业公司等一系列爆炸企业的斗争。他们通过爆炸斗争申诉的是追究日本天皇和企业侵略亚洲的责任。在他们的申诉中也提到了日军把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的问题。
关于“随军慰安妇”问题，在２０多年前就已经谈论过，为什么当时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是这么大的问题来谈论呢？
那是因为战争常常伴随着屠杀、掠夺财产和奸淫妇女，所以也就被“战争一般是悲惨的”这种说法而解消了。
今天，以新的问题意识来谈论“随军慰安妇”问题是同下述情况有关。随着人权意识的高涨，战争赔偿、补偿并非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国家直接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补偿的想法业已固定下来。造成最强烈冲击的是，那些被迫充当“随军慰安妇”的受害者本人亲自出面，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补偿要求。在受害者的强烈申诉下，我们才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军事当局的直接参与
通过军方的参与和强制，在整个亚洲地区都设立了“慰安所”。筹集“随军慰安妇”，是“随军慰安妇”的一个大问题。开始时虽只是提出韩国和朝鲜的“随军慰安妇”问题，后来发现问题扩大到了中国、东南亚等日本整个占领地区，而且已查明存在着荷兰“慰安妇”等。
日军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开设，而且强抓殖民地和占领地区的妇女，迫使她们充当“随军慰安妇”。日本政府开始否认军方参与此事，辩解说，只不过是民间业者招募妇女，尾随日军后面进行营业而已。但是后来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里发现了金原节三记录的《陆军省业务日记摘要》，使这种辩解彻底破产。
根据吉见教授对“摘要”的研究，日军企图预防占领地区的性病和防止强奸，计划按照每百名士兵配一名的比例，配置“随军慰安妇”。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为了从日中战争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决心对美国开战，把战火扩大为亚洲·太平洋战争。在此之前，同年７月，日军派军医前往荷属印度支那，调查当地的卫生状况。
该调查报告说，日军占领以后，强奸事件频繁发生，估计性病将会蔓延。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建议由村长分摊任务，强行征集当地非妓女的妇女，设置“军队慰安所”。
由于查清了这一事实，日本政府在“随军慰安妇”问题上已无法否认军方的参与。于是政府又辩解说，“随军慰安妇”并非强制征集来的。然而，受害者本人、原来的“随军慰安妇”的证词证实，“慰安妇”是在日军的参与下强制征集来的。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政府不彻底的应对
１９９３年，当时的宫泽内阁听取了数名韩国原“随军慰安妇”的申述。尔后，官房长官河野发表谈话说：“当时的朝鲜半岛处于我国的统治之下，她们的招募、移动和管理都是通过欺骗或强制来进行的，全是在违反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
他还说：“我们不回避历史的这一真实，毋宁说，要将它作为历史的教训而加以正视。我们应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永远记住这一类问题，在这里再次表明坚定的决心：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尽管是不彻底的，但毕竟承认了被迫充当“随军慰安妇”的人们多数并非随意前往的，而是强制招募的。
同年８月１５日，《朝日新闻》发表题为“将战后补偿列为正面课题”的社论说：“慰安妇问题，并不限于韩国。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台湾（省）、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甚至荷兰都发出了受害者的呼声。同时，近一两年中间，对日本过去的行为，相继提出了种种补偿要求。对此，我们应加以正视。战时从中国和朝鲜半岛强抓劳工并拒付工资问题、香港的军票问题、台湾的旧军人和军属的军本邮政储蓄问题、欠发印度尼西亚的‘劳务者’及‘兵补’（注文：专为军队运输物资等的劳工——译注）工资问题……的扩展，使忽视战后补偿所欠下的账，一下子迸发出来。”社论最后说：“最重要的是经常毋忘‘历史的教训’，我们本身要坚决地讲下去。”
日中战争期间，在南京大屠杀等事件中，频繁地发生日军强奸事件；在东南亚的占领地区，特别是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地区，也在居民中发生了许多强奸事件。日本政府虽就“随军慰安妇”问题表示谢罪，但在具体补偿方面却没有迈出任何一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奴隶制部会也提出了“随军慰安妇”问题。许多受害者已经死亡，幸存者也多已高龄，希望尽快予以解决。同时，如下所述，解决的办法必须是对受害者个人直接进行谢罪，并伴以补偿。这一点必须加以注意。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七三一部队”的疑惑
被隐蔽起来的事实
１９９３年夏、秋两季，在日本国内各地举办了“７３１部队罪行展览”，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热心地前往参观。７３１部队是一支以陆军军医中将为首领的日军内负责研究细菌战的实验部队。
细菌（生物学）武器和化学武器——毒瓦斯一样，都是１９２５年的《日内瓦条约》所禁用的。日军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秘密研究细菌武器，并将它用于实践。从事细菌武器研究和实验的是总部设于哈尔滨的“关东军防疫供水总部”，后来称为“满洲第７３１部队”。７３１部队的活动显然是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参加了作战。在勇猛进军的苏军面前，关东军把日本人弃而不顾，进行撤退。其时，驻哈尔滨平房的７３１部队唯恐让世人知道他们研究细菌战和进行人体实验的秘密，将其设施和器材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先在建筑物上浇上重油，然后由工兵部队进行爆破，将被称为“圆木”的活体（注文：活体指具有生命的物体，如活着的动物、植物、人体及其组织——译注）实验用的中国俘虏全部杀死。在彻底消灭罪证之后，７３１部队人员立即开始逃跑。石井四郎部队长乘飞机，其他队员和家属乘火车向朝鲜边境南逃。
日本战败以后，美国获悉７３１部队的活动情况，却以交出研究成果为条件，不追究石井四郎等７３１部队有关者的罪责，并加以保护。这支部队的内幕就此被隐蔽起来，从未公开透露过。仅在１９４９年哈巴罗夫斯克的审判中，苏军审讯了一部分有关人员。
苏军在满洲（中国东北）逮捕了７３１部队第４部细菌制造部的川岛清等人。经审讯，了解到７３１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事实，然后通过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国际检察局要求引渡石井四郎等人，以便进行审讯。然而美国拒绝了这一要求。显而易见，７３１部队是战争犯罪者，但其行为却未受到审判。同不起诉天皇、不追究在朝鲜等地的殖民统治一样，这是东京审判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对于人们说它是根据战胜者恣意的判断和想法进行审判的说法，这是无法否定的。
这一点和纽伦堡审判有所不同。同样进行过活体实验的德国医生们在审判中被判为战犯。而石井四郎等有关人员中，许多人闭口不谈其在７３１部队的活动，后来还在医学界占居了领导地位，作为医生平安地度过一生。美国则利用到手的７３１部队的研究成果，在朝鲜战争中进行了细菌战。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细菌战的研究与活体实验
７３１部队的具体活动不太清楚。但是进行过细菌战用的鼠疫菌、霍乱菌和伤寒菌等的研究和活体实验。关于活体实验，通过森村诚一著《恶魔的饱食》（角川文库）的出版，已广为人知。所谓活体实验就是把鼠疫菌等注射到中国人等的体内，试验它的效力。他们不仅进行细菌威力的实验，而且还反复使用活体进行冻伤实验。日军北进时，冻伤实验是必不可缺的。在零下２０多摄氏度的严寒状态下，在露天把被实验者捆绑起来，泼上盐水等，人为地制造冻伤，研究冻伤的成因。
作为细菌战的具体实验方法来说，他们把霍乱菌注射到老鼠身上，然后让跳蚤吸吮染有霍乱菌的血，再从空中撒出跳蚤，让它们附着在人体上，传染上霍乱菌，也研究向水源地投放细菌的方法。
实际上，日军已经用这种方法进行了细菌战。１９３９年在中苏边境的诺门坎地区的日军在作为水源的江河中投放过肠伤寒病菌。另外，据说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期间，在中国东南部的宁波和常德，也从空中撒过鼠疫菌。因此，宁波约有１００人因鼠疫而死亡。
石井四郎等人在实施了实验性的细菌战之后，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杀伤，还继续从事细菌弹的研究，但是由于战败而未来得及用于实战。
１９８９年７月，在东京都新宿区户山的厚生省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施工现场，挖掘出了许多身份不明的人骨。挖掘出来的人骨都只有头盖骨和大腿骨，情况异常。挖出人骨的场所是旧陆军军医学校的旧址，恰好就是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属下研究所的所在地。人们怀疑这同７３１部队进行的人体实验可能有某种联系。
在中国大陆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１９９３年３月２日《朝日新闻》朝刊，以“旧日军残留的化学武器，在高中场地内，由于进行大量炮弹的处理作业时，发生头痛和呕吐”的标题报道说，在中国，日军残留的化学武器造成的直接牺牲者达２０００人以上，希望尽快予以解决。（三）抓朝、中劳工强制劳动
支撑战斗行为的抓劳工强制劳动
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古典名著《战争论》（田英雄译，岩波文库）得知，所谓战争就是“以不同手段进行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以掠夺资源、扩大领土和商品销路为目的而进行的。战争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是经济侵略的最极端的形态。
战争的直接行为是战斗行为或者伴随战斗行为所进行的杀戮。但是为了持续进行这种杀戮的战斗行为和支撑这种行为，确保劳动力和物资是必不可缺的。日本在被称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的１５年战争中，为了补充由于成年男子出征而引起的劳动力不足。先抓朝鲜人，后又抓中国人，迫使他们从事强制劳动。同时，为了确保物资，发行了军票。抓劳工强制劳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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