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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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庙里的老鼠，原文称“社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加上了一只“城狐”。洪迈《容斋随笔》卷一有云：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谓其所栖穴者得所凭依，此古语也。故议论者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　　　　
　　　　城狐就是在城墙下打洞做据点的狐狸。刘向《说苑·善说》则称为“稷狐”（“稷”乃是与“社”并立的五谷之神的坛庙）。孟尝君之客曰：　　　　
　　　　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也，何则，所托者然也。　　　　
　　　　意思都差不多，都把“人君左右近习者”视为狐鼠，又都说狐鼠为害尚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们“得所凭依”，人人奈何不得，只能干瞪眼。　　　　
　　　　“左右近习”，今称“身边工作人员”。据说如今的“身边工作人员”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制约着，不得胡来。他们又是经过考察挑选的，本来不应该是坏人。“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不分青红皂白，似乎也不全对。　　　　
　　　　但在当今大领导的身边工作人员中，也的确出了些城狐社鼠。不久前揭发的“河北第一贪”，原来不就是“河北第一秘”吗？如果不是“凭依”了省委第一书记，他能一步登天当上“正厅级”，贪污上千万吗？又能自己闯红灯被交警叫停时，还能吐交警一脸唾沫，叫其立即离岗吗？　　　　
　　　　当然，河北的这只大社鼠是被除掉了。但如果他“凭依”的土地庙没有被扳倒，老鼠夹子又能夹得住它吗？　　　　
　　　　　　　　　　　　　　　　　　　　　　　　　　　　　　　　　　　　　　　　　　　　　　　　　　　　　　　　　　　　　　　　　　　　　　　　　　　　　　　　（2003。3。6）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吃瓦片

　　　　随着房产政策放开，房产市场形成，城市里有两套以上房子的人，也慢慢多起来了。还记得五十年前“对资改造”后接着搞“私房改造”，那时兴起过一个很不光彩的称呼“吃瓦片”的，似乎比资本家还“剥削”些，差不多就赶上乡下的地主老财了。最近看枝巢子《旧京琐记》，才知道这个称呼倒并不是解放后的新发明，卷一“俗尚”中有这样一条：　　　　
　　　　京人买房宅取租以为食者，谓之“吃瓦片”。贩书画碑帖者，谓之“吃软片”。向日租房招帖，必附其下曰：“贵旗、贵教、贵天津免问。　盖当时津人在京者，犹不若近时之高尚。而旗籍、回教，则人多有畏之者。　　　　
　　　　可见在清朝时，北京城里早就有了“吃瓦片”的人。他们还可以像现在散发“谢绝中介”的传单一样，到处贴出招租的小广告，正常地合法地经营自已的产业。　　　　
　　　　在这里我　最感兴趣的是“贵旗、贵教、贵天津免问”这一句。房子不愿租给天津人，枝巢子说明其原因是，早期来北京谋生的天津人，从事的职业和社会地位，都“不若近时之高尚”。这看得出对“卫嘴子”的一种歧视，但也说明当时租房的人多招租的房少，才敢于这样挑剔。用现代观点来看，这种地域歧视总是不对的，“贵教免问”的宗教歧视就更不对了。　　　　
　　　　而‘贵旗免问”所指的旗却是“八旗”，此乃大清朝的统治阶级。当然宗室觉罗、贝勒贝子等都有赐第，不会到民间租房子；但最下级的旗丁也有“铁杆庄稼”一分钱粮，房租也是付得起的。为什么“吃瓦片”的也要请他们免问呢？恐怕的确是出于“畏”，也就是害怕吧。　　　　
　　　　平头百姓不敢和带特权色彩的大爷们打交道，看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要说这也是一种歧视，反常的是被歧视者乃是政治上占强势的“领导阶层”。歧视者本来居于弱势，因为有几间房“瓦片”可吃，在社会上也就可以说说话，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贵旗免问”了。　　　　
　　　　辛亥前宣传民族革命，大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亡国之恨。当初扬州嘉定等地的八旗兵弁，恐怕无人敢请其“免问”。但经过若干年互相妥协融合交流，慢慢也就能够“和平共处”了。历史的变化，于细微末节处看来，有时不仅饶有趣味，也很可发人深思。　　　　
　　　　“吃瓦片”的称呼，如今在长沙又有人用起来了。“吃软片”一语，则似乎并未在“贩书画碑帖”行业中复活。代之而起的是三百六十行以外的另一种新的职业——“吃软饭”，和买卖字画完全不搭界了。　　　　
　　　　　　　　　　　　　　　　　　　　　　　　　　　　　　　　　　　　　　　　　　　　　　　　　　　　　　　　　　　　　　　　　　　　　　　　　　　　　（2003。5。25）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炒栗子

　　　　《老学庵笔记》是陆放翁的文章，谭嗣同曾批评“放翁文士多琐语，不足为著述”。但我并不是做学问的人，不一定只读正经的著述，反觉得记述琐屑正是一种可读性。《笔记》有一条写故都（汴京即开封）的炒栗子，云：“李和家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后金人入汴，被赶到南方的人，想吃李和家的炒栗便没有可能。南宋绍兴年间，陈钱二大臣出使金国到了燕京，“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随从）亦人得一裹”。此两人并未多言，哽咽着说了一句：“是李和儿家的呢。”便流着泪转身离去了。　　　　
　　　　这实在是一则文情并茂的短文。后来清代乾嘉时期以考证学问见长的赵翼的《陔馀丛考》和郝懿行的《晒书堂笔录》都提到了这个故事。赵云：“今京师（北京）炒栗最佳”，应是“金破汴后流转入燕，仍以炒栗世其业”的李和儿家的遗法。郝书则详述北京炒栗的操作和用料，而对放翁的“虽著记而不能究言其详”表示惋惜。他们的文章虽好，正如周作人所说，却“与放翁原来的感情不相接触”，因为“在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后之读者安于北朝与安于江左相同，便自然不能觉得了。”可见读小说也要用心才是。周氏《药味集·炒栗子》中有诗一首：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虽是“偶食炒栗，记起放翁来”时所作，却“自有故宫禾黍之思”也。　　　　
　　　　　　　　　　　　　　　　　　　　　　　　　　　　　　　　　　　　　　　　　　　　　　　　　　　　　　　　　　　　　　　　　　　　　　　　　　　　　　　　　　　　（2003。8。12）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书的故事

　　　　书的故事，是八百年前的人陆游告诉我们的。　　　　
　　　　陆游留下的文集和诗集都很厚，在老中华版大十六开的《四部备要》里占了注目的位置，厚达五点五公分。　　　　
　　　　但陆游也写过一本薄薄的小书，只有六万多字，名《老学淹笔记》。这个故事，就是从这本笔记里看来的，现在用我的话复述如下：　　　　
　　　　晏景初部长（原文为尚书），乃是写“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晏殊的曾孙，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晏几道的孙子，他曾替一位去世的官员写墓志，写好后先给朱希真看，请朱提意见。朱说：　　　　
　　　　“写得很好呀，只是有句话的下边好像还应该加几个字。”　　　　
　　　　“在哪一句的下面啊？”　　　　
　　　　朱开始有点吞吞吐吐，晏部长却一再请问，最后才指出这一句道：　　　　
　　　　“公馀从事著述，写了不少的书。　　　　
　　　　朱希真用手指一点：“这里不应该加几个字么？”　　　　
　　　　“加几个什么字才好呢？”晏部长表示同意，却又有点为难。　　　　
　　　　“大家都没有读。”朱希真说：“加这么一句，就符合实际情况了。”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不过这是给死人写墓志呀，还是客气一点好。我看嘛……”晏部长—面说着，一面提笔加上了几个字：　　　　
　　　　“尚未广泛发行。”然后抬起头来，对朱希真苦笑了—下，说道：“这样才委婉一点。但实际上还是遵照你的意思说的，不是么？”　　　　
　　　　书的故事是讲完了、虽然陆游没有说出主人公也就是死者的姓名，不过有尚书公大文人为他写墓志，其身份可以想见，当然是既有权，又有钱，出书不会有任何困难的。　　　　
　　　　怕就只怕“大家都没有读”。　　　　
　　　　读者的眼光和口味，这是勉强不来，既不能以权力影响，亦不能用金钱招致的。　　　　
　　　　退休以后，我也写过本把两本书。虽然自己从未当过权，只有工资收入也没几个钱，不可能靠这两个条件来出书，完全要靠出版社看得起。但自己的书到底有不有人要读，实在并无把握，每听说处理库存积压的特价台面上出现了自己的书，更心惴惴焉，生怕害了出版社。硬要书再版重印了，才能稍稍安心，即使印数最多就几千万把册，比起畅销书来差得太远。　　　　
　　　　因为寂寞，只要还能写，我仍将写下去；但总还希望不要有朱希真来说我所写的书“大家都没有读”，不论是在死后，或者在生前。　　　　
　　　　　　　　　　　　　　　　　　　　　　　　　　　　　　　　　　　　　　　　　　　　　　　　　　　　　　　　　　　　　　　　　　　　　　　　　　　　　　　　　　（2003。8。13）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人肉馄饨

　　　　从一千四百年前（隋）到一九零一年清廷设外务部时为止，中央政府都只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各设四司，共二十四司，即：　　　　
　　　　吏部、司勋、司封、考功（简称吏勋封考）；　　　　
　　　　户部、度支、金部、仓部（简称户度金仓）；　　　　
　　　　礼部、祠部、主客、膳部（简称礼祠主膳）；　　　　
　　　　兵部、职方、驾部、库部（简称兵职驾库）；　　　　
　　　　刑部、都官、比部、司门（简称刑都比门）；　　　　
　　　　工部、屯田、虞部、水部（简称工屯虞水）。　　　　
　　　　《老学庵笔记》说，北宋时六部事务忙闲绝异，京师官场中有一套四言句子形容道：　　　　
　　　　吏勋封考，笔头不倒（言其文牍多）；　　　　
　　　　户度金仓，日夜穷忙（言其公务繁）；　　　　
　　　　礼祠主膳，不识判砚（言其无事做）；　　　　
　　　　兵职驾库，典了襏裤（言人员清贫）；　　　　
　　　　刑都比门，总是冤魂（言其错案多）；　　　　
　　　　工屯虞水，白日见鬼（言无人上门）。　　　　
　　　　这是太平时候的情形。及至金兵南侵，政府逃到临安（杭州），北宋变成了南宋，吏部要补放证件重建档案，户部要筹措兵饷支前劳军，事情多油水也多。而世乱人心乱，结果便是加速腐化，大肆捞钱，这两个部连小吏都成了富家翁。乱世刑事犯罪也多了，刑部官员从犯人身上榨油，也富了起来。礼兵工这三个清水衙门里的人见了眼红，于是发牢骚讲怪话，把四言句子改成了：　　　　
　　　　吏勋封考，三婆两嫂（言其多蓄姬妾）；　　　　
　　　　户度金仓，细酒肥羊（言其花天酒地）；　　　　
　　　　礼祠主膳，淡吃#面（言其无人宴请）；　　　　
　　　　兵职驾库，咬姜呷醋（言其生活俭陋）；　　　　
　　　　刑都比门，人肉馄饨（言其勒索犯人）；　　　　
　　　　工屯虞水，生身饿鬼（言其看别人吃）。　　　　
　　　　如今的官员为人民服务，咬姜呷醋、淡吃#面的不知还有没有，细酒肥羊自然也可以享受一点，三婆两嫂则不便公开了吧。至于人肉馄饨，剁起馅子来既费事，气味也实在太腥，我想是不会有人再吃了。　　　　
　　　　　　　　　　　　　　　　　　　　　　　　　　　　　　　　　　　　　　　　　　　　　　　　　　　　　　　　　　　　　　　　（2003。8。14）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珍珠娘

　　　　读明清以至民国人的笔记，常见“画舫”也就是“花船”。《扬州画舫录》以此为名，写船妓的内容反而不多，而且写得很干净，此盖与作者李斗的文化素养和交友范围有关。卷九《珍珠娘》一则，写诗人黄仲则和歌妓珍珠娘的交情，尤有意思，今译抄如下：　　　　
　　　　珍珠娘本性朱，十二岁便唱红，成了著名乐工吴家的养女，在小秦淮一带接客。　　　　
　　　　陪酒鬻歌的生活，摧毁了珍珠娘的健康。她很早就染上了肺病，却仍须竭力应酬。每天梳头时，见自己的青丝如霜叶经风，纷纷下落，她总忍不住伤心落泪。　　　　
　　　　诗人黄仲则是我的朋友。他比珍珠娘小好几岁，却很喜欢她，常常守在镜台旁看她梳头，陪着流泪。仲则见到我，总要怜惜地说起珍珠娘，说起女人卖笑的苦楚，和男人卖文一样，都得屈己从人，说到伤心处又流起泪来。　　　　
　　　　珍珠娘三十八岁就死了。她死了以后，仲则便离开了扬州，后来到了绛州，就客死在那里，也才三十八岁。　　　　
　　　　我最早知道黄仲则在读初二时，看郁达夫的《采石矶》，便喜欢上了这个“枉抛心力”的诗人，却不知道他为比他年长又生肺病的珍珠娘流过这么多眼泪。　　　　
　　　　据说近来“花船”又复兴了，陆地上的欢场则更多，类似珍珠娘的女人料想也不会少，但黄仲则呢？　　　　
　　　　我仍然喜欢黄仲则。我当然不敢说，他和珍珠娘的关系，就不是客人和妓女的关系；但在他们的关系中，至少不会全是Sex吧，伤心落泪，也就是难得的同情。　　　　
　　　　附带说明一点，黄仲则死时才三十四岁，《扬州画舫录》把他说大了四岁。　　　　
　　　　　　　　　　　　　　　　　　　　　　　　　　　　　　　　　　　　　　　　　　　　　　　　　　　　　　　　　　　　　　　　　　　　　　　　　　（2003。8。22）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拔头发

　　　　冯梦龙《古今谭概》引宋范正敏《遯斋闲览》有一条：　　　　
　　　　有郎官老而多妾，须白，令妻妾共镊之。妾欲其少，去其白者。妻忌之，又去其黑者。未几，颐颔遂空。　　　　
　　　　本拟将其译成白话，记得《伊索寓言》中好像也有个和这差不多的故事，一查果然，就借用如下：　　　　
　　　　一个斑白的男子有两个情人，一个还年轻，一个年老了。那个年长的女人与比她年轻的男人来往，觉得不好意思，每在他来找她的时候，用心拔去他的黑头发。那年轻的又想隐藏她有一个老情人的事，拔去他的那些白的。这样地他轮流地被两边拔着，终于变成秃头了。　　　　
　　　　伊索的时代，比孔夫子还古老。《伊索寓言》之入中国，顶早的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ias　Trlgault）译述并于六二五年在西安刻印的《况义》一卷，却在宋朝三四百年之后。可见范正敏并未“言必称希腊”抄伊索，这一条仍是他的独创；而人性的弱点，古今中外亦正无多大不同，不过头发和胡须的小小区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