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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0-寻找英雄-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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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漓江战后（2）
阚培同：
父亲去世后，全家生活没了着落。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我二哥抗战胜利以后就读于国民政府的海军军官学校，还没毕业就解放了，他跟着学校跑到台湾去，没了联系。全家没有收入怎么办？长兄为父，大哥必须支撑起整个家庭。大哥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他只好一面念大学，一面在中学当老师；他既要解决自己的学费，还得供养我们。解放前他大学毕业了，毕业后，他申请支援东北建设，要去沈阳。他一走，我们在柳州不好办啊！干脆举家北迁跟他去了。我小学毕业读中学是在沈阳读的，读大学也是在沈阳。
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日子还可以。我上初二那一年正好是“反右”，我开始感受到出身对我的影响了。它后来影响到了我的入团、升学、毕业分配，所有的事情都受到了影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比如，我在考虑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一下“国民党子弟”的出身。我得尽量避免报考那些日后可能受阶级成分影响的专业。我喜欢音乐，沈阳就有个音乐学院，我不敢考，文科我都不敢考，最后选择了农业机械，我总得念个大学吧，干一行爱一行吧！
1965年我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我们毕业的时候，号召支援边疆，一个教授说，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是北大荒农场，中苏边境那一带的国营农场，南方没有什么前途，到那儿去吧。当时还怕不批准，写了三次申请，批了。我们一行五人，换了两次火车到了一个叫密山的地方，从密山再往北，见不到房子，一片荒地，没有人烟！我们五人从来没有到过这么荒凉的地方：今后怎么生活呢，心里没底！你也不能把行李扔下打道回府呀！我们又转了几次汽车、马车，才到了地方。一个茅屋，炕还是湿的，连灯都没有。我们就找个空墨水瓶，装点柴油，弄根线伸进去，点着了当灯用。北大荒的生活开始了。
我开始对那个生活相当不适应，尤其不适应那高粱米，其次是苞米面；第一次吃真是咽不下去，我一个馒头能吃一个小时。不过那时我们青年学生听党的话，再艰苦不放在心里面，怎么艰苦都不要紧。那个时候大学生是太好用了，不讲条件，不讲价钱，你指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扎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忍了。干活累了，我就唱歌给大家听，因为文化生活太贫乏，除了样板戏就是语录、选集，我能唱歌，爱唱抗战歌曲，很受大家欢迎，有时也唱苏联的、英美的歌曲；记得唱的最多的一首歌叫做《葡萄架下歌舞欢天》。
父亲是国民党，不管是抗日也好不抗日也好，到底是国民党的军官，那时候是一概而论了，父亲是国民党的，有个哥哥又在台湾，尽管他没打过共产党，他是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没毕业就跟随学校一起迁到台湾去了，这也不行。“文化大革命”我跑不了，绝对跑不了，就成了“阶级敌人”。他们让我批判我父亲，可我心里明白，我自己被批斗是我自己不能左右的，但我肯定我父亲是个好人。他们说我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我就和走资派、黑五类一起被揪斗、批判了大约有四个月。当时，我的最大罪状还是唱歌，你不唱毛主席语录歌、不唱样板戏，就是有罪，这个罪也同我家庭联系起来。我的歌本都被收缴了，还作为批判的材料。我唱《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水谣”都挨批斗。幸亏我呆的地方是北大荒，贫下中农比较多，不算很严酷。
在大城市就不一样了。我母亲和我兄弟姐妹在批斗中无一人幸免。当时我母亲已经七十来岁了，很老实的一个人，也被批斗。她在沈阳，红卫兵让她到台上去，向她脸上吐唾沫、撒沙子。最严重的一次，两个红卫兵在她耳朵两边各塞了一个鞭炮，点燃，爆炸！从那以后她的耳朵聋了。
我大哥在大学毕业后主动支援东北建设，还当过铁道部的劳模，到北京见过毛主席，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也没有幸免。他在劳动改造的时候，推板车拉木头，结果一根木头从高处掉下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得了脑震荡，最后他因为脑部的问题瘫痪，由偏瘫发展到全瘫，在床上躺了十年，死了。
幸好母亲挺过来了，虽然耳朵聋了，但命保住了。
吕铃：
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所以解放后一直不敢讲我父亲的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说我父亲不是抗日牺牲的。我母亲很生气，就和他们争论，我母亲的性格比较刚强，你打死我我也不认输；越是刚强，越受挫折。
1970年，她一个人偷偷跑到桂林七星岩，她要去找我父亲。母亲一个人到处打听，问那些老人，一个老人带她在山上草丛中找到了父亲的坟。母亲讲，陈将军的坟和阚将军的坟没有了，就剩了几个大窟窿，里面积满了水，都是“破四旧”给毁了，幸运的是我父亲的坟还在，只是侧边有个洞。我母亲自己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她为什么对我父亲这么忠诚，我不知道。当年我父亲到安南驻防，曾给她买了一个宝石，她一直收藏着，没有打金子做戒指，一直到九十年代，她才把它做成戒指，始终戴在身边。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唯一纪念品。就是我今天戴的这个宝石。
我母亲对我父亲非常忠诚，她的性格也非常刚强，尽管生活艰难，但一直没有再嫁人。“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我母亲坚信党和政府会实事求是，所以她常年去北京上诉。没钱、没粮票，她精神都快垮掉了。她曾托一个人，希望他有机会把材料交给邓副主席，如果不成的话就毁掉。就这样不停地上诉。
白壁：
“文革”时，整高干子弟的时候，把我也给捆了起来，算作“黑五类”，关了三个月。其实我1951年下半年才参加工作的，那时候还是学生，学生能有什么名堂呢？他们说我父亲在国民党里做过事，他们不说我父亲做的左翼的事。我心里知道，父亲是有功于人民的。当时全国都在搞大革命，大头儿都保不住，那么多共产党的老干部都被整了，我们这算得了什么呢。从历史上来讲，共产党这一次失误了，但这个失误究竟不会很漫长。它过去功过都会有，不应该片面地光看“过”，也要看“功”，但要说真话，要让人人都认可。历史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
我现在是民革的成员。父亲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作过官，但他不是国民党党员，我也不是。“文革”结束后，统战部来找我，说党需要我，要我到民革去做海外联谊工作，把广西的这个海外关系网给恢复起来。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有我的担心。父辈的朋友、学生，都去世得差不多了，和我同辈的人也都年纪很大了，如果上下连不上，这个外联网络就肢解了。
悲歌漓江追认（图）
“文革”结束后，我们曾多次提出追认父亲为烈士，但没有人理睬。写过有关的材料报告起码有三十多份，但是一直都没有被认可。1984年，我从外地调回梧州工作，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弄这个事情。那时候上面为了开展统战工作，向海外招商引资，竟把追认烈士给落实了。那年我正好生小孩，就给他起名叫陈纪昆，因为我父亲有个号，叫昆山，“纪昆”就是“纪念昆山”的意思。 1984年11月10号，县里举行纪念我父亲光荣殉国四十周年的大会，还派专车把我们全家请去参加大会。我母亲只说了句说“感谢政府”，然后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坐在主席台上面掉泪。 可惜那时候大的母亲和第二个母亲都不在了，只剩下我的亲生母亲一个人。我那个叔叔也不在了。只有当年和我爸爸上前线的那个警卫员还在。 我母亲2000年去世的，去世之前，政府已经决定把我们老家那房子还给我们，尽管她当时已经身体不太好了，心里面还是感到很欣慰，她觉得党还没有忘了我们。 吕铃： 虽然知道我父亲是在桂林死的，但因为没有钱，我一直没有来过桂林。1984年的时候，安徽省民政局通知我们，我父亲被追认为烈士，那才有机会第一次给我父亲扫墓。那一次，我母亲也一起来了桂林。接待她的人都说，吕将军的夫人回来了。她那个高兴啊。她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我父亲终于清白了。我母亲头发已经很白了，而且，腿还不好，拄了一根棍子，但走得很快，那个风啊，吹那个白头发就是一飘一飘的，我看到母亲高兴的样子，我眼泪直掉，因为她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就是说：父亲是抗日死的，是为人民、为国家的存亡而牺牲的！她感到自豪！ 我母亲生前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我父亲能够获得烈士待遇，再一个就是希望见到我那个去了台湾的哥哥，但是她都没能等到。七十年代的时候，一个在香港的表哥在报纸上看到了我二哥的名字，知道他还活着，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联系。后来，通过一个在美国的姑姑和他联系上了。他还寄信过来，我母亲看后哭了好几次，1981年二哥还把他的全家福照片寄给我们。那时候通信还可以，互访很困难。母亲在1984年去世了，去世后不久，我父亲就被追认为烈士。桂林保卫战牺牲的三将军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海峡两岸都承认的烈士。 我二哥1991年才从台湾回来，我和老婆去桂林机场接他。他给我们带了很多礼物，有一个二十的索尼电视，硬是从台湾跟着飞机一直托运到北京，又从北京托运到桂林，从桂林又拿到柳州的，到现在我们还用着呢。 可能是受家庭环境和当时社会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抗战歌曲。无论怎么艰苦我都没忘过那些歌词。像当年中国那个情况，人心涣散，你怎么能够把力量团结起来，把人心凝聚起来，把精神调动起来，起的作用最大的是歌曲。当东北军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的时候，当年真是群情义愤、热泪盈眶啊！老人跟我讲，一曲《松花江上》顶得上是一个军的力量啊！我当时就想，我要把这些歌曲记下来。即使是在北大荒的时候，我一想起来哪首歌，就马上找块纸把它记下来，没有纸就用烟盒之类的东西将就着。到现在，我已经搜集了三千多首抗战歌曲。 现在，一些年轻人只会唱流行歌曲，不会唱抗战歌曲了，会唱的也就那么十几首，已经不是主流了。很多老年人，他们曾经唱过抗战歌曲，但时间长了，也只会唱一些片断，都忘了。我的子女也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但他们都不太积极参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他们没经历那个年代，除非他是学历史的，学社会学的，可能知道一点，但基本上对历史这种东西，都是漠不关心的。 我就经常想，日本那么小的岛国，它敢于打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无论是从地域上来说，还是从人口来说，它哪一点比得上我们的十分之一，可我们偏偏打不过它，这说明什么问题？ 你说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彻底地结束了？到现在都没有彻底了结！这个战争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创伤最深，最危险，最不能遗忘。这就是抗日战争！勿忘国耻啊！ 现在，我经常画一些东西，送给台湾的香港的亲戚朋友，因为我送不起别的东西，只能用画来交流。 我的子女都知道这些事情，但他们不感兴趣。他们说，现在都是靠劳动吃饭，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可我不是这样想的，这些事情虽然想起来很让人痛苦，但这些是成千成万的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幸福。虽然他们不能理解，但我仍然要说这件事，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我们呢，因为我们不富强。按道理日本人应最恨美国人，因为两颗原子弹扔到了日本。为什么日本人不恨美国人呢？因为美国发达。他们只惧怕强者。 现在大家生活好，无忧无虑，但是很自私，如果再有什么战争的话，他们能不能够舍得出去就很难讲了。这次来这里参加桂林沦陷六十周年的纪念，也是非常困难，因为没有钱。可我还是要来。桂林沦陷的时候我才四岁，一直到十六岁我才会笑，人生中本来最美的一段时间被这场战争毁了。我今天要亲自去散发传单，告诉人们：“不要忘了那段历史！”
1939年毒酒案篇首语
2004年10月在南京，我们从抗战史专家口中知道了这件事。这起发生在1939年夏天南京的日伪要员中毒事件，曾在大后方造成轰动，陪都重庆的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要知道1939年正是全面抗战的第三年，之前中国军事上节节受挫（全国几无可战之军），政治上投降俱乐部（以汪精卫为首）鼓噪活跃，国际上孤立无援（英美奉行绥靖政策，苏联的军援实为坐视中日苦斗，以免除日人对其远东的威胁），抗战似乎走入了死角。人在走背字的时候，往往需要一剂强心剂来抖擞精神，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投毒事件如一石投入死水，在当时社会心理上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实际杀敌的功效。
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本名叫《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2004年12月，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篇千字小文，重又提到了六十年前的那起毒酒事件。这篇小文的作者是南京一个普通的街道干部。他说他是多年前听小区里的一位老人说起这件事的。
在南京一个肃杀的冬日里，我们随着街道干部在一个郁闷的小区里穿行。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楼。我们走进这位九十三岁老人的家，他向后退了几步，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不能报道，日本领事馆要是知道了不得了，他们要报复我的。”他的儿子说，老爷子现在有些老年病，有时神智不清。这就是一位刺杀行动的主人公——1939年毒酒事件的投毒者。虽然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记忆仍然刻骨铭心。平静下来后，这位辛亥革命后两年出生的老人开始了回忆：“我叫詹长麟，那毒是我下的。”詹长麟1934年加入蓝衣社，在日本领事馆潜伏五年后，得到了上级投毒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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