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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补偿的思考-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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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际问题，对于在花冈的受难者们至今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补偿。对那些受难者的直接请求权，其加害者（也包括日本政府）必须作出诚心诚意的应对，这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后赔偿，在《旧金山和约》第１４条（ａ）前文这样写道：“日本国承认给盟国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应予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目前的资源不足以赔偿其全部的损害和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债务。”
正如条文所述，考虑到当时日本的经济力量尚不充分，甚至连历任亚洲局长、驻韩大使、事务次官等要职，亲自负责亚洲外交的前外务省某高级官员也承认，“在日本经济真正复兴以前，重点置于日本负担的‘杀价’上，虽说在条约上、法律上确实已处理完毕，但是仍留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不满”。（须之部量三，１９９２年２月号《外交论坛》）须之部氏说，其结果就是目前亚洲各地发生的对日本政府的赔偿要求。
中国政府１９７２年签订日中联合声明时放弃这一赔偿请求，是针对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的政治判断，那肯定是相当勉强的。关于这一赔偿请求权问题，鹿岛建设公司总经理、会长鹿岛守之助（当时的参议院议员）于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８日在参议院答质询时说，作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承认日美安全条约，尊重日台和约，而且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这一发言，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人不了解那种背景和情况，却说既然（中国）已经放弃赔偿请求权了，那么，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从而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这即使从道义上来说，也是不能允许的。
鹿岛组等强抓朝、中劳工、强制劳动的土木建筑业界，战后（１９４６年）与此有关，从（日本）政府获得了总额为４５９５３０００日元的补偿金（按今天的价值计算，约相当于２００亿日元）。这笔经费作为这些企业的复兴资金而使用，是当今政（界）、官（方）、业（界）结为一体的大建筑公司的贪污问题的根源。难道由此不可以看出这一点吗？这一“补偿金”的申请和支付确实是不透明的，但由于处于战后的混乱时期，这种支付成为可能。
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中国政府的态度
对于“花冈事件”幸存者和遗族们直接要求鹿岛公司进行赔偿一事，中国政府曾经作出过似乎是消极的发言。鹿岛建设公司企图从这里找到逃脱的途径。的确，过去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令人感到多少有些消极。但是，通过耿谆等人同鹿岛建设公司直接交涉，鹿岛建设公司表示谢罪以后，这一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进而，像“随军慰安妇”、朝鲜人乙、丙级战犯问题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的战后赔偿、补偿问题一下子都迸发出来的今天，中国政府的应对，确实发生了变化。
在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０日开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北京的大学讲师童增等年轻学者为中心，提出了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在１９７２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了的赔偿问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里，正式进行了议论。
同年３月２３日，钱其琛外交部长在会见记者时说，政府间的赔偿问题虽已由中日联合声明解决完毕，但是，对于民间级的现实受害不予干涉。“关于侵华战争带来的复杂问题，当然应作适当处理”。同年４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会见外国记者团时也讲了同样精神的话。同年４月，在“花冈事件”发生地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大馆市市民团（团长为前市长山）派遣２０余人访问了中国，４月１１日《人民日报》说：“勿忘花冈事件”，作为未来的教训，增进日中友好，决不能再发生这种悲剧，以有利于世界和平……”，还报道了热烈欢迎的盛况。
中国政府的这种变化同对日本自卫队以中东海湾战争为契机在国际贡献的名义下，再度派兵出国的所谓维和（ＰＫＯ）法案抱有的警惕，并非没有关系。
中国劳工刘连仁事例
１９５８年２月８日，在北海道当别町山中发现了一名一直过着穴居生活的男子。当时报纸最早的一则新闻报道说，在北海道山中发现了雪男（？）。可是，经过调查才知道，此人是中国人，名叫刘连仁。战时被抓到日本，分配到北海道沼田的明治矿业公司被迫进行强制劳动。但是，在日本战败前夕的１９４５年７月逃走。从此，１４年间一直躲在山中。据说他穿着从田地里稻草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从海边拾海带和吃野果子来维持生命。北海道和南方岛屿不同，冬天很冷。冬季他在雪中过着半冬眠状态的穴居生活。刘连仁被发现时，手脚到处都是冻伤，衰弱得连步行都很艰难。
刘连仁在北海道山中被发现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是岸信介。他就是前边谈到的１９４２年东条内阁作出“关于迁入华人劳务者”的内阁决定时的商工大臣。根据内阁的这一决定，刘连仁被从中国抓到日本，送往北海道矿山中去的。岸首相对此事负有重大的责任。然而，他在众议院的委员会上就抓劳工问题答质询时却说，不太了解当时的情况，也没有可供调查的资料，作了佯作不知的答辩。不仅如此，岸信介政府甚至还要以“非法残留”的理由对刘连仁进行调查。
拜启
刘连仁于战时进入日本，后入明治矿业所以来，我想你经历了种种辛苦（下略）
……
你的家属也在等待着你早日回国。
希望你回国以后，好好静养。祝你永远健康地生活。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内阁官房长官
爱知揆一
１９５８年４月８日
这是当时官房长官爱知写给即将乘“白山号”启航离开日本的刘连仁的一封信。
在中国山东省正在干农活的刘连仁被捕，强行抓到日本，关在北海道的煤井里，进行奴隶般的劳动。但是信中却说“进入日本，后入明治矿业所……”，讲得仿佛刘连仁是根据自由意志到日本来打工挣钱似的，真是太不像话了。据说，那时，爱知官房长官带去了１０万日元交给刘连仁说：“请收下用吧！”但是，刘连仁认为这是要封住他的嘴，而拒绝接受。
１９５８年４月９日，刘连仁回国时发表了如下声明：
声 明
我在三团体联络会事务局的援助下，将于明天乘“白山号”启航离东京港回国。自２月９日下山以来，我在北海道和东京获得日本各地友人和侨胞的同情和慰问。对于这些温暖的好意，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自下山至今，日本政府岸信介内阁一直只是保持沉默。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昨天，我接到日本政府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日本当局不承认我是被非法强行拉走、并受虐待的铁一般的事实。他们想掩盖旧的国际罪行，却又犯下了新的国际罪行。在这里，我再次强烈谴责岸信介内阁对应负的责任持不负责的态度。我回国后，决心为反对战争，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斗争，我绝不会忘记日本友人所给予我的温暖友情。但是，我要彻底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包括赔偿在内，我的一切请求权，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行使。在此之前，我保留这一权利。特此声明
糐Ｂ（〗刘连仁
１９５８年４月９日
我第一次见到刘连仁是１９９１年夏天在北京。那时，我听了他的讲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一是，前面提到的与爱知官房长官的争论；二是，至今刘连仁也改变不掉在北海道山中生活时期的习惯。
从北海道的煤井逃脱以后，在山中躲了长达１４年之久，处于不自由和危险的生活中。为了保护生命的安全，他必须经常不懈地注意周围的危险情况，以便尽早察觉。因此，他不能熟睡。他说，即使现在，睡上约两小时，就要醒来。
刘连仁在声明中写的要求补偿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一直保存着的“外务省报告”
战败后，日本政府估计中方将会查询抓劳工强制劳动一事（据认为，这是同向中方查询在华日本人情况并列进行的事项），在要求接受中国劳工的全国１３５个事业所提出报告的同时，（日本）政府也派专家进行了调查。根据这些报告和调查，编写成“中国劳务者劳动情况调查报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外务省管理局）。
该报告第一部分是迁入、分配及送回情况（第一分册）；第二部分是患病、受伤等有关情况（第二分册）；第三部分是劳动情况、纠纷及劳动成果（第三分册）。另外还有两个附册：即各作业场概况及摘要，一共由五个分册组成。
虽说这些报告是为了对抓中国劳工强制劳动进行解释而编写的，但是相当一部分内容反映了真实情况。然而，日本政府迄今一直说这些报告已经烧毁，否定它们的存在。１９９３年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调查横滨乙、丙级战犯裁判记录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虚幻的外务省报告”，并查明当时政府派往１３５个事务所的调查官的姓名。在逐个查询中，查明其中有一个人保存着这些“外务省报告”。
在后来的调查中，又发现还有人当时参加过调查活动，并保存着有关资料（这些人战后多数成为研究人员，尚健在）。尽管目前报纸、电视等媒体如此谈论战后补偿问题，但是持有这些一级资料的人们却沉默不言，是何缘故呢？不禁令人产生疑惑。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同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结合在一起来进行讨论的问题。这一问题留待其他机会再论述吧！
公开资料，查明真相
总之，经过民间活动团体长时间周密调查，终于证实了“虚幻的外务省报告”的存在。“随军慰安妇”问题也与此类似。（日本）政府一开始否定军方参与关于慰安所的设置，但是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通过调查，发现了证实军方参与的资料，只好十分勉强地予以承认。接着又主张她们并非强制而来的。关于这一点，后来又改口说不少人是强制的。这些情况报纸等都作了报道。
如上所述，直到今天，（日本）政府正式的看法仍把抓劳工强制劳动说成是“合同工人”，而不承认强制这一点，但是，今天在初中的社会科教科书等已记载了强制劳动的事实。“随军慰安妇”问题也一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正在讨论之中。
（日本）政府应改变这种隐瞒事实的态度，积极调查抓劳工强制劳动等方面的事实，并公开所存有的资料，说明历史的真相，同时必须从正面回答耿谆等花冈事件幸存者和遗族会以及刘连仁等提出的补偿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外务省报告”是真是假尚未作出正式的评论，但是，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２日，在外务委员会上回答社会党议员清水澄子的质问时，好不容易才承认这份“外务省报告”是真的，承认中国劳工是强制抓来的。但是对于多达８０万至１００万人的朝鲜劳工，则还不予承认。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证词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日《朝日新闻朝刊》以“就花冈矿山的虐待情况作证”为题刊登了如下的一则发自日内瓦的消息：
“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奴隶制部会，２９日，由战时被抓往日本从事强制劳动的中国人出席作证。作证的是，被抓往秋田县花冈矿山去的赵满山（６８岁），现住中国河北省。在战争结束前夕，于１９４５年６月，该矿山的中国劳工，不堪虐待而举行起义，但许多中国人遭到日本宪兵的镇压和杀害。以‘花冈事件’为人们所知晓。
“据证词，赵满山于１９４４年６月和父亲一起被抓到了该矿山。他生动地讲述当时的情景，‘不供应正常的饮食和衣服，稍有反抗就遭到严刑拷打’、‘由于虐待和过度残酷的劳动，每天都有几个人死去’，等等。他要求日本政府惩处有关人员，给予受害者以补偿。”
对于赵满山，我有一段印象非常强烈的记忆。那是１９９０年的夏天，他和耿谆等人一起访问日本，６月３０日出席在花冈慰灵祭时的情景。我们从上野乘东北新干线前往盛冈。从那里换乘专用公共汽车前往大馆市。赵满山在车上一直沉默寡言。在举行慰灵祭烧香时，他突然扑到慰灵碑前，又哭又喊起来。由于是讲中国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只听懂他在拼命地呼喊着一起被抓走，死在花冈的父亲。后来，中国朋友告诉我说，他一直在喊，“爸爸，我又来到了这里，爸爸你是怎么死的呀……”。
１９９０年秋我们访华时，访问了保定市郊区赵满山的家。他家中有妻子、几个儿子和女儿，还有许多孙子围在他的膝边。他家的农业收成不错，过着富裕的生活，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四）“军票”问题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何 谓 军 票
所谓军票就是“军用手票”的略语。它是为了采购军队作战时所需物资或占领地区经营时临时使用的一种货币。在日本，西南之役（１８７７年）使用过的“西乡票”作为军票是很有名的。松本清张曾将它作为小说的题材。军票的正式大量使用，是在日俄战争以后的对外侵略战争中。
甲午战争时，曾计划以“军票”的名称来使用。但是，由于在发行前即停战，因此未出笼而告终。在日俄战争中首次大量使用了“军用票”。尔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青岛、出兵西伯利亚时，军票作为采购物资的重要手段而加以利用，但是，这些军票发行后一直作为津贴费而用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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