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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灾难？-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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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中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这些结果倾向于表明存在着大量的某一类位点，对智商有不利影响的隐性基因就位于这些位点上。通过一些应加以强调其投机性甚至相当的不现实性的论证，毛顿毛顿（N。Morton），《近亲结婚对智商和智力迟缓的影响》，登载于《全国科学学会学报》第8期，1978年8月。估算出这些位点的数目超过“300”。在对这个结论持保留态度的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它
与一种观点相一致，一种认为大脑功能可能会受到许多新陈代谢疾病的影响，这些疾病就是某些基因作用的结果。此外，问题不一定在于那些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基因，我们的有机体是一个有着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完整机体，类似于智力活动这样的活动必定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
但是，观察结果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同型结合对智商的不利影响，同型结合就是指出现于该位点上的两个基因的结构相同。不利基因也好，基因的单调性也好，都不一定会降低智商水平。所以，形容词“有利的”或“不利的”也不应再用来形容某些基因，而是用于形容某些基因组合。
这个事实完全打乱了那些认为有必要执行优生政策的观点。在达尔文发表了《物种的起源》10年后的1869年，高尔顿高尔顿（Galton，1822～1911），英国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译注出版了闻名遐迩的著作《遗传基因》，自加尔东和他的理论之后，我们轻易地就承认某些人类后代比其他人的智力更高；用遗传学术语解释这个事实，我们从中得出结论：某些家族有着更好的基因，这些基因的普及有益于我们人类的发展。如果那些智力差的家族的生育能力一直持续高于智力优的家族，那么必须留心智力衰退对我们的威胁，曾经有多少本书和多少篇文章这样提醒过我们啊！正是本着这种思想，1924年的美国移民法限制某几类人进入美国。心理学家布雷格姆（Brigham）就是负责起草这个法案的委员会的顾问，他宣布了“黑人、一些阿尔卑斯人种和地中海人种所造成的智力衰退”，并极力鼓吹制定一项以“科学”为依据的限制政策。
一旦承认“能力”并非与某种基因的存在有关，而是与不同基因的存在有关，所有这些推论就全都失去了它们的根据。想想我们在博斯博斯，巴黎盆地，机械化生产小麦的盆地。——译注或布里布里，法国塞纳河和马恩河之间的地区名。——译注见到的茁壮生长的玉米，这些玉米的茁壮不是因为它们有某个基因a或者某种基因b，而是因为它们在许多位点上都同时有着基因a和b，即异型合子 （ab）。所谓的同型合子 （aa）或（bb）同样不如前者的生命力旺盛，因此“基因a比基因b好吗？”的问题没有意义。质量不取决于基因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基因的多样性。如果“玉米”群体被一个同时要求种族改良和种族纯净的暴君所统治，那么最坏的灾难是可以预期的，因为这是两个互相对立的目标。
根据这种观点，任何以提高一个群体的智力为前提的优生学测定至多只是一种蠢话。但是，几乎没有哪些针对大众的作品不提一提建立在这些假想基础上的思考：某些杂志刊登的文章颂扬加利福尼亚商人的首创性，他创建了一个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提供精子的精子银行！
智力与必然性
我们曾说过必须非常谨慎地解释毛顿的观察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意味着基因型的多样性有利于智力发展或者至少有利于智商的发展，这就是证明智商具“遗传性”的证据！很多作者认为，这个修饰语牵涉到一种必然性：一旦基因整体形成，智力的命运就得到最终的确定；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更幸运，拥有更多更好有利于智力发展的基因，其他人则不会有这种运气！在这一点上，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他那些不容置辩的论断曾为我们所用，他很出色地阐述了这种机械论观点。在测试过一个儿童的智商后，他毫不迟疑地肯定这个儿童：
如果智商低于120就不能接受正常的高等教育；
如果智商低于130就无法学习高等数学。
我们再一次地面对这个曾在97页宣布的那个错误，把一个关联视为因果关系的论据。英国心理学家埃森克《人类的不平等》，埃森克（Eysenck）著，法国哥白尼出版社，巴黎，1977年。是我们的那位儿童精神病学家的启发者，他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他写道：“智商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它是获得学业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推理与认为煤炭消耗的增多是老人死亡率上升的因素之一的推论相当。重要的不在于因素，而在于同时发生；一些以“科学”的身份出现并常常参考“最新的现代科学发现”的著作竟会犯如此严重的逻辑错误，这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这样缺少严肃根据的论断不由得使我们为之震惊。轻蔑地笑笑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还应该以严密性及我们孩子受到威胁的命运的名义采取行动，按照美国科学家的说法，我们的孩子成为“智商群岛”的受害者。
事实上，关于“先天和后天”的问题，我们看到它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具有意义，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更巩固某种意识形态的态度：即为了从“科学”的角度说明个体成功或失败的必然性，由此，以这些自然原因为基础建立社会等级。在解析形容词“遗传学”的含义的同时，我们强调了基因——必然性联系的有限性。当我们研究某种蛋白质的结构或者某种血型的表现类型时，这种联系是精确的；当我们研究一个“性状”时，即使这个“性状”的机制很简单，这种联系也不再是精确的。“苯丙酮酸尿”这种起因于某种基因的双倍数量的存在的疾病是无可避免的，只要我们还不知道它所涉及的新陈代谢的性质；20多年以来，饮食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环境”的变化，能治愈一些遗传了此类基因型的孩子，在前，这种病百分之百地取决于基因型，现在则百分之百地取决于环境。
这种必然性的倒退，对于其机制起因于很短的因果链的性状是可能的，并且对一些如智力活动各方面的复杂性状则更有理由成为可能。要想尽量了解相关机制，重点是进行尽可能严格的观测活动，这可以确切说明在什么范围内改变环境能改变个体的命运。我们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对分开抚养的双生儿的研究
第一个方向是研究同一卵生分别抚养的双生儿：他们有相同的基因型，因此他们的差异行为只能是受到环境影响的结果。为了能够将他们的相似性归因于他们的生物实体，他们被抚养的环境必须有着强烈的反差，这种情况很少见。这方面的观察结果主要由英国心理学家塞瑞尔·伯特（Cyril Burt）提供，他死于1971年，享年83岁。而在他死后的几年之后的事实是：简言之，他的许多文章中的数据纯粹只是杜撰出来的。他确信智商也好，社会成功也好，都是由遗传所确定的，他制造了一些观察结果，虚构了共53对双生儿的研究对象。某些心理学家为了拯救伯特的基本结论，于是暗示说只有他最后阶段的实验结果令人怀疑，他的年纪太大是最后所犯错误的主因。衣阿华大学的杜夫曼杜夫曼（D。Dorfman），《塞瑞尔·伯特问题，新发现》，《科学》，1978年9月29日，1177～1186页。曾精心研究了伯特撰写的关于社会阶层形成智力差异的主要著作（《从社会职业等级看智力分布》）并由此得出结论：“毫无疑问，他捏造出他的数据。”作者甚至能复原伯特所用的方法，对他在文章中列举的伪造的观察结果进行统计处理以便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而这个他声称涉及4万对子女——父母的研究结果被用于无数的研究实验中，被许多的论文引用过。这个结论逐渐地并最终作为一个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被介绍（或许出于真心诚意地），而它却是一个骗局。
对分别抚养的双生儿的研究不应因此就被放弃；相关的严肃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些宝贵信息。
明尼阿波利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几年前开始进行一个对出生的头几个星期就被分开的成年双生儿的研究。20来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鉴于他们所持的谨慎态度，其结果将会是精确的，但是他们需要很长时间：目前的速度为每年研究10对左右的双生儿。 在1980年6月于耶路撒冷召开的关于双胎妊娠的大会上，这个研究小组报告了他们对14对双生儿研究所得的第一批观察结果，这些结果尤其表明双生儿动作上的明显相似性。第二个方向就是研究环境对每个人命运的影响，就是对那些被与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父母所收养的孩子的研究。令人奇怪的是，早在1913年英国心理学家理查森（Richardson）就突出强调了这类研究的意义所在，而直到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的一个小组刚刚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之前，一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研究。
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对养子女的研究这是一个由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的一个多学科小组所做的研究米歇尔·西弗（Michel Schiff）等人合著，《被干部收养的体力劳动者的孩子们》，全国人口研究所—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81年。，小组包括研究人员、心理学家、医生和遗传学家。他们跟踪调查了35名出生于所谓最低社会职业阶层并在出生4个月左右被最高社会职业阶层的家庭收养的孩子的就学情况。他们将所得结果同39名与这些收养儿童有血缘关系由亲生父母养育的兄弟姐妹作对比，以及与对各个社会职业阶层家庭的子女所观察到的平均结果作比较。结论显然非常清楚：那35个被收养的孩子，他们的总体结果极其类似于抚养他们的高职业阶层家庭的平均水平，他们的成绩也远远超出那些生活在低层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牢记下面的数字：在他们10岁时，这35个孩子中有5名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学业失败（留级），但是只有一对双生儿遭到了严重失败（被分在“平行班”）；在他们的生活于亲生父母身边的39 名兄弟姐妹中，有24个孩子处于失败的情况，其中有12名孩子经受了严重失败。
很难不重视这些结果：它们清楚地意味着有将近1/3的低社会职业阶层、生活条件差的孩子不被接受进入我们的社会，原因不是由于我们被迫接受的生物劣势，而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不是某个人口学宣言，而是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它至少让我们想到，如果想得到真正的“机会平等”，我们仍需为我们的社会作更多的努力。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传统的“智力测验”结果解释了学业失败率的现象。在意识到计算出的平均值意义不确切的同时，让我们重新看看所得结果：35名被收养儿童的平均智商为108。7，他们的亲生兄弟姐妹的平均智商为94。6。再想到全国人口研究所对10万个孩子进行调查，得出干部家庭子女的平均智商为108。9，“非技术工人”家庭子女则为94。8。几乎完全吻合的结果不应给人以假象，不过我们的结论是，在这个研究中的被收养儿童的智商与那些出生并生长于相同环境的儿童的智商极为相似。
当然，观察对象相对有限，但是观察方法谨慎细致，这说明结果是确定的。从中得到的教训是：社会遗传，也就是亲子间的社会地位的传递的主要媒介为环境；环境起着相当强的影响，甚至足以掩盖住遗传差异带来的可能结果。
存在或变化
至于我们在本章开始时提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答案，科学只给了我们部分数据。主要课题与我们的绝对丰富的潜能及其可塑性有关。智力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数据，它永远在变化。
可惜，相反地，我们所用的语言的目的是将每个人局限于一个稳定的定义内。对着一个孩子，我们习惯于谈起他的“天分”；他的各种爱好被诠释为“天生搞文学”、“有音乐天赋”或“有数学天分”的证据。这个证明并不一定荒谬，可能被当事人后来的人生历程所证明，但是这些词语是在什么程度上与现实相符并符合怎样的现实呢？
所有的个体显然都极为不同，他们对各种智力活动的爱好和能力也有可能极为不同，但是，当我们肯定地说这是一种“天赋”时，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词典上说，“有天赋”就是“天生拥有”；谈到一种天赋时，我们承认这种天赋是自然造就的。自然最初赐予我们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整套基因，如果我们假定某个特性是我们具有的基因作用的直接结果，那么这个特性就是真正的“天赋”。至于某些智力缺陷机制，除了关于一些负面的“天赋”亦即某些精神痴呆症之外，这一论断几乎无法得到证实。
至今为止，尚无法确切地证明任何特殊的智能是基因作用的结果。最常提到的例子就是音乐，有时会举出音乐家巴赫的家族为例作为证明存在“音乐基因”的证据。不过，把一个可能的遗传影响与一个真实的环境影响分解开实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某些家族性的集中存在并不足以作为遗传起源的证据。直到现在，由于我们不可能对整个人类做实验（这不单是一个伦理问题；无论如何，由于一代人的生命时间较长，所以这些实验将会变得过长），所以我们只研究了少数几个通常是人格病理学方面的特征。我们看到，关于精神分裂症这方面的著作最多，得出清楚结论的难度是多么大。不过，根据专家们的看法，关于一个精神实体，它的定义是相对客观的。在研究一些诸如数学才能或音乐天赋的性状时，我们将会碰到怎样的困难啊！
阐明一个遗传机制需要在实验过程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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