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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9-先贤之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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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不是一位只会咬文嚼字的、研究枯燥无味的历史作品的学者。像耶稣会的前辈一样，他首要的、最大的热情，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他研究中国古籍，是他认为了解这些知识，对他传讲福音很有帮助。完成这些译著以后，理雅各描述他的研究工作，“……我们在人们中间传道，应该具备足够的理解力，这样才能巩固我们不断取得的成果”。
上文提到的与他同时代的学者，评价理雅各的学术追求：“翻译中国古籍只是业余时间从事的第二工作，他主要目的是传播上帝的福音”。在理雅各的追思礼拜上，因他对中国人的爱，受到中国人的颂扬。
他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情和信任，很少有外国人做到这些，他爱中国人，中国人也理解他那质朴纯真的爱。这也是他独到之处，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从病床起身，用他特有的古式的礼貌来问候一位出身寒微的、官品又低的年轻人，他这样做，唯一的动力是这位年轻人的血管中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像来中国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理雅各通过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所敬拜的唯一真神上帝，和基督教里的敬拜的上帝是同一位。像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理雅各也受到攻击，他为自己正确的观点进行辩护，与批评家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争吵，他们的争论是如此的激烈，有下面的记述：
他爱中华民族，他绝对忠实和崇敬他们信仰当中一切真实和良善的地方。他曾进行过的最激烈、最长久的争执，是因为某些传教士对中国古老信仰根源的见解与他不同。表面上看，汉语中有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翻译关于上帝理念的。但问题的根本是，他们本身是否知道上帝存在的理念。而理雅各坚持认为他们知道上帝存在，难道他不是凭借爱心和知识来断定这一点的吗？”
理雅各在1815年12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他学业出众，早年就展示他的潜力。在牛津大学金学院，他多次赢得学生奖学金。当他在金学院读书时，他的生活中一次次展现他性格的力量。他得到一份助教的工作，这份工作使他在学术的增进方面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但是这一工作要求他加入苏格兰教会，这是国家教会。理雅各的父亲曾经很积极地支持独立教会运动，理雅各说：“假如我只是为了那些暂时的利益，遵从父亲的愿望，而没能转向这个科目，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人生的开端。”理雅各说他如果不加入国家教会，就不能使他攀登学术事业的阶梯。不到两年，理雅各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做传教士的呼召，他进入神学院，改变他一生的事业。
1838年，理雅各23岁时，加入了伦敦差会，第二年，和他的新婚妻子经海路出发，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旅行，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大陆，于1840年到达了马来西亚的马拉卡。在那里两年多的时间里，理雅各，除了完成他的首要任务学习汉语以外，他还兼任英华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由伦敦差会创办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培训传教士，并负责经营学院的一个出版社。出版社的创立，开阔了前往中国的先锋传教士马礼逊的视野，马礼逊的计划是教育和训练中国的信徒，使他们能够向自己的国民传教，那么外国的传教士就可以有时间，创经营学校、医院、诊所、技术知识的团体，这些都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为了能够达到这一双重的目的，出版社印制中文圣经，宗教小册子、双语字典和语言课本。在马礼逊死后的六年，理雅各接管了出版社的管理工作，这个出版社已经营了半个世纪。他很出色地继续马礼逊的工作，采取马礼逊的方法。他也一样作了传教士，献身于神学事业。他们同时认识到提供教育机会的价值。
1843年，理雅各和他的家人定居香港，在那儿他创建的联合教堂，在香港依然存在。理雅各是那的第一位牧师，在那儿服侍了30多年，因此他被称为“联合教会之父”。理雅各致力于为中国学生创办学校，让他们在英文和汉语方面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他同时还协助香港的教育部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对香港社会具有几十年的影响。理雅各对城市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他所工作的教育领域，在社会服务的其他领域的成就也是被公认的，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1865年他离开香港时，香港政府赠送给他一个精美的证明书，上面写着：“香港政府将这个茶杯和咖啡的托盘，赠送给理雅各博士，因其对香港公共事业无私的奉献和无偿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香港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上午工作。后来被他描述为“15年以上艰苦努力的学习”。
在一本传记中记载，理雅各意识到“打开中国的钥匙，在于对中国经典著作的认知。这些著作影响着中国人整体的行为规范，包括他们的思维、信仰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政府体制。”
理雅各在他的文章之中写道：“谁了解中国，那他也一定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必须“精通中国经书，并且……通过中国的历代圣贤，对中国思想领域做了全面的调查”。在他的晚期，他主要致力于中国古籍的翻译工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的思想。他刻苦学习汉语，就像几个世纪以前的利玛窦一样，上帝恩赐给他学习语言的天赋及惊人的记忆力，常常引起他同事的嫉妒。他的一位同事曾经回忆说：“他的大脑可以很轻松地记住大量的单个的或复杂的汉字，这些字曾经吓退无数个想学习汉语的人，但对他来说这却是一种乐趣，因为他很轻松地记住它们。”尽管这样，直到他在香港居留了15年以后，在1858年他打算开始出版他的译作，下一步他不但要寻求资金，还要安排诸如笔墨纸张之类的问题。所以直到1861年第一卷书的第一版才开始印制。理雅各一共完成了8卷书的翻译：
四部儒家作品《书经》、《易经》、《孝经》和《礼记》
一部道家作品《道德经》
两部其他作品《佛都记录》和《太上感应篇》
浪漫派爱国诗人屈原的长诗《离骚》
他在香港居住了三十多年后，回到了英国。1876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首席汉语教授。1897年，他在伦敦去世时，仍在翻译楚辞的第九章。
《先贤之信》 三理雅各：热爱中国的人（2）
像早于他三百年来中国的利玛窦一样，对汉语言和古籍的研究，使理雅各相信，中国人理解的上帝和基督徒敬拜的上帝是同一位。在1852年理雅各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时，在第一段的开头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上帝吗？”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展现我面前的中国文学和历史中提供的证据是如此充分，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在对它做过研究以后，却得出相反的结论。”
像利玛窦和耶稣会的教士一样，理雅各对中国的历史和古籍有深层的理解，他同样也提倡用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上帝”一词来翻译英文的“God”。像先于他以前的会士一样，理雅各面对来自中国教科书中接受低等教育人士的激烈反对。天主教选择两个新的汉字组合来表示“God”。19世纪新教的传教士选用“神”这个词来表示“God”，而理雅各一直认为“神”这个词只能表示一般的神（god）或者神灵。他这种观点，掀起一场与西方传教士的争论。在1852年，理雅各写了一本完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的书，《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在这本书中很明确地阐明，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在使用的“上帝”这个词专门用来指那位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真神“God”、创造世界并统治世界的主。他认为“神”表示英文中的“god”；而上帝是英文中的“God”；两个字母“g”一个是大写，一个是小写。他还罗列出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中一系列的证据，证明“神”只是指那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宗教传说中的众多的精灵和小神，是不能和这位全能的上帝混为一谈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信服这一点。这种持续不断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现象，就是20世纪初中译本圣经两个版本的出现，南方和合译本圣经使用“上帝”表示“God”，而北方的版本则用的是“神”。
在理雅各的追思礼拜的颂文中，很恰当地描述了这一争论，症结不是语言上的而是理论上的。因为选择“上帝”这个词来表示“God”，理雅各加入到利玛窦及其他的耶稣会学者的行列，他们都认为古代的中国人认识唯一的真神上帝，而那些选择新词“天主”或“神”来表示“God”的人，在理论上持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人在过去的时日并不认识基督教敬拜的上帝。
但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通过比较，那些力主使用“上帝”这个词的人，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理雅各，他们都以他们的博学、严谨、和真诚而著称的（事实上，理雅各还是当时中国学者的领袖。中国的学者王韬（1828…1897）认为，无论是汉语还是其它方面理雅各是唯一的能接任他的学者。）。
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但他们的纯真，不允许他们为了完成传福音的使命而歪曲真理。他们甚至简单的认为，假如要赢得中国人的心，对文化的敏感和理解是缓和氛围所必须的。但无论怎样都会认为，他们从没有妥协他们的信仰，改变他们那种学者的正直，在他们一生的传教事业中，是他们把上帝救恩的知识带到了中国。
用一句理雅各自己的话，来结束这一章是最合适不过了：
“我坚持认为，中国人认识真正的上帝，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词上帝，就是我们语言中的God，西伯来文中的Elohim；希腊文中的Theos。”
《先贤之信》 三神州
今天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起的，而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china”一词最初指东方古国的瓷器。后来演变为瓷器的原产国中国的名字。其实“china”一词，最早起源于“秦朝”的译音，在早期的汉译英中，因为秦朝（公元前246…210）被按音译直译为“Ch’in”。
但是中国人却给自己起了含义完全不同的名字，就是处在中央的或中间的国家，这个名字第一次被使用是在尧（公元前2357…2258）和舜（公元前2255…2208）交替时期。第一次使用“中国”这个词的记载是在我国最早的历史专著“禹贡”中，也被称为“大禹的贡献”，主要记载由大禹向诸王讲述控制洪水，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控制了肆虐20年的洪水。大禹徒步巡行当时的九州（全国）各地，从东部的海岸线，几乎到今天西部的青海省，北至今天的内蒙古南端，南几乎抵今天的广东省。禹观测土地，评估耕作土地的等级，确定赋税的标准。他翻山越岭，绘制了河流及其它水域的地图，同时他开垦山地，赶走了野兽以便百姓能够安居。然后他又建立防洪体系，深挖疏通河道，以便湖泊、沼泽和湿地的排水泄洪。
在完成了这一难以置信的治水事业之后，禹向舜帝报告说：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叄鞑聘场Ｏ淘蛉馈３筛持邪睢Ｎ列铡ｌ筇ǖ孪取２痪嚯扌小薄！ �
在这之前，这些大多是游牧部落的民族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姓氏。但因着禹这独一无二的举动，他们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的理念，百姓由统治者分封土地，从不断迁徙的生活方式变为择地定居，而依照姓氏建立的部落也相应而生。多年肆虐的洪水破坏了人们先前的生活方式，但禹遵从尧帝和舜帝的旨意，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改变了一切。中国历史学家吴国桢写道：
在曾经一度只有绝望的整个人群中注入了新的希望，混乱中注入了和谐，而这一切当中最主要的则是在混乱中注入各种秩序…这样，在洪水泛滥缓解之后，由尧、舜及禹所代表的中央国家的声誉达到了顶峰，超过了以前所有的统治…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特别根据《禹贡》的记载，中国人为他们的国家命了名字–中国，即“中央国家”。
这样，在走过了四十二个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使用“中国”这个名字。
但在上古时期，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神州。神州的字面意思是神的国家或神圣的国家。历史文献记载：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神州，多么特别的名字！中国古代历史对上帝的敬畏，表明这个名字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没有历史文献解释这一名字的起源，历史文献却表明，神州这一名字对中国是多么的相符。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了上帝与中华民族之间充满活力的关系，领袖的起落和朝代的兴衰都取决于他们对上帝的态度和行为。尽管上帝在中国的作为是隐藏的，祂确实在隐密中主宰着发生在这个古老国度的事情。
《先贤之信》 三天命（1）
与神州一词紧密相关的是天命的理念。上天赋予的权利是帝王统治合理化的依据。天命的理念对中华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不断调整统治者的职能，从而也影响了数百万黎民百姓的生存。虽然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但纵观整个历史，中国人始终相信，只有上帝选定的人才能登基为王。上帝直接授予每个皇帝统治的权利，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利是从上帝而来。这种选定就叫“天命”或“天意”。
由上帝选定的这位皇帝，被称为“天子”。重要的是必须明白这一权利或天命并不是神化皇帝。与罗马人和日本人不同的是，中国人从不认为他们的皇帝具有神性。相反的是，尽管天子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只是作为上帝的代理或总督来统治中国。很显然，这种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帝所给予的，他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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