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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钡慕诟拧Ｈ绱擞旅臀尬罚�挺然独往，以为生民请命，才真是革命道德的实践者。宜乎后进慕其典型，追其踵武，而革命终以成功。邹容从后门逃出。先生从狱中作书，动以大义，使他自行投到，翌日，邹容果然自首了。　　　　此案原告是清政府，律师是英国人，被告是章炳麟等六人，到者二人。裁判官则为会审委员及英国领事，不伦不类，极为可笑。所控“罪状”，乃是摘取《苏报》中的论说，以及《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语句，尤以驳康书中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两句，视为大逆不道。这正因为带了封建余孽的眼镜，以为呼名不讳，便是大罪。其实翻成白话，就变了平淡无奇。小丑就是小东西，未辨菽麦就是没有常识的意思。况且说载湉未辨菽麦，也是切合实情，并非过甚其辞。要晓得他的祖宗弘历，虽说是个能干的君主，却也是个未辨菽麦的人。他南巡时，不是看到田里种着的稻秧，便问这是甚么草吗？弘历对于民间事业尚且隔膜如此，载湉从小生长在深宫，自然更不消说了。裁判官问章先生有功名否，先生答道：“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珠①，还说甚么功名呢！”接着指出清政府的种种罪状，滔滔不绝。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从此革命党声气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敌国之势了。　　　　这样审问二次，即行阁置。因为清政府用种种诡计，先以外交手段在京和英国公使交涉，要求引渡二人，而不见许；继又愿以沪宁路权变换，亦不见许。二人初拘在工部局，禁令尚宽，每周可容亲友前去探视一次，到了翌年三月，此案始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均罚作苦工，监禁期满，“逐出租界”。自移禁西牢之后，即不许接见亲友。狱中所作之工，则为裁缝，缝做那些巡捕的制服之类。狱卒———印度巡捕———狐假虎威，陵暴无状，见先生目力近视，工作偶不敏捷，辄持棍殴击。先生自知无生理，绝食七日而不死。有时亦以拳抵抗凶暴，屡遭踶趹，或竟用软梏挛其手指，有好几次几乎死去。邹容年少性急，不胜压迫，未及满期，即病死于狱中。惟独先生素有涵养，苦役之余，朝夕必研诵《瑜伽师地论》，悟到大乘法义，才能够克服这种苦难。到了丙午年五月初八，即阳历六月二十九日，期满出狱，国父已派孙毓筠在沪迎接。是日晨，同志们集合在工部局门前守候，因为从西牢解放以后，还须经工部局执行“遂出租界”的手续。到了十一时，先生才出，自由恢复，日月重光，同志们鼓掌欢迎，一一与之握手，即晚登日本邮船，东渡至东京。　　　　先生有《癸卯狱中日记》云：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以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文录》卷一）　　　　自知必死，毫无恐怖，惟斯文将丧是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狱中有诗，称心而言，不加修饰。《浙江潮》杂志曾登四首，兹录如下：　　　　

狱中赠邹容闰月二十八日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乾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狱中闻沈禹见杀六月十二日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差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六月十八日神狐善埋搰，高鸟喜回翔。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沉眠。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借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第二章　革命元勋的章先生第10节　入狱时期（2）

　　　　章先生既抵东京，发长过肩，肌体颇腴，闻系狱中食物无盐之故。阳历七月十五日留东学生在神田区锦辉馆楼上开会欢迎，到者七千余人①，座无隙地，至屋檐上皆满，为的来看革命伟人、中国救星。先生即席演说，发狮子吼。其大意：首先述自己平生的历史，次以涵养、感情两事，勉励大众，庄谐间出，听众耸然。这是寿裳亲接音容、幸蒙受记之始。现将此演说摘录数段于下：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颠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颠，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鼓掌）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甚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欢呼）或者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于此。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是瞀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际；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以上所说，是略讲兄弟平生的历史。　　　　关于近日办学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当初柏拉图说：“人的感情，原是一种醉病。”这仍是归于神经病了。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最是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先说宗教……孔教、基督教既然必不可用，究竟用何教呢？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姓阶级，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罗更要利害十倍。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　　　　次说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第三要说人物事迹。中国人物，那建功立业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说。但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与其学欧、美，总是不能像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两个人：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鼓掌）至于学问上的人物，这就多了，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最有学问的人就是周、秦诸子……近代还有一人，这便是徽州休宁县人，姓戴名震，称为东原先生。他虽专论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为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没有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了，特为提出。（鼓掌）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这篇演说，洋洋洒洒，长六千言，是最警辟有价值的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号，而《太炎文录》中未见收入，故特地多抄一些如上。


第二章　革命元勋的章先生第11节　编辑《民报》时期

《民报》第一号及发刊词《民报》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1908年10月第二十四号出版后，被日本政府封禁。章炳麟在东京的一篇演说，曾登载在《民报》第六号上。　　　　

　　　　章先生抵东后，即入同盟会，任《民报》（同盟会的机关报）编辑。其中胡汉民、汪兆铭等诘难康、梁诸作，文笔非不锋利，然还不免有近于诟谇之处。惟有先生持论平允，读者益为叹服。而又注意于道德节义，和同志们互相切励：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如《革命道德说》、《箴新党论》二篇，即系本此意而作。《革命道德说》阐明道德衰亡是亡国灭种的根极。凡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无道德者决不能担当革命。至于德目，则引顾炎武所标举的“知耻”、“重厚”、“耿介”。三事之外，更加入“必信”一事。因为前三者还是束身自好之谓，而信则周于世用。虽江湖聚劫之徒，亦惟有信，才能得徒众的死力。我们必须实践此四事，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箴新党论》说明新党的竞名死利，其污辱较前世党人为甚，视顾炎武所讥的明末俗尚之年、社、乡、宗，则略有异同。其相同者，惟年与乡。宗则今日所轻，而重渐移于姻戚；社则今日所绝，而恩又笃于拜盟。新党之所以自相援助，传之自旧，虽昌言维新，而不废者亦有四事：一曰师生，二曰年谊，三曰姻戚，四曰同乡。这种偏弊，至今日犹未能彻底革除。篇末，且论及当时的学生，以为学生之所为，又是新党的变形而已。其言曰：　　　　　夫其学术风采，有异昔时，诸所建白，又稍稍切于时用。然其心术所形，举无以异于畴昔。其尊师帅，有异于向者之称门生乎？其应廷试，有异于向者之叙年谊乎？其分省界，有异于向者之护同乡乎？以借权为长策，以运动为格言，凡所施为，复与党人无异。特其入官未久，不如昔人之熟识径途，故不敢冒昧以求一试，迟之数岁，必森然见其头角。且新党虽多谄曲，而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犹其所优为者，彼虽恃其客气，外以风节自高，则不得不有所饰伪，今则并其饰伪者而亦不知，惟以阿附群公为事。若夫呵殿出门，登坛自诩，以其爵命夸耀诸生，而祝其取青紫如拾芥者，则新党虽顽顿无耻，犹必噤口不言。然则新党者政府之桀奴，学生者当途之顺仆。新党犹马，不饱则不行，学生犹狸，不饥则不用。自专权自恣之政府计之，则学生之谨愿小心，其可用自优于新党。学生用而新党废者，非独时势适然，亦其品格愈卑，易于策使之故……（《文录·别录》卷一）　　　　　　凡此所言，皆足以使人警惕，因之同志们奉为圭臬，节操弥坚，舍命不渝，敌忾致果，这都是先生的宿学雄文提倡扶持的力量呢！其他如《排满平议》、《定复仇之是非》、《代议然否论》、《国家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言谠论，不胜枚举。同门李植称之曰：　　　　辨名分，申正义，使天下易其观听，而不惑于保皇、君宪之说。……忧深思远，蒿目而观世变，其立说皆远在二十年前，而流弊隐患之勃发，则在民国建立之后。当时闻其说者，漫不加察，指其无的放矢，而不知先生之虑思深也。（《余杭章先生事略》）　　　　　　这话是事实。然当时，《民报》已风行海内外，清政府禁之愈严，而销行愈畅。国内有志的学生，无不阴相转输，竞先讽诵，甚至缙绅耆宿，亦复奋兴感慨，而知光复之不可以已。《民报》周年纪念会，先生有祝词如下：　　　　我汉族昆弟所作《民报》，俶载至今，适盈一岁。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方行无阂。自兹以后，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