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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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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泉富于才，深于情，这从摘抄的这些信上可以看得出来。他生而有诗人的天赋，终身具诗人的气质。当世却不能用其才，使其情志压抑不舒，终不能不郁郁以卒。这对润泉真是太不公平了。
我摘抄了这十一封信，以为润泉的纪念。一面摘抄，一面忍不住心中难过。但抄到末了，又忽然觉得，先死者也许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后死者在纪念他。如果死在最后，可与谈艺论文又曾经祸福相依的老朋友都先走了，又还有谁来检点旧信遗文，来追忆昔日的人物、昔日的诗和昔日的风流呢？
润泉啊，安息吧！
（2004。2。24）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苏州的旧梦
儿时看风景照，唯一入梦的是一张“枫桥”，那是同时在读《枫桥夜泊》的缘故，并非那张“四寸黑白”有什么特殊的魔力。所以我的苏州的梦不单纯是风景，而有很大部分掺入了文化与历史的因素。
最近得到一本名叫《苏州旧梦》的图片集，三百多幅四九年前的老照片，加上编者的文字说明，都富有文化历史的趣味，所以非常喜欢。
即以画册中的枫桥而言，第一张画面比我梦中的要宽广，两边桥头的古树和老屋，衬托出历史的厚重感；第二张将桥身作为渔船的背景，显得更加深远，而渔人手里长而细的篙，船两边木架上站着打盹的鱼鹰，都比梦境还要遥远。几者迭加起来，我对枫桥的印象便有了更深的深度。
编者在文字说明中引了《吴郡志》，说枫桥“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桥而题咏者”。接着又引杜牧句“暮烟疏雨过枫桥”，是诗而有画意；高启则“儿度经过忆张继，乌啼月落又钟声”，和《枫桥夜泊》衔接起来了；文征明更作问语云，“客星寂寞闻钟处，……张继诗篇今有无？”这些在我心中引发的思古之幽情，远远超出了图片的范围，正可见编者的高明，也就是此书的魅力。
近年几次到苏州，如果游寒山寺，必去看枫桥。桥还是那座石拱桥，周围的一切包括寒山寺却越来越“现代化”了。跟梦中的枫桥和《苏州旧梦》中的老照片比起来，到底哪样更美，更能牵动我的情思呢？还真不好说。
我也承认，像图集中《街市水巷》一辑最后几张图片所展示的，那女人们挤在石阶埠头上淘米、洗菜、涮马桶的水巷，“居家的燃料（稻柴）由农人从乡间船载而来”，“船身挤满了河身，几乎要把篙撑到人家的墙上去才行”的情形，也确实不能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不改变是不行了。那么，就让它改变吧，让新的城市成长吧。但苏州的旧梦仍会存在我的心里，这本《苏州旧梦》也还是会不时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的。
图片集的文字说明，也有不足之处。一是沦陷时期阊门上的“打倒祸国殃民之蒋介石”，应该说明是汪精卫政权刷的标语。二是光绪年间的妓女照片，题诗落款“清国韩绍武”，也应该说明是给日本人题的。若不如此，有的年轻人看了恐怕会感到有些不明白，如果他们想要弄明白的话。
（2004。3。6）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旧时风物忆江南
近年来“老照片”吃香，书上报上争着刊登，读者也都爱看。其实现在的新闻图片，几十年上百年后，也就成了“老照片”。现在的人们爱看“老照片”，则是为了回头去“看”过去岁月里的“新闻”，此即是一种历史的趣味。因为有了“老照片”，左图右史，更加形象化，趣味也就增加了。
最近又见到了古吴轩出版的《晚清社会新闻图录》中反映江南城市生活的两本——《苏州旧闻》和《南京旧闻》，都是以图为主，再加文字说明。图都取材于光绪十年至二十四年的《点石斋画报》，虽然不是照片，却全是“画新闻”亦即是写实的。比如“宝镜新奇”一幅，便报道云“苏垣（即苏州）博习医院西医生柏乐文，闻美国新出一种宝镜，可以照人肺腑，因不惜千金购运至苏”。这岂不就是新发明的X光照像机么？又云：“苏人少见多怪，趋而往观者甚众。”画的大概便是柏乐文当着观众展示机器的情形，而不是在暗室里用X光进行诊视。
又如“明眸皓腕”一幅，则是介绍新从外国传入的“打落弹”。小姐太太也打起了英式台球，可见到十九世纪末，下江的社会风气已经相当开通。当时能够去弹子房的，肯定是“文明”富裕家庭的摩登妇女（如果是“书寓”的“先生”，则断不会带小孩，良家妇女也决不会和妓女同玩）。她们的“时装”和小脚，今人视之不知感觉如何，其实也只是三、四代人以前的光景，即如今白领丽人老祖母一辈的风采。
《点石斋画报》的时代，上距五口通商不过四五十年。西风之进入城市真成气候，要到甲午以后，那么也不过三四年光景。因此，像X光机和“打落弹”一类新鲜事物，在两书中占的比重并不大。大部分图文所反映的，还是苏州、南京城里城外的传统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点缀升平”的比较多，“疮痍满目”则甚为少见。奸、骗、命案历来是社会新闻的主要内容，从中也很少能作“阶级分析”的材料。这是甚么缘故呢？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用《南京旧闻》编者薛冰前言中的一节话来回答：“对于即将发生的戊戌变法，对于史书中强调的变法前夕的社会危机，大约在南京很少感觉得到。其时大多数南京人的生活，至少看起来是安定而温饱无忧的，这好像也很难指斥为作者在粉饰太平。因为民众从来就不生活在政治中。在相对平稳的社会和时代，政治更只是极少数精英人物的事情。影响或制约绝大多数人的，首先还是物质的生活，在精神上则仍然是传统道德和宗教”。
“从来就不生活在政治中”，这是我最衷心的祈愿。那么，就让我把这两本介绍旧闻的新书放在床头枕畔，且从旧时风物来梦忆昔日的江南罢。
（2004。3。27）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小说家言
中国的纯文学，成绩最好的当然是诗。我能背诵“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和“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却不记得也不愿去记《临洞庭上张丞相》、《近试上张水部》这样的题目。想起前人所说，在西欧诗国英、德的文学史上，却决无《呈歌德相国》、《上培根比部》之类诗题，于此即可觇中西文化之差异。盖人家的文学只是文学，我们则即使是纯文学亦坚持“官本位”，总不忘“政治挂帅”者也。
从诗又想到了小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如今的作协主席之为副局级是矣。既出于官，当然得恪遵官方的功令，最要紧的便是承担起“教化”小民的任务。而民智未开，抽象艺术、象征主义、意识流……看不懂，只有神道设教；而最通俗也最有效的设教方式，便是将人物塑造为神，以发挥“榜样的力量”。接受了这样的“教化”，小民们便渐渐地成为信众，“榜样”则成为偶像了。
拿古典小说来说，《三国演义》号称“讲史”，真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借东风拜北斗，却完全神化了。《水浒传》的高太尉蔡太师和三十六天罡也是真人，后者被写成“洪太尉误走妖魔”放出的魔头，才演出前七十回后五十回的许多故事。连《西游记》和《封神榜》一类神话小说，亦必从唐太宗和唐三藏、商纣王和姜太公等真人说起；无论如何离奇变幻，在信众心目中，他们仍然是值得效法的好人，必须敬畏的能人，或应该谴责的坏人。
小说如此，戏剧更是如此。包公关公，都具有超人的神力，能够“探阴山”，还能“月下斩韶蝉”；但他们又是“真实”存在的包拯和关羽，一个吃嫂娘的奶水长大，一个走麦城被割下了头颅。如此有鼻子有眼有姓名籍贯档案可查的“真人真事”，其“高、大、全”的形象，就具有比泥塑木雕更大的亲和力，也就有更大的教化作用了。
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信众便习惯将小说戏剧中的人视为神，但造出来的神同时又被当作真人。戏台上演多了《平贵回窑》《大登殿》，西安便“保存”下来了王宝钏的“寒窑”。“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原籍”何处？不也有苏北和东北之争么？
最近看到一篇小说《沙家浜》，它也写阿庆嫂救护了郭建光，两人却发生了性关系。胡司令虽想夺郭建光的枪，倒也在抗日，去攻日军炮楼，想救出郭部下的伤员。最要不得的是，这个胡司令居然上了阿庆嫂的床，还逼阿庆去舍身炸碉堡……于是，“《沙家浜战士足迹》编辑委员会”和“常熟市百万沙家浜人民”纷纷抗议了。沙家浜镇的镇长（中文系毕业的）说：阿庆嫂和郭建光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的记忆，一种英雄形象。这个小说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很大。我们原来出去招商引资，一提沙家浜，别人都是肃然起敬的。现在我们出去，别人却要跟我们调侃。很多新四军老战士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制裁。我们则向上级汇报，因为我们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有这个渠道。…… （小说的作者和编者）他们觉得自己写的是，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可能的存在，进行的是一种纯文学的探索。但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它还是—个主流的意识形态。一个主编不会连官方媒体杂志的办刊方向都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基本常识。
于是，发表小说的刊物作检讨，主编辞职了。
我是懂得这个“基本常识”的，因为它和我在前头所作的分析完全一致。阿庆嫂虽是戏台上小说中人，但她在沙家浜这片真实的土地上，确实“已经成为民族的记忆，一种英雄的形象”；“春来茶馆”也成了真正的“纪念地”，成了人们心目中一方“净土”。真的，小说《沙家浜》的作者，又何必再来作“纯文学的探索”，何不让阿庆嫂仍旧照样板戏写的那样，在没有阿庆的“春来茶馆”里，冰清玉洁地将“胡司令”“参谋长”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一心来延续革命的“芦荡火种”呢？
（2004。3。18）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川上集》
读新出版的于晓明《川上集》，看照片作者比我大约要小四十多岁，其文可抄者却并不比古人的笔记少，因小抄数则如次：
此文丛缺十二种，不全亦无妨，盖属于我的第三类读物也。我读书，部分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属第一类，当精读。近现代作品影响较大者为第二类，如《鲁迅全集》，部分精读可也；当代有些作品属第三类，可选读，其中虽无名但不乏情趣者，更是爱读；其馀书刊为第四类，可读可不读；至于署怪名故作高深，编故事哗众取宠，靠眼泪博取同情，写性交寻求刺激者，则一概不读。
除了《鲁迅全集》，这不也就是我自己读书的标准么。
某些人谈“人文”，有如太监谈性，自已谈得高兴，别人看了好笑。那档子事情当然不是你的错，但不要装作有鸟的样子好不好？一前辈竟然说，“书可不读，《读书》不可不读。”真真岂有此理，害得我偏偏不读《读书》了。
这里对《读书》颇有些不敬，但这些年《读书》拿腔拿调谈“人文”，的确使我也对它敬而远之了。
黄集伟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能容忍很糟糕的事，我们也能容忍很糟心的事，但我们不能容忍既糟糕又糟心的事。你是老板，你可以命令我们背诵岳飞的《满江红》，你也可以公然去嫖娼；但你不能够命令我们背诵着《满江红》送你去嫖娼，更不能命令我们站在《满江红》的高度来理解你嫖娼的战略意义。”读罢令人捧腹，而又有一丝苦涩。
此一则算是转抄，但因为我读罢也不禁捧腹，而且不止一丝苦涩，所以还是抄了。
《川上集》为“日记体”，其记事亦有可观者。如记南京凤凰台饭店办《开卷》事云：第二年饭店就评上了四星级。董宁文算了一笔账，《开卷》一年全部开销五、六万元，做广告也就是报纸上一个版的价格。现在看来，两者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又如记北京“民刊”《芳草地》云：朝阳区的《芳草地》、东城区的《钟鼓楼》……原是为业余作者办的内部小报，七十年代创办，九十年代初无疾而终。今年初《芳草地》重刊，请黄苗子题名，设计成黑白的异型开本，有袁鹰、姜德明、李辉、孙郁等人撰文，高品位，让人喜爱，有保存价值，很快就鹤立鸡群了。
岂不都是孤陋如我者原来知而不详的么。
（2004。4。13）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果戈里的人物
中外书籍插图，都是古已有之。中国的“精神文明”据说优于外国，在这方面却难称先进。鲁迅小时候“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书”，“图像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周作人谈到旧小说绣像时，也“还记得貂蝉的眼睛大而且方，深觉得吕布之入迷殊不可解”（《书房一角·画谱》）。这些长方形的眼睛，比起《十日谈》中人物和《列那狐》中动物有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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