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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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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惑论》(见《国故论衡》)以非难之。大意是说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亦刻画无传。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稍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朽骨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开首有这样几句:    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    先生作此论时,大约因为龟甲文初出,未暇细读,又因为素不信罗振玉(后来果然背叛民国,作了汉奸)的为人,遂牵连于其所研究的古文,这是甲骨文一时的不幸。    甲骨文是商朝王室命龟之辞,太卜所典守的。我们现今能够在实物上考见文字,要以此为最古而最多。此文出土后,首先来研究考释之人要推孙诒让(已见第十三节)。孙氏得了刘鹗所印的《铁云藏龟》,因为没有释文,苦难畅读,靠他平生四十多年攻治古文的心得和研究彝器款识的经验,参互解释,才得略略通晓。他的著书有二种:    (一)《契文举例》,其自序有云:“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后,未获见真商文字为憾。顷得此册,不意衰年睹此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复緟者,互相采绎,乃略通其文字。远古契刻遗文,更三四千年竟未漫灭,为足宝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补有商一代书名之佚,兼以寻究仓后,籀前文字流变之迹。”    (二)《名原》,也是根据甲骨文以探求文字沿革之迹。这两种书的成就,不但开了文字学的新途径,简直使中国学术上和全部古代文化史上增了新的认识。    继之者有王国维,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书,义据的精深,方法的缜密,可谓极考证家的能事。换句话说: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多所发明,正经典的误字,溯制度的渊源,从来说古书奥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    孙、王两氏之间,还有一个人须提明的,便是罗振玉,著有《殷虚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等。王国维称之为“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其他研究此学者尚众,不详举。    章先生晚年看见了这些创获,亦改变前说,认为甲骨文是可靠的。对于罗振玉的著作,说亦有可采处,真所谓“君子不以人废言”。惜乎此意未及写出,遽归道山,连腹稿亦埋藏地下,是多么不幸的事!时至今日,还有不明底细,援引先生早年《理惑论》之句以疑契文者信口胡说,未免太可笑了。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第24节 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

    日本之有文化,初则传自中国和印度,近时则传自欧、美诸国,但是日本军阀负恩忘义,穷凶极恶,不但要侵占中国,简直要独霸全球,种种阴谋,竟想干“逢蒙杀羿”的勾当,使我们忍无可忍。蒋介石说:“……惟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在中国政治的统一愈有成功,其侵华的阴谋,即愈见积极。继‘五三’事件之后,又有‘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关’之役,‘热河’之役,‘长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卢沟桥’事变,乃激起我们中国全面的抗战。”    (《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第三节)      我们抗战四年以后,始对日本宣战,兹录《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布告》的第一段如下: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    因为严夷夏之防,是章先生一生志节的所在,所以对于抗日战争,提倡最力。当十九路军血战于上海,宋哲元军血战于长城,先生都发电嘉勉,以振士气。我们读《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知道抗战制胜之道,军民合作的如何重要。其文如下:    民国二十年九月,日本军陷沈阳,旋攻吉林,下之,未几又破黑龙江,关东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复以海军陆战队窥上海,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二十八日夕敌突犯闸北,我第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令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其后敌复以军舰环攻吴淞要塞,既击毁其三矣,徐又以陆军来。是时敌船械精利数倍于我,发炮射击十余里,我军无与相当者。要塞司令邓振铨惧不敌,遽脱走,乃令副师长谭启秀代之。照垣时往来闸北、吴淞间,令军士皆堑而处,出即散布,炮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机关枪扫射之,弹无虚发。军人又多善跳荡,时超出敌军后,或在左右;敌不意我军四面至,不尽歼即缴械,脱走者才什一,卒不能逾我军尺寸。始,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万人,便衣队亦三千人,后增陆军万余人,数几三万,我军亦略三万。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战三回,小战不可纪,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死伤不逾千。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若从灶上扫除焉。初,敌军至上海,居民二百余万,惴恐无与为计,闻捷,馈饷持橐累累而至;军不病民,而粮秣自足。诸伤病赴医院者,路人皆乐为扶舆,至则医师裹创施药,自朝至夜半未尝倦,其得人心如此。    章炳麟曰: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间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书。    (《文录续编》卷六)    我们又读“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知道先生期望全面抗战是何等的殷切,其文如下: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倭寇上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倭大创,增援者再,战几四十日,寇死五六千人,我军死伤亦称是。功虽未就,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    十九路军所部多广东子弟,死即槁葬上海,不得返其故。二十二年九月,度地广州黄华冈之南①,以为公墓,迁而堋之。黄华冈者,清末志士倡义死葬其地者也;以二十一年上海之役相比,功足相副。昔明遗臣张煌言死难,遗言立墓岳、于二公间,盖生以毅烈相附,死以茔兆相连,其义固然。今之迁葬,非徒饰美观,侈功伐,亦欲推其事类以兴来者。自黄华冈事讫,仅半载武昌倡义,卒以仆清,固其气足以震荡之。后之继十九路军而成大业者,其必如武昌倡义故事,以加于倭,然后前者为不徒死尔。盖功大者不赏,业盛者不能以笔札称扬,故略举死者之事,以俟后之终之者。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余杭章炳麟撰并书。    (《文录续编》卷五)    先生这些文字的感召力极强,所以殁后只一年,伟大神圣的全面抗战果然开始了。假使先生还健在的话,该是多么兴奋呢!该还有许多篇雄文,写我民族怒吼之声,永垂不朽呢!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第25节 先生的日常生活

    同门王基乾,于章先生的晚年生活,知之甚稔。寿裳因请其写一文,俾实本节,兹录之如下:    章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世所共知,本文只就先生的日常生活略为介绍:先生是一个赋性恢弘而有远略的人。他论政,论学,固然头头是道,但对于一些细微末节,甚至自己的饮食起居,却又毫不经意。他晚年寓居上海,后因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就在苏州住家,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所房子在侍其巷,只有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他走去一看,就很满意说:“还有楼。”看见树又说:“还有树。”后面也不再看,就和人家议价。人家看他这样满意,向他索一万五千元。这在当时已是超过时价很多,本有还价的余地。不料先生非但不还价,竟付出一万七千元成交。等到章夫人晓得赶来看时,一切手续业已办妥,房子竟不能住!要卖,原价已经很高,绝对卖不出,租也租不上价,结果只有空着,雇人看守,另在锦帆路筑一新屋。    先生生平除嗜吸纸烟外,对于饮食别无专好。章夫人是信佛茹素的,禁食一切肉类。因为要维持先生的健康,案上也常常设鸡,但先生却从不下箸,只食面前菜蔬。后来有人建议,把鸡肉放在先生面前,从此即见先生专以鸡肉佐餐了。这件事说来很奇怪,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宋朱弁《曲洧旧闻》说:“荆公又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筯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筯处。’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此即可看出一代伟人用功之深,精神有所专注,因此无暇据顾及饮食。人家骂王安石虚伪,不近人情。以先生之事例之,可见也并不尽然。    前段曾经说过,先生对于饮食别无专好,独嗜吸纸烟。他并不讲究好牌子,是纸烟就行。不过一经吸著,决不止一支。尤其是当讲学或和人谈天,总是一支接着一支,未尝去手。这时只见室中烟雾纷披,而先生神采方旺,谈锋更健。因为谈天也是先生乐事之一,只要有人触其机锋,话头便源源而出了。    先生素知医,于《伤寒论》尤有研究,间为人开方治病,也都能奏效。但关于自己的卫生,却又异常忽略。有时夫人劝他注意营养,多进补品如鸡蛋之类。先生听了,每每把夫人的话重述一遍,好像是闻所未闻。先生更不从事运动,因此连走路似乎都很吃力。但如跟随他的人上前去搀扶,先生必极力挣脱,拂袖而去。由这一点,也可看出先生独立自由的精神。    先生对于金钱,简直可以说是视若无物,如前段所提的买房子就是一例。在别人看起来,他是受了欺,上了当。其实先生自己何尝有丝毫容心。不过先生的性情是叫人摸不着的,有时家里零用他都要管,甚至买一刀草纸,也得直接向他领钱。    先生读破万卷,著述等身。但藏书并不多,更不讲究版本。一部《十三经注疏》,只是普通的石印本。因为翻阅次数太多的缘故,已变成活叶。有一次为学生讲《尚书》,稍一不小心,书竟作蝴蝶飞,散落满地,引得哄堂大笑,而先生仍言谈自若,绝不在意。    先生的书名也不小,求书的人自然很多。他的书法自成一家,篆和行草都有一种面目。人家只要得到他的片纸只字,都视若拱壁,什袭珍藏,倒是先生本人,反不怎样满意自己的作品。往往一幅写成,看了一下,即放在废纸之列。这可给了他侍役一个赚钱的机会,竟串通一家装裱店,专窃这种字,印上先生的图章,装裱后价卖与人,得钱两人朋分,先生初不在意,一直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发觉,因此他想出一个防弊的方法,就是把写来不要的字一律撦破,塞在字纸篓里,图章也从侍役手中收回,以为这样总是一个稳妥的办法了。但是他却忘了,作弊是我国人的特性。有一种人会防弊,也就有一种人会舞弊。在这以后,完整的纸固不易得,撦破的字装裱起来,还不是一样?至于图章,在先生用了多次以后,反正是要交给侍役一洗的,这可又给了侍役一个盖章的机会。    先生晚年除著书讲学外,也常常做点应酬文字,大概不外是书文题跋和碑铭之类。一篇墓志铭或墓表,人家通常送他一千元到二千元。但他做文章,并不就以金钱为准。据说有一个纱厂的主人,想请他做一篇表扬祖上的文字,送他万元作为润笔。他却极力拒绝,一字也不肯写。他替黎黄陂做了一篇洋洋的巨文,又一钱不受。因为先生是最重感情的,他于当代人物,除孙公外,惟于黄陂有知遇之感。所以替黄陂做文章,认为是应尽的义务。    因为先生享有当代大名,所以常常接到一些不相干的信。或是同他讨论某种问题,或只是恭维他。那班替先生办笔札的人,对于这些信,往往置之不理。但先生以为人家既有信来,总得回答,免使人家失望。因为这些被弃置的信,反是先生亲笔答复。    (以上是录王基乾的《章先生逸事》)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第26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章先生光复中华,振兴学术,功业虽成而精力弥瘁。民国七年以后,知植党无益,一切泊然。晚年见当世更无可为,乃退而讲学于苏州。王基乾《忆余杭先生》文中,言其扶病讲学,直至弥留时的情形甚详。兹摘录如下:    ……先生虽衰老,然于讲学则未忽稍苟。初,先生患鼻衄,中央以先生功在国家,特赠予万元,以为医药资。先生初不欲,既受之,则以此款为人民血汗所出,不欲用诸个人,因复成立国学讲习会于苏州寓庐,冠章氏二字,距初在东京讲学时,盖已二十有八年矣。先生讲学,周凡三次,连堂二小时,不少止,复听人质疑,以资启发;不足,则按日约同人数辈至其私室,恣意谈论,即细至书法之微,亦无不倾诚以告,初不计问题之洪纤也。二十五年夏,先生授尚书既蒇事,距暑期已近,先生仍以余时为足惜,复加授说文部首,以为假前可毕也。顾是时先生病续发,益以连堂之故,辄气喘。夫人因属基乾辈,于前一时之末,鸣铃为号,相率出室外。先生见无人倾听,可略止。然余时未满,诸人复陆续就座。先生见室中有人,则更肆其悬河之口矣。以此先生病弥甚。忆最后一次讲论,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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