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时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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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后，激励了新的留学热潮。当时政府制定了《自费留学生派遣办法》，为大批学生和学者到西方学习和工作创造了较有利的条件。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唐傲庆（化学）、孙本旺（1913～1984，数学）、张瑞马先（化学）等5人是蒋介石亲自决定选派的。1946年蒋介石找吴大猷、曾昭伦和华罗庚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原子弹。答曰，中国缺少人才。蒋委托3位科学家立即选派并护送一批最优秀青年去美学习，回来造原子弹。5人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美国政府以原子技术对外国保密为由，拒绝接收。吴大猷和华罗庚不得不宣布解散，请各位自寻出路＇10＇。　　　　
　　　　据原高教部统计＇11＇，到1950年滞留在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有5000多人。其中美国3500人，日本1200人，英国443人，法国197人，德国50人，丹麦和加拿大各20人等等，大多数是抗战前后出国留学或工作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和老一代科学家们召唤学子们回国工作。1949～1954年经过坎坷挫折和艰苦不绕的斗争而回到祖国的1424人，多数是从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国（85人）回来的。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朝鲜战争后，经过中美多次谈判才迫使美国停止扣留而回到祖国的。他们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的教育、科技、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百年留学潮毛泽东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与中国历史上历次留学运动不同的是，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1949年初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了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年35名，1951年381名，1952年231名，1953年675名，1954年1518名，1955年2093名，1956年2401名。1957～1960年每年减少至400～500名。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4年以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改向西方各国。据教育部统计，1950…1963年间总共派出留学生9594人，分布于苏（8357人）、东欧（共925人：东德273，捷克238，波兰160，匈牙利88，罗马尼亚75，保加利亚68，阿尔巴尼亚23、西欧和亚洲各国17）。　　　　
　　　　除前述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50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800人，共青团中央派出138人。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工艺技术和管理，其中管理人员609人，工程技术人员4876人，工人2291人，其他44人。　　　　
　　　　这一代留学生中绝大多数根红苗正，其中不少人不是烈士遗孤，就是革命后代，像江泽民、李鹏、邹家骅等，因此，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的殷切希望。毛泽东主席那段著名的题词“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就是他在出访苏联接见中国留学生代表时讲的。　　　　
　　　　这一代留学生也没有辜负老一代革命家的期望。50～60年代中国派出的1万8千多留学人员全部回国，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愉快地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青春年华，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他们在苏联、东欧各国学习期间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帮助，与教师、同学建立了诚挚的友情，成为中俄、中欧友好时代的美好佳话载入史册。


百年留学潮邓小平开启中国留学运动新时代

　　　　1978年7月美国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Dr。FrankPress）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美商谈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有关事宜。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兰（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联邦德国（1981）、法国（1981）、比利时（1981）、澳大利亚（1986）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第五代留学生，留学时间为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以后。留学人数超过前五代的总和，他们将在21世纪的中国释放出巨大能量。近年来国内外媒体已对其中的佼佼者作了大量的报道。　　　　
　　　　大门一开，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断和抑制了20多年的留学渴望迸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与西方世界隔绝了30多年之后，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学校。从1978到1989这十年中，经国家教委派往前述各国的留学生达到96100人，其中公费派出的29990人。　　　　
　　　　从1979到2000年，仅由中国教育部门向西方各国派出的留学生就达45万7700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20万、日本5。5万、加拿大3。8万、英国3。65万、德国2。6万、澳大利亚1。78万、法国1。63万、俄罗斯1。18万。还有大批青年通过亲友和其他渠道出国留学，未包括在教育部门统计之内。　　　　
　　　　八十年代中国政府根据中外的实际情况，完善了留学生政策，那就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核心依然是鼓励回国工作，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祖国服务。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在这二十多年中约70多万人出国留学，这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第五代留学生，很多已经或陆续回国，成为发展中国科技研发、高新产业、新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新一代骨干力量。仍在国外工作的学子们，也在寻找机会，珍惜机遇，用各种方式为祖国的振兴和人类科学事业的进步贡献力量。


百年留学潮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海归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42人，占三分之二。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时称毛刘周朱陈林邓的7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中，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他后来在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共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刘华清等都曾留学前苏联，至于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省市负责人中留苏（东欧）学生如钱其琛/邹家骅等也有相当数量。这种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政坛留苏现象，当时曾引起海内外的密切关注。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老交替顺利完成，越来越多的归国留学人员开始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他们留学的国家相对广泛，如政治局常委罗干留学东欧，政治局委员张德江留学朝鲜，军委副主席曹刚川留学前苏联，国务委员陈至立留学美国，科技部部长徐光华留学瑞典，教育部长周济留学美国，前商务部长吕福源留学加拿大等，但相对而言，其中留学欧美者占多数。至于省部级以下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厅局处各个级别拥有留学经历的更是数不胜数，有媒体称中国政坛从而开始了海归时代。


百年留学潮建国后海归对新中国的建树

　　　　自中共建政初始，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远见卓识的领袖就对“海归”极为重视，采取种种政策，甚至不惜动用外交手段将飘落在外的以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为代表知识人才引回国内。与今日不同的是，此阶段的“海归”人士多在科技、教育领域，进入政界的极为少见。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海归”，为祖国的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在科技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及欧洲培养的一批科学家将中国的卫星送上天，并奠定了中国发展导弹、原子弹的基础。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迅即派出新一批青年学生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同他们的上一代不同的是，他们完全为公派留学，并且其中相当数量为中共的第二代。这批留苏（东欧）的学子到60年代文革之前陆续归国，起初分布在工业、国防及科学技术诸领域，并逐步领先于其同代人，担任中级官员。至文革后及八、九十年代，这批“海归”达到国家权力的顶峰，包括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尉健行、邹家华、刘华清、曹刚川等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　　　　
　　　　留学生对新中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届学部委员共172名，（不含哲学社会科学部）有158位是归国学者，占92％。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学专家46名，占48％。留学生在新中国建设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为祖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当数攻克无数科技难关，造就了中国“两弹一星”的辉煌，为共和国的国防提供了一柄极具威慑力的倚天长剑。　　　　
　　　　除了上述科学教育文化领域外，新中国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也与留学生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支撑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也是三类人才：一是像林巧稚那样海外留学归来的医学专家，另一类是像钱信忠这样在革命队伍中学习成长起来的医卫战士（其中不少人直接活间接接受过外国专家的教育和指导），一类是像马海德这样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总体上看，建国后尤其是初期，外国专家和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医疗卫生战线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两弹一星”攻关大军中的海归兵团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奇迹。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这23名受奖者中有21名是归国学者。　　　　
　　　　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试验使我们的共和国真正拥有了今天这样的大国地位，使中华民族受益半个世纪，乃至又一个百年。“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更离不开一大批当年留学归国学子隐姓埋名的默默奉献。两弹之父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他们都是世家子弟，有着舒适、优越的生活环境，且大多在欧美受到一流的高等教育和学术训练，如果留在海外，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是他们却摘下刚获得的博士方帽，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国之旅。他们为中国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捍卫学术真理与尊严的马寅初　　　　
　　　　当然，建国后留学人员也有不少遭到不幸的例子。如建国后曾多次向中央反映人口问题却遭到迫害的原北大校长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马寅初。　　　　
　　　　1957年春，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６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大声疾呼，“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但马寅初料想不到的是他的人口论被认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但一身傲骨、坚毅执著年近八旬的马老先生不想投降，也根本不可能退却。当然，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开展起来。　　　　
　　　　“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这是胡耀邦对此发出的感叹。1979年，当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马寅初这种忧国忧民的心境，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经济学家的敏锐，来源于他渊博的经济学知识。1907年马寅初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他于1916年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时任经济系教授，后一直关注和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中国这种以社稷为重的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各代留学生的人生观。为建立现代科技体系，传授先进知识，推动社会进步而学习和工作，成为历代留学生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　　　　
　　　　事实证明：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几代留学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默默奉献于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等诸多领域。他们反对专制主义，崇尚民主科学；他们拥护改革开放，努力投身于祖国现代化建设。这些都充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