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童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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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记得她。”　　再一个对接送的班车有较深印象的，是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因为有一次，班车把她给落下了。　　汪延群从小就喜欢和男孩子玩，女孩子喜欢的唱歌跳舞抱个娃娃什么的，她毫无兴趣，男孩子爬墙上树的队伍里，倒不时有她的影子。她那时常跟着胡胜利的弟弟胡幸福乱串，因为他熟悉中南海里的地形，知道怎样翻墙穿夹道躲过哨兵，到想去的地方玩。　　有一次，汪延群爬到了菊香书屋附近的烟囱顶上。给毛泽东做饭的厨师廖炳福看见了，劝了半天，最后以给她吃冰激凌，才把她哄下来。还有一次，她和一群孩子到春耦斋玩，不知为什么管理员非要赶他们离开，他们不愿意，跟管理员又吵又闹了一通。　　这些事传到汪东兴耳朵里，汪延群总免不了挨一顿训斥或一顿揍。汪东兴在这类事情上，责罚孩子甚严。因为孩子的顽皮，常常会给警卫和服务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自己的孩子不管束好，跟别人铁面无私就不硬气了。　　正是感到自己的孩子太顽皮，精力过剩，1950年秋，汪东兴夫妇便把不满6岁的长女送进了育英小学，让老师用学校的纪律和功课改造她吧。　　5岁多就进学堂，也真够难为汪延群的。所以当老师问她：“喜欢上学吗？”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不喜欢，我想回家。”她在上课时坐不住，捣捣乱，是难免的。如此一来，挨批受罚就比同班年纪大些、懂点事的孩子多些。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又因为上课调皮而受罚。等老师允许离开，她赶到校门口，中南海接孩子的车刚刚走。她想回家，不愿留在学校，就哭哭啼啼地朝着城里的方向走。幸好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工人，他问她为什么哭，她说要回家，可汽车开走了。“有钱吗？”“就有3毛钱。”她一边回答，还一边抹眼泪。“3毛就3毛吧。”就这样，三轮车工人把她从万寿路拉到了新华门。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7节　育英学校的怪现象

因为学生是陆陆续续来的，育英学校开始连年级都不好分。50年代初，分了从1到14班，数越小的级别越高。班与班之间有的差半年，有的差几个月不等。　　张纪宇的亲身经历是，到校先在最大数的14班。观察了几天，校长韩作黎找他谈了一次话，又委托一个老师测验了一下，感觉他和哪个班的水平接近，然后根据他的情况，给他调到了4班。　　“直到我快毕业时，学校才根据哪几个班的水平差不多，合成为一个年级。我们那个年级包括了3到7共5个班。我印象这种情况大概就是从此刻才有所改变，分了年级，逐渐规范化了。在临近毕业时，我们不仅分了年级，同时又分了男女班。”　　刚到万寿路时没几个班，各班学生也少，一个班的男生一间大房间就住下了；女生也大致如此。也许是因为老房子是日本人建的，都不高。宿舍里每人一个放衣服、杂物的小柜子，都是推拉门的。睡觉的床是铁制的上下床，钢丝拉簧的，上面铺着厚厚的棕垫。　　吴陕立说：后来盖了宿舍楼，男生在一层，女生在二层。洗澡的时候，由老师看着，男生在一边，女生在另一边。学校还是比较重视学生培养劳动观念的，洗澡堂里用的木拖鞋，是高年级的同学自己动手钉做的。　　一分男女班，自然而然容易孳生男女有别的观念。但毕竟有过革命大家庭这重关系，“别”得不像社会上那么厉害，但男女生兴趣还是不太相同的，玩不太到一块儿。　　在育英学校，有些后来其他学校几乎没有的怪现象，一是每个班的学生年龄参差，有的悬殊很大；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亲姐妹或亲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级；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级，姐姐、哥哥在低年级。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许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据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老家；有的在长征时，交给了原根据地的老百姓收养，因种种缘故他们没能及时上学。而他们的妹妹、弟弟则出生在陕北根据地，或早些时候被接入根据地，到受教育的年龄就上了根据地自己办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诸事安顿后，一些中共的领导人，才考虑寻找那些交给老根据地老百姓抚养的孩子；或接回寄养在老家的孩子。那些当姐姐和当哥哥的尽管年龄大，却得从一年级开始读起。　　父亲在香港从事地下活动的李万邦，姐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给毛泽东当保健大夫的王鹤滨。他从老家投奔姐姐，进育英学校时，就和先到根据地的妹妹同年级；而小他好几岁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级，和毛远新同学。　　毛泽东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但他家的情况与其他人家又不同。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生于1937年，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大3岁。她在4岁那年，被毛泽东送往苏联，和生母团聚。1946年因病长时间脱离工作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到苏联治病，他发现贺子珍母女在苏联的境况相当不好，经请示毛泽东后，在自己归国之际，偕她们而行。　　那时李敏还叫“娇娇”，和母亲回国后，一直滞留在哈尔滨。直到1949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来东北，才带着贺子珍和娇娇一同去北平。　　然而，当她们到天津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上了火车，他们找到贺怡，向她表明是代表组织来的，组织的意见是只能一个人带娇娇进北平，否则按党的纪律处治。意思很清楚，贺子珍不宜进北平。留在天津的贺子珍后来随谭震林南下到了浙江，继而转到上海，当了一段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娇娇由姨妈贺怡带到北平，送进了香山双清别墅。据贺子珍的侄女，即贺子珍的兄长贺敏学之女贺小平回忆：性格也十分刚烈的贺怡，在把娇娇交给毛泽东的时候，曾向毛泽东提出要为自己的姐姐讨个说法，毛泽东的回答很有中国寓蕴，让人听着既有两分哀怨，又有三分满足。贺怡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回到父亲身边时，李敏已在异国他乡漂泊七八年了，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所以回到祖国必须补上母语这一课。像她这样情况的，在中共领袖子女中还真不在少数。到育英小学后，李敏也要从头学起，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还低一年级。和其他比自己妹妹、弟弟年级低的姐姐、哥哥不同的是，李敏受过教育，所以只学习语文，其他课程不必重复。　　因为她比同班的同学明显地大一些，中国话又说不好，有时词不达意，听着怪别扭的，就比较引人瞩目。也正是因为年纪稍长，她比较关心弱小的同学，常常扮演保护神的角色。有一次，她看见一个男同学欺负女同学，便挺身而出制止说：“不要欺负我们闺女！”　　不料，她话一出口，引来周围同学一片笑声。同学善意地告诉她，“闺女”是大人称呼孩子的，或专指未婚的成年女子，孩子不会自己叫自己“闺女”。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只要她说话同学发笑，她就要刨根问底地弄个明白。这样一来，她中文学习进步得很快。不久，她可以结结巴巴地与人沟通语言了。因为育英小学的历史短，最高不过三四年级，她就转到有五六年级的八一小学去了。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8节　寒假不回家

育英学校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其他寄宿制学校少有的，就是有比较多的孩子，在星期天和一些节假日、甚至寒暑假都不回家。　　导致这种情形的，是因为许多学生的家长不在北京。在中南海住过的孩子中，龙桂辉的父亲龙飞虎正在南下的军中，通常由周恩来或朱德接到中南海里；像李万邦兄妹，父母还在香港以隐蔽身份，为新中国从事经贸活动，故而由在中南海工作的姐姐、姐夫照应……　　还有一些更特殊的，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成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沦落多年才被组织找到，后寄居在父辈的战友家中；有的是亲生父母或因一方牺牲，或因离异，又组成新的家庭。　　尽管不论是父辈的战友，还是建立了新的家庭的生身父母，对孩子总还是含着由衷的亲情。但有了这重特殊经历的孩子，心灵似乎多了几分脆弱和敏感，对新的家，有点隔膜和疏离。　　还有就是当社会上流行某种疾病的时候，学校就不让孩子们回家，以使孩子们与病源隔绝。这种情况有时要持续一两个月，家长们想孩子了，就到学校看孩子。　　但不管怎样，孩子们在学校里，还是愉快的。逢年过节，或赶上什么重要活动，就编排些节目自演自娱，是延安时期的老传统。特别是“我们这些延安娃娃，几乎从会走路时就会扭秧歌，只要操场上锣鼓一响，红领巾们就飞奔而至，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扭啊唱啊，可带劲儿了。”　　每临近节假日，在育英学校执教的老延安们，就组织孩子们编排节目。学校里还组织了舞蹈队、戏剧队，经过一定的训练，孩子们自己演出的节目，也非常富于感染力了。　　舞蹈队表演的俄罗斯舞蹈《马铃薯丰收舞》，赢得了到育英小学参观的外国友人的好评。后来还为志愿军英雄们演出过。当时特别打动孩子们的，是戏剧队表演的歌舞剧《小白雁》。　　当年中南海的孩子，似乎都少点表演的禀赋，能活跃在这类演出中的不多。只有个别的例外，其中之一，就是杨尚昆家老二杨绍明。他的同学张纪宇说：“杨小二在小学，发展就挺全面，他的功课特别优秀，体育也不错，文艺演出更少不了他。”　　胡胜利虽不和他同班，可对他印象却比较深，就是因为那时他个子比较矮，长得挺秀气，又十分活跃，常常在节目中男扮女装。几十年后再见面，许多同学还是老忘不了他的舞台形象：“杨小二，还记得不记得，你老扎两个小辫子？”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9节　第一批少先队员

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于1949年10月13日，当时称中国少年儿童队。其真正有规范的大范围组队，则在1950年的4月29日以后。这一天，共青团中央才颁布了队旗、队歌、队礼、队员标志、队长级别标志、队员入队誓词、队员口号、队员入队仪式，没有这一切，组织就无从谈起。　　当共青团中央颁布了这些规范之后，育英小学立即就着手了少先队的组建工作。学校首先批准了13位少先队员，由这些先期被批准的少先队员组成了建队小组。金戈跻身其中，为中南海的孩子争了一分光。　　大队辅导员，是当时的教导主任屠老师。他给建队小组讲述了组建少先队的意义，阐释了少先队的章程。当全校同学听了他的动员之后，纷纷提交书面的入队申请。金戈和建队小组成员们的重要工作，就是开会对申请人逐一评议审查，遴选出第一批入队队员。　　6月1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育英小学少先队的建队日。学生们聚集在校园东面的松林中，举行了隆重的入队仪式，《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在松林间回荡。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是马思聪作的曲，郭沫若作的词：“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听儿子说，现在的少先队队歌已经改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们，骄傲地挺着胸，红领巾像跳跃的火焰，与绘有星星火炬的队旗，交相辉映。那是孩子们第一次体验庄严，第一次就自己的人生，发出必须谨守的誓言：“准备着，为建设祖国的事业，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那个年代，入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要经过德智体的全面衡量，必须是班级里的先进分子。　　据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回忆，加入育英小学的少先队，那的确是要经历一番努力的。“那时的一套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发展新队员，要召集全校的小队长以上的干部讨论通过，可以一票否决。”　　徐建林入队第一次就没通过，他记忆是李讷不同意。虽然大家认为他在学校表现还不错，但李讷说他在中南海里表现不好，太调皮捣蛋，而一个少先队员在哪儿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她这一较真，徐建林的入队期被推迟了。几十年后，他们才又得重逢，徐建林提起此事，可李讷说她已不记得曾“阻挠”过谁的历史了。　　正是因为得之不易，所以一旦戴上红领巾，便多了一重珍惜，也多了一重自我约束。　　就在育英小学少先队成立的6月，朝鲜南北方政权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不久，在美国的影响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　　这一年的10月1日，共和国周年庆典的当天，毛泽东收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亲笔信。信中叙述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登陆仁川后，朝鲜人民军陷于不利境地，提出了“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的请求。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后，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支援慰问浴血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前线的子弟兵。已经在学校读书的中南海的孩子们，也都自觉地行动起来，帮助老师们一起为志愿军做炒面，缝制慰问袋，从家中寻找出一些自己珍藏的用品，放在慰问袋里。　　孩子们更多的是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向最可爱的人表达纯真的敬意。金戈一直与一个叫卢耀文的志愿军保持着通信联系。　　卢耀文是个司机，他不停地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把枪支弹药和食品运送到火线，不仅一次次完成了运输任务，而且还是节油模范，被授予特等功臣。　　为了支援前线，全国还兴起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著名的河南豫剧演员常香玉，一个人就捐了一架飞机。在这个背景下，少先队员们也发起捐献一架“红领巾号”的活动。育英小学的红领巾们很想为此出一分力，但他们都出自实行供给制的家庭，自己的衣食也是由国家供给的，拿不出多少钱，因此很着急。　　当时育英小学正在拆除危旧房，盖新房，那是日本人盖的，都是木头房子，所以拆下的木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