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时代-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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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建亚是我以前在经贸部工作时的一个同事。对于阎建亚这类早期回国的海归，是最早看清如何将自己的事业发展与国际化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人。当大多数他的同龄人上山下乡进工厂时，他却进了大学，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当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他又作为当时最早的一批留学生，赴英国学习经济学；当中国初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时，他却与许多还沉浸在西方社会的中国留学生不同，再次回到了中国，在国家机关当了一名干部，从事外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当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时，他又选择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10年之内分别在两家著名的公司担任首席代表；而当人们带着神秘和羡慕称这些人为“首代”时，他却又办起了自己的公司，用自己多年来在中国机关和外国公司建立起的丰富资源，做起如今最时兴的咨询业。阎建亚踩紧了时代的步伐，把自己的发展同中国国际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的确，这批已经国际化的海归给人突出的印象首先是在观念上的国际化。很多海归都认为，加入WTO后，中外经济接轨越来越厉害，障碍越来越少。作为国际人，海归的眼光要放远，不仅要看到能在中国做什么，还要看能在国外做什么，还要看到外国人进来之后，我在这之中有什么机会，要把自己的发展与国际化的背景结合起来。国际化已经是一个现实，不管你愿意不愿意。WTO以后，中西方打交道的壁垒更少了。你面临的选择是怎么适应它，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我以前在北美时，曾在一家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和一家全世界第三大的项目管理咨询公司做董事经理和副总裁。在和这些公司的同事的工作中，我发现这些公司的专业人员无论是在思维上还是在行为上都非常地国际化。这些公司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做过项目，其成功的秘窍之一就是“ThinkGlobaly，ActLocally”，即国际化的思维，当地化的行动。我在香港做加拿大商务参赞时，也接触过不少欧美人士，他们也都非常地国际化，有一个开放的国际化视野。我注意到香港一些大企业的腾飞，都离不开国际化的人才，像我当时有好几个在加拿大的西方朋友，都加盟到李嘉诚的公司中去了，而李嘉诚的公司已经是非常国际化的公司。的确，我认为具有国际化观念的海归，也是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的人。海归不仅要和国内的企业打交道，随着WTO加入，还要越来越多地和国际上的商人打交道，国际化的观念越强，越容易得心应手。　　　　
　　　　随着国外经济文化往来增多，外资企业增多，来华的外国人增多，出国旅游、学习更加容易，中国人将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渠道，更方便地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和思维方式，而大批海归的涌现，将加快中国人才国际化的进程。　　　　
　　　　另外，据有关报道统计，目前全国有20多个省市提出建国际人才高地。率先提出此概念的上海则在加大力度，致力于人才的国际化。也就是说，人才要在世界范围中配置，人才要在国际间流动和跨国使用。近期人才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人才构成国际化，上海要适当提高外籍人口比例，力争2005年达到3％—5％，2015年达到7％—10％；此外就是人才素质国际化，人才活动空间国际化。


新时期中国海归精英群体的特点和作用国际人的兴起

　　　　世界一流的企业都是非常国际化的。美国《华尔街时报》曾对经理人国外工作经验进行过一次调查。293名调查对象分别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国外工作经验的在美国为14％，欧洲为3％，日本为1％。而在国外工作过的在美国高达32％，日本占19％，欧洲为47％。　　　　
　　　　我们可以来看看欧盟的状况。以前，欧洲人的成功是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干一段时间，谋个一官半职，或者跻身国内大企业中，一步一步往上爬。然而，现在是机会在哪里招手，他们就流动到哪里。近年来，欧洲的教育和就业轨迹有了极大的转变。以前认为欧洲的工程或金融博士是全世界最棒的，现在则钟情于美国或INSEAD之类欧洲著名商学院的MBA；以前除了本国语言之外，懂英语就不错了，现在英语成了最基本的语言，要成功，还得多学几门外语。在这样的潮流下，欧洲各商学院开始设置各种国际交流课程。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越来越多，而来自欧洲的学生，40％毕业后会到外国工作。他们先是加入一家跨国公司、投资银行或顾问公司，然后不断跳槽，有的干脆办起了自己的跨国企业。巴塞罗拉国际管理研究院、INSEAD和伦敦商学院，已经开始从事跨国新兴企业孵化。詹—亨利克是德国人，却在巴黎、伦敦和威斯巴登上学，在美国和法国实习，在西班牙找到第一份工作，最近还当上了巴塞罗拉一家新兴企业的CFO。他的背景很对公司两位创立者的胃口。他们一位是西班牙人，一位是瑞典人，都懂四到五门语言。　　　　
　　　　长期以来，欧洲被各国国界分割成独立的市场。现在，欧洲企业从美国学习运营技巧，联合利华、欧莱雅等欧洲企业近年来都是跨国经营，淘汰了国籍和民族的概念。　　　　
　　　　最了解这种跨国界流动潮流的莫过于风险投资专家。90年代，风险基金快速发展，新兴企业具备了快速全球扩张的条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使小企业有跨国思维，”投资专家们说：“物质资产具有民族性，但现在的资产是知识和信息，是国际化的。”　　　　
　　　　当奥地利人格哈德？胡博打算进入金融界时，他决定走出国门。“我不想为了一份工作而加入社会党或保守党”。他在德资的KPMG金融资产会计公司谋到一个职位，“满世界转”的职业生涯开始了。在法兰克福工作了18个月之后，KPMG把胡博调到了纽约，后来又移居巴黎。不久，他应慕尼黑一家银行的邀请，建立起德国最大的电话银行。当他正准备把家安顿在慕尼黑时，Fidelity投资银行从伦敦打电话来，提出了无法抗拒的“抢滩欧洲”建议。但Fidelity于1997年撤出了欧洲市场，胡博和几位同事一起失了业。他们拿了丰厚的辞退补偿金，决定建立一家网上银行，覆盖整个欧洲。“我觉得就像是欧洲人中的新阶级，工作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而且在哪儿都能适应。”星期一和星期二，胡博待在马德里，星期三在都柏林，星期四和星期五到欧洲各地去招徕业务。他的家在英格兰，距离格特威克机场不远。胡博有一种超越国界的热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的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再加上互联网络，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手段，已使得商人的国界消失了，而这种消失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以商人之间大幅度的流动来实现的，特别是那些国际间的贸易和项目合作。1995年，当我负责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同三峡公司合作时，我需要频繁地来往北美、欧洲和亚洲，公司总部在加拿大，世界银行在华盛顿，机电设备供应商在欧洲，建筑设备商在日本。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希望合作的项目。要给三峡建立起中国最大的项目管理系统，就必须考虑到和三峡工程有关的方方面面，而这是一项非常国际化的工作。　　　　
　　　　更能体现流动性的恐怕还要算从事国际金融和证券工作。我记得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说，有时候曾为中国企业上市一连十几天马不停蹄地在外面跑。我也听张朝阳说为了搜狐的上市，他们跑了十几个国家路演。企业的国际化要靠人才的国际化，而人才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高效的流动性来体现的。　　　　
　　　　从外语学院毕业生，到电视节目主持人，从美国留学到创办阳光卫视，阳光文化公司董事会主席杨澜也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人。从北京到纽约，从纽约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又到香港凤凰卫视，再到创办阳光卫视，工作的流动性和现代节奏感使杨澜成为海归的一个优秀代表。她风趣地说自己是“在上海生活，在北京交朋友，在香港做生意。”　　　　
　　　　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中间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国际间旅行公务。我觉得这可能是近10年来一个越来越普通的现象。近年来，随着留学海外的人增多，具有国际身份的海归也越来越多。加航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Cathy对我说，现在他们从中国飞加拿大的飞机从原来每天一班，增加到每天飞两班，天天爆满，可见人员流动之频繁。　　　　
　　　　目前，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也是顺应人才流动，跟着机会走的规律。尽管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是“绿卡族”，但由于观念、行为、信息、文化上的“两栖人”或“国际人”的大量涌现，中国商界的气象已为之一新。　　　　
　　　　现在，大批海归在国内、国外两个空间里飞行着，频繁地穿梭于中国和世界各地；他们在两种文化间游走，在理想和现实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有人说他们象蝙蝠，非兽非鸟，但正是这种新人才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片风景，展示了另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一种中西合壁的、国际化的状态。他们是手拎公文包，肩挎笔记本电脑，飞越在大洋上空的新太空人，也可以说是21世纪的新游牧族。他们是中外双方互相开放的先锋窗口。　　　　
　　　　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过着一种飘忽的生活，不停地从世界的这一端飘到另一端，就像大雁飞去又飞回，但有时坐在飞机上，我会突然有一种感觉：海归们在东西方飞行的航线，也许就是他们事业的航线，他们人虽然在天空中飘荡，但他们的事业却脚踏实地。


新时期中国海归精英群体的特点和作用海归与“空降部队”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海外的老一辈华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将中国经济溶入国际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由海外华商或通过华商引入到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时至今日，新一代的华商正在大量涌现，特别是出生于中国本土的海归，已经活跃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方方面面。如今，不论是在北京或是上海，无论是在深圳或是大连，海归作为一个商务阶层正在悄然兴起，中国已出现一大批通晓国际文化的职业经理人。　　　　
　　　　不仅是在中国的外企需要这样的海归，中国许许多多的国内企业都需要与国际接轨，都需要一大批这样的人才。中国有一大批如联想、海尔、方正、长虹、海信、TCL等已经比较国际化的企业，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都将会再上规模。要换血，要与国际接轨，企业需要一大批熟悉本地和国际市场、有实战经验和先进经营管理思想的专业经理人。在台湾，人们把这群人比作“空降部队”。90年代中后期，台湾电子工业的崛起得益于一大批有国际大公司经验和世界眼光的本地人。他们曾留学国外，并在硅谷创业，或者加入过IBM、Intel等国际大公司，然后带着生意、资金、技术、本领，横跨大洋回到台湾。如曾做到IBM全球副总裁的刘英武，1989年回台湾为宏基电脑带入全新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并带出了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使宏基公司迈入了国际化公司的行列，为宏基跻身世界PC前10强奠定了基础。　　　　
　　　　不仅是在台湾、香港，在中国本土这种趋势也开始显现。如原惠普中国副总裁李汉生到方正电子公司任总裁，微软（中国）总经理吴士宏到TCL任副总裁，还有纳斯达克上市的亚信公司原总裁田溯宁去中国网通公司做总裁，原在美国贝尔试验室工作过的吴鹰出来创办了UT斯达康，并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原任微软中国CEO唐骏空降盛大，助盛大成功登陆Nasdaq，等等。


新时期中国海归精英群体的特点和作用“红装商领”

　　　　除了职业经理人和创业者之外，更有众多的海归人才活跃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财务、金融、保险、管理、咨询、公关、媒体、网络等领域，也包括服务业、第三产业这些中国以前十分落后的产业。　　　　
　　　　有“红装商领”之称的南加华美集团总裁王新红，也在扮演东西方桥梁的角色。１９８９年初，她先生来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她以赴美陪读名义来美。王新红在美国迈出的第一步是白天打工，晚上去成人学校学英文，初来时她连普通对话都听不懂，经过刻苦学习，终于过了语言关。她在华人开的船务公司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来去了另一家货运公司做管理，从进口部负责人做到办公室经理，老板外出时，可以很放心将整个公司交给她管理。　　　　
　　　　王新红真正发现自己的潜质，是在进入一家颇具规模的美国报关行做事后，她勤于学习、刻苦钻研，语言障碍既除，又有精深的业务基础和管理能力，对深奥难懂的美国海关法规和反倾销产品了若指掌。几年工作下来，她惊奇发现自己可以像串珠式地把各个不同部分的环节连接起来，并加以融会贯通。对内外各部门的运作和协调，包括空运公司、海运公司和报关公司等复杂业务，也能得心应手驾驭自如。她对自我价值的评估发生质的变化。　　　　
　　　　华美报关的客户，从刚开始的三十多家，很快猛增到数百家，公司规模不断扩展，将原先专精的报关业务，迅速扩展为包括国际运输、仓储在内的全方位一条龙服务。现在每年营业额都有长足发展。且形成集华美报关（East…WestAssociatesInc。）、华美国际物流（East…WestLogisticsInc。）及华美保税仓储（East…WestCFSInc。）为一体的华美集团，成为南加州最大的报关行之一。王新红说她实现的是西方管理观念与东方人文精神结合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