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童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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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吩咐跟随他的卫士成元功：“你守在这里，万一主席路过时，提醒他一下。”　　成元功守了一会儿，觉得自己的任务是随侍总理，不能总守在这里，就招呼另一位卫士替换自己。他回到菊香书屋南小院，周恩来一看见他顿时火了：“让你守在那里，你怎么擅自跑回来啦，万一绊着主席摔坏了，你负得起责任吗？”成元功说：“你身边不能长时间没人啊，我就让韩福裕守在那儿了。”周恩来这才平息了怒气。　　政务院成立之后，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们，以及相当于政务院办公厅的机构，在中海西岸游泳池以北的区域办公。11月，周恩来搬出菊香书屋，到了政务院办公区域，他进驻的新院落叫“西花厅”。　　周恩来为什么会选择西花厅，并一直在此居住到他与世长辞，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遇。1981年4月13日，邓颖超在西花厅，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人员，讲述了那个偶然的过程。　　邓颖超说他们搬到西花厅，是1949年11月。早在当年4月，周恩来曾到这个院子看望一个生病的同志，对院里芬芳吐蕊的花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叶茂花繁之中，周恩来最喜欢的是4月盛开的海棠花，它洁白，含着淡淡的清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织了政务院，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时，选了这个院子。我们选了这一角。这一角，主要是恩来办公的地方。这里，我只能说是我们的住处，也不能说是我们的家，应该说是恩来同志一个集体的院子，里面有我们住的两间房子，一直到现在。”邓颖超当时这样叙述。　　西花厅是清末摄政王府西花园的后半部分。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两日内相继辞世，光绪弟弟之子溥仪登基，其生父醇亲王载沣摄政，遂在中南海紫光阁以西兴造摄政王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办公处也在旧摄政王府，这实在是历史的巧合。西花厅坐落在政务院办公区域的西北角，前院高台阶上坐落着一座坐北朝南的旧式厅堂，门楣悬着题有“西花厅”的匾额，院落由此厅而得名。周恩来住进西花厅后，常在悬有匾额的厅里召集小型会议，接见国内外的宾客。


第四部分　西花厅海棠吸引了周恩来第24节　周恩来不在时，谁也不许进

西花厅后院有前厅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来的办公室，客厅兼餐厅，周恩来的卧室，邓颖超的卧室，以及卫生间。　　周恩来的办公室约有30余平方米，室内办公用具很简陋。本来刚搬入时，卫士成元功找到一张漂亮的大写字台，但周恩来非得让他换一个旧的，一直用到去世。这个办公室只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卫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时，任何人不进入他的办公室，包括邓颖超和他的秘书。　　从这些细微的小事上，也可让人感到周恩来处事的极其细密和谨慎。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领导核心成员，对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恪守，只在某一级别范围内沟通的事情，绝不外泄，哪怕是对感情最亲近的夫人。　　后院的东厢房，部分用作仓储，部分住人。周恩来夫妇刚搬进去时，就是周秉德一人住。过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来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把他们送入以部队的孩子为主的八一小学读书。他们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东厢房。　　此时，周恩来的老警卫副官龙飞虎随部队在南方，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北京的学校读书。有时，朱德接他们过去住；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西花厅后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　　又过了些时日，在周恩来夫妇的敦促下，他们的老战友孙炳文将军的女儿，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也常住到西花厅后院度周末了，这其间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孙炳文早年随朱德一同到海外寻找真理，1922年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孙炳文在上海惨遭屠戮。当时遗下5个孩子。老大孙宁世，老二孙济世，老三孙维世，老四孙名世，孙新世最小，此刻还没起正式的名字。　　母亲任锐难以一面坚持地下工作，一面抚养5个孩子，就将最小的孩子托付给孙炳文好友黄志。为了安全起见，黄为她起名黄粤生，即出生在广东。粤生在黄家生活得很好，长大后，称黄志为爸爸。　　后来，黄志将粤生真实身份告诉了她，她思念生母和哥哥、姐姐，于1949年7月踏上了万里寻亲认母之途。她先到香港，按照事先的联络地点，找到了乔冠华夫人龚澎。龚澎发报北平，周恩来回电：“做好接待，保证安全。”　　在龚澎的安排下，黄粤生乘船从海上北上，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航行，“飘泊”到天津，继而赴北平。根据龚澎的交代，她找到了中南海新华门，恰巧在门口碰上了邓颖超。　　邓颖超将她带到了菊香书屋，见到了住在这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看见黄粤生，抚摩着她的肩膀，眼泪潸然而下：“可怜的孩子，总算把你找到了。”黄粤生在这里得知母亲已在3个月前病逝。　　据周秉德回忆：孙炳文家的孩子，名字都叫孙什么世。此时，新的人民政权即将诞生，黄粤生的生活，亦将翻开新的一页，周恩来遂为叫了多年的黄粤生，起名“孙新世”。　　因为她姐姐孙维世是周恩来夫妇带大的，孙维世一直称周恩来夫妇爸爸、妈妈。可新世已是青年，不好意思跟着姐姐叫爸爸、妈妈。孙维世遂将收藏多年的与邓颖超往来信件给她看，新世从信中感到了她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母女深情，渐渐跟着姐姐叫邓颖超妈妈、周恩来爸爸了。　　孙新世到北平后住校读书，假期也多是和姐姐孙维世一起过。姐姐成家后，她就不好老打搅了。周恩来、邓颖超知道这一情况后，就提议让她住到西花厅来。　　最初周恩来搬过来时，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家，就住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后来他调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邓颖超的秘书张元，就带女儿箫远音、箫远丽、箫松几个孩子住进了水榭。　　张元是个老机要工作者。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央长江局。当时，长江局所在的武汉，亦是国民党政府西迁过程中的控制中心。为了确保机要讯息传递的秘密，张元长期不能与他人接触，一人躲在小阁楼里收发报，吃饭睡觉都在其中。武汉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夏季阁楼里闷热难耐，她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生活。　　经历了长期艰难险阻的考验，张元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到老首长的身边，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再次来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箫远音还是像以往那样，称他们“伯伯、邓妈妈”。周恩来则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二米”是随“大米”而来，“大米”的名字，实有一番来历。箫远音出生时，中共另一位老机要工作者刘三源的妻子也几乎同时分娩。两个婴儿在哺乳室里紧挨着，箫远音又白又胖，像粒大而白的大米；刘三源的孩子黑黄而瘦小，像粒小而黄的小米，人们便大米、小米地叫开了。父母去香港工作，箫远音随行，广东人称呼人喜欢叫“阿什么阿什么”，大米在香港被叫成了“阿咪”。后来，箫远音的妹妹箫远丽出生，周恩来说：“我主张弃繁用简，老大既然叫了大米，老二就叫二米吧。”　　在箫远音印象里，西花厅水榭下既无水也无莲花，枉称莲花池。后来才得知，周恩来进住时，从节俭考虑，不允许蓄水养莲花。工作人员就在池底种植了向日葵、玉米、花生等作物，从此花池成了菜地。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5节　育英学校

在孩子们充满新鲜感地走进新家，走进虽然有些残破，却依然瑰丽多姿的园子的时候，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最早住进中南海的多数孩子，是育英学校的学生。　　育英学校创建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下东峪，正式开学的那天是1948年11月21日。初创时学生并不多，但陆陆续续总有新同学加入。加入最多的一次，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的合并，因此也可以说，育英学校是由两个学校合成的。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王若飞的儿子王兴、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当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廖鲁言的儿子廖侯、叶子龙的女儿等十来个孩子，都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的。　　进入北平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与育英学校合而为一，称中直育英小学，校长是原育才小学的教导主任、后来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合并后学生一下增加到几十人，都是中共领袖、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的亲属子女。搬家和安顿并没费太久的时间，很快恢复了正常学习。　　当时的干部们都实行供给制，学校的子弟们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脸盆、牙具等，还有学习用具，都由公家发放。衣服由公家统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细布料，这些好料子都是缴获来的，让孩子们享用是大人们的心愿。　　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包衣物用的包裹，包裹布一律都是日本的太阳旗；统一发的背心，也是用太阳旗做的。汪延群还记得：“背心正好在太阳处开一个洞，脑袋从那儿伸出来。”后来，笔者从吴振英家，通过当年父亲给女儿的拍照留影，一睹了孩子们身着太阳旗背心的模样。那么多的日本旗，也不知道和校址选在了原来日本人的军事学校里有没有关系，难道是从这里翻出来的？　　洗脸盆是铜的，写大字的墨盒也是铜的。当年的学生胡胜利、李万邦等回忆说：“那都是很好的铜制品，本应当做纪念好好保留的，可惜大炼钢铁时热情一上来，把它给捐出去了，正经钢也没炼出来，纪念品也失去了。”　　最初的在校生，全部实行寄宿制，吃、宿在学校。1950年进育英学校读书的康辉回忆说：“在学校吃得很好，有缴获的高级罐头，像奶粉，甚至还有罐装燕窝，都被送到学校，增加孩子们的营养。”　　“我记得为了增加营养，我们喝的稀饭里还要加一小匙维他命一类的药粉。有时还喝葡萄原汁的饮料，这些大概都不是当时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都是战利品。我觉得那时的生活特别幸福。”同是育英学生的钟延辉说。　　和康辉同年级的徐建林记得：“学校组织春游等外出活动时，发给每个人带些糖果，还有巧克力。可是我们这些从山沟里来的土包子，最初不认这些高级玩意儿，看巧克力黑不溜秋，吃起来有股苦味，以为是什么药，悄悄地给扔了。”　　以上情况都可反映出，中共领袖、中央领导机关对下一代成长和健康的关切和照顾。还可作此见证的是，育英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担任一所小学的名誉校长，大概除了育英学校，再没有第二个了。　　尽管只是个名誉校长，但杨尚昆对学校的事务和在校学习的孩子们，很挂记在心。严冬之际，突然来寒流降温，他就会亲自到学校去看看，过问一下孩子们的冷暖。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6节　陈毅想看儿子，却被挡在门外

显然是由于多为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缘故，学校管理极其严格。北平刚刚解放，敌特分子还没有肃清，周围的社会环境也比较复杂，为了保障孩子们的绝对安全，学校订立了一大堆规章制度。校门把守得极其严格，门卫中甚至有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因为他们政治可靠，责任心强。　　学校管理如此严格，难为的是送孩子在这里读书，而本人却在外地担任领导工作，难得来一趟北京的部分家长。例如陈毅，他当时在上海任市长，却把在读书年纪的孩子搁在了北京的育英学校。　　一次，陈毅到北京开会，利用午间休息匆忙从会场赶往育英，想看一眼多日不见的儿子。结果就被那位恪守规定、绝不通融的1935年的老资格，屏挡在校门外。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不让进。　　下午继续开会时，陈毅看见兼着育英荣誉校长的杨尚昆从身边走过，就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员执行制度也很认真嘛。”　　杨尚昆听得一头雾水。当他得知中午的故事后，有点过意不去，打算跟学校联系，让陈毅父子见上一面。可陈毅会议一结束，就必须赶回上海，遂以“下次再说吧”，谢过杨尚昆的好意。　　由于育英学校距市区较远，接送孩子们上学回家，家长们是各显其能。有的委托公务员接送，有的家长则派轿车接送孩子。毛泽东则有时让机要秘书跑一趟，有时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因为王鹤滨妻子的两个弟弟也在育英上学。　　后来，外交部亚洲司一位叫魏宝贵的服务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紧缺物资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设两三辆汽车专送小孩，同时在西单附近设一联络点，由家长到那里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　　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很重视。我们的新政权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上，一切必须从勤俭着眼，但孩子的安全也必须保障。他立即将信转批给担任育英小学名誉校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的汽车，还从警卫处抽调了一位叫王海萍（音）的女同志，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回家和返校。　　有意思的是，乘车的孩子除了记得自己在车上以外，都记不起车上的其他人。惟一一个能说出自己以外的同车人的，是张纪宇。“我有时从家里出来的早一些，到流水音北边的交通科等车。在这儿常能看见一个早到的女孩，她就是交通科长钟步云的女儿钟晓兰，她和我同年级，所以我记得她。”　　再一个对接送的班车有较深印象的，是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因为有一次，班车把她给落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