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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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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的文学书籍，尤其是翻译作品，渐渐才有了像样的插图，鲁迅于此功莫大焉。他自译的小说《表》和《坏孩子和别的奇闻》，都分别用上了Bruno Fuk和Maiutin的著名插图。他介绍出版并为之作序的《小彼得》、《夏娃日记》等译作，也收入了George、Ralph等人的插画，这些比译文更为有名。《夏娃日记·小引》将Ralph的插图和清季任渭长画的瘦削怪诞的人物相比，说这对于中国“看惯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图的眼睛”，也很有澄清的益处，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引进”对“提高”的意义。这些再加上他译介的插图专辑《〈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母亲〉木刻十四幅》和《〈铁流〉插图》等等，对于现代文学插图的确起了开山和指路的作用。而我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果戈理《死魂灵》的插图。
我喜欢果戈理，首先是由于耿济之译的《巡按》和《狄康卡近乡夜话》。他那“带泪的微笑”，很打动我的心。《死魂灵》鲁迅的“硬译”比较难读，但有了Agnon精彩的插图，阅读的兴趣依然未减。第七章写梭巴开维支，当大家分头走向笼席时，他却一径跑向早已看准的一尾大鲟鱼，在别人先用小吃下酒谈天之间，很快就把它吃得干干净净。待到主人请列位来“尝尝这天然产物”时，“却看见这天然产物只剩下一个尾巴了”。画中的梭巴开维支，便是迅疾坐到鲟鱼面前正准备埋头大嚼的样子。在杨里昂、彭国梁主编的《跟鲁迅评图品画·外国卷》中，这副尊容占了整整的一页。
鲁迅译的《死魂灵》也许不大好销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新出了郑海凌的译本，可以为证。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写过一段话；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代替它的有健康的笑。
光赁“听说”，便以为在斯大林统治下，人们都不再“含泪”，脸上都浮着“健康的笑”了，这未免过于乐观。现在斯大林早不在了，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却似乎还有生命力，也许永远不会完全为“健康的笑”所“代替”。Agnon所画的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也好像还活着，而且不仅活在梭巴开维支们的国度里，虽然他们的口味是可能变了。
（2004。4。17）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天窗
从前住砖墙瓦屋，除了有天井内院的大户人家，内室往往得靠开天窗采光。儿时所见的天窗，是在人字形屋架两面坡屋顶的背风坡上开一豁口，另支小屋顶以遮雨，对外的口子以平板遮蔽；板可活动，上系一绳，需要采光时拉开，冬天或暴雨时则可关上。
后来到了长沙，有两年住在开天窗的屋子里。这天窗却已简化为两排玻璃瓦，只能采光，不能打开出气了。少年多绮思，梦中乍醒，望着天窗洒下来的光越来越明亮，总有好梦难留的一种怅惘塞在心中，苦于无法排遣。假日遇大雨不能出门，又常常仰卧着看雨水从明瓦上迅速地流过，联想到韶华易逝，人生无常，不禁生发出少年人常有的感伤。
有一个冬夜，一觉醒来，满屋漆黑，连屋顶上原来总有的一点微光也消失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本来熟悉的上下四周忽然变成遥远而不可知，不由得害怕起来，有点觉得窒息，钻进被窝再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捱到外屋的人起床，一开门觉得特别明亮，原来夜里下了几寸深的雪，看来晶莹洁白的雪其实并不透光，竟将天窗完全遮死。
我想，人类学会开天窗，给闭塞黑暗的洞穴引进光明和生气，实在是一种技术的创造和文明的进步，是猴子变人重要的一步。而历史变迁，“开天窗”到后世却有了另外的意义。明郎瑛《七修类稿》：今之敛人财而为首者克减其物，谚谓开天窗。
清末夏仁虎《旧京琐记》：朝殿试卷忌错落，应试者多习打补子，以极薄之刀将错处轻轻刮去，复于本卷闲处刮取纸绒匀铺于上，以水润湿，使之粘连，殊有天衣无缝之妙。但艺稍生疏，或下手微重，穿纸成洞，又谓之开天窗，虽有佳卷，势难前列。
黑吃黑吞财和弥缝考试卷，这就不好说是文明进步不是了。
“民国”时期言论不自由，有所谓新闻检查，报纸和刊物常常整篇整段被删掉。普通的做法是“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已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鲁迅《花边文学·序言》）。但也有检查者疏忽、被检查者躲懒或有意消极抵抗的情形。于是版面上便会出现成片的空白，这也叫做“开天窗”。关于这种“开天窗”，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大约在蒋介石四九年元旦引退前不久，某报曾辟一专栏，评论每日时事，读者颇为欢迎，每天都争着看报上固定地方花边围着的这一块。某日出报前检查官严令：专栏本期太不像话，必须撤掉。当时正值白色恐怖高潮，谁都不愿意碰在枪口上，当然得撤。报纸印出来后，花边围着的一块果然成了“天窗”，只在原该是标题的地方仍有一行不大不小的字：
“今日无话可说”。
（2004。4。24）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为陈寅恪胡适说话
与程巢父先生相识之初，只读过他几篇谈武昌鱼和洪湖藕的散文。对名物的博识和考证工夫，散见于看似平淡却颇含趣味的记叙之中，且不乏婉而多讽之致，正是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后来才知道，写写这类文章，不过是他的精神散步，不过是他作为调剂的一种消遣。
近年来他做的正经工作，如沈曾植研究等，都属于专门，非我这样不学之人所能置喙。但他发表在《东方文化》、《书屋》和《文汇读书周报》上，如今又辑印成这一册的论陈寅恪、胡适的一系列文章，面向大众为前贤说话，我却还看得懂。
陈寅恪和胡适的文化价值，半个世纪前早就有了共识。几十年之后，却还需要人来为他们说话，岂非笑话。不幸的是，笑话却成了事实。如果再倒回去二十多年，则为陈寅恪、胡适（尤其是胡适）说话亦不可能。光有这一条“罪名”，戴上“帽子”就有足够的条件了。
既要为前贤说话，便免不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免不了有所争辩。我不是好辩的人，不想在程君和别人之间来当评判。我以为，只要摒弃了“封建馀孽”、“美国洋奴”这类“国骂”的影响，都能够实事求是承认陈寅恪和胡适的文化价值，便有了“求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尽可以各是其是，各说各话，这不正是陈寅恪、胡适他们终身追求的“允许别人和自已不一样”的自由主义的真谛吗？
程君在为陈寅恪、胡适说话的时候，比较注意从他们的人格道德方面着眼和立言。《陈寅恪、朱延丰师弟关系及学风》一文中，详述了陈氏对自已的研究生朱延丰严格要求，甚至力主不派其出洋；但对朱失恋后“两个星期没上课，又不在宿舍住宿”却非常着急，派人各处去找；为了给朱找到“寄托”，还写信给胡适，推荐朱试译西洋历史书。后来朱延丰学业有成，原来被陈氏认为“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的毕业论文《突厥通考》，经过十年“详悉补正”，终于成书出版，陈氏又欣然为之作序。程君以充满感情的笔调介绍了“这一对清华师弟三十年代初在一桩具体事务的处置上所显露的学术精神”，接着又叙述了最近“在南方一所名牌大学里一位终身教授”及其弟子的故事。二者反差之大，对比之强烈，读了以后，使人不禁为五十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的贬值和学术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悲哀，更不禁要掩卷深思其何以致此。这恐怕也就是程君用心用力写作的目的，体现了一种厚重的人文关怀。
“论人文”，“玩文化”，现在已经成了某些人的“时尚”。但程君决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并不自作高明地来“论”，也不濠上观鱼似地来“玩”，而是将自已视为历史变迁中的一分子，学而思，思而学；故能于反思之后，深切感到胡适的被批判、陈寅恪的被当作“白旗”拔掉，对于学术和文化，进而对于学术道德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实在有重大的影响，从而感到一种深切的痛楚 ，遂不能已之于言。他自己承认：
我的整个少年、青年成长期，都是以他人的头脑当自已的头脑、以他人的眼耳当自已的眼耳的失知失觉期。迄于中年，通过阅读胡适，才知道梁（启超）氏“新民说”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才认识到“改良主义”岂可等闲视之，……明白了“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他所秉持的价值不是滞后而是超前的……
我虽然也未必同意程君对陈寅恪和胡适的每一点认识，却不能不佩服他对前贤也就是对
文化和学术自由、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深切关怀，并敢于为之说话的勇气。我以为，这一点比什么都更为难得。
陈寅恪“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与时务学堂故址（中山西路三贵街口），和我家的距离都在四华里左右，那两处则相隔只有两里来路。光绪二十三年，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长沙协助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等办时务学堂，常在通泰街家中和时务学堂间来往。此时寅恪已经七岁，其兄衡恪（著名美术家陈师曾）则已二十一岁，寅恪是很有可能由父兄带着到过学堂的。如今到处造“假古建”，湖南修“炎帝陵”、“舜帝墓”尤其热心，对于在近代化历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时务学堂故址却全未顾及。我曾在报纸上写过文章，建议将梁启超手书“时务学堂故址”六字，在中山西路三贵街口刻石留念，附近广场上则可建座浮雕，为戊戌在湖南办时务学堂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造像。陈三立的身后可以站着陈师曾，手里可以牵着陈寅恪，学堂的学生则可以蔡艮寅（锷）、范源濂（北师大创办人）、杨树达（著名汉语学家）和章士钊作为代表，各人的名字可以刻在各人的脚下。这样岂不可为长沙增一胜迹，实在比建朱熹、张栻的铜像有意思得多。这件事没有同程君讲过，如果征求他的意见，想必也会欣然表示赞成的吧。
（2004。4。26）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烈士原来是才子
嘉兴范笑我君在图书馆工作，经营“秀州书局”，辑印书籍多种，所见者如《古禾杂识》、《寇难纪略》、《药窗诗话》、《沙家浜》等，都是嘉兴本地人（最早的生于乾隆时，最晚的还在上班）写嘉兴本地事，属于乡邦文献，不高谈“理论”或凭空“创作”，故最为我所珍重。
我籍贯平江。平江从汉灵帝熹平年间建县起，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地属湖南岳州，居民却讲赣方言，文化上很有特色，近现代出的文人也不少。我从抗战胜利后到长沙读高中，即未再回平江住过，于故乡文物实在生疏。老来怀旧，有时也想找点平江人写平江事的书看看。也许是在平江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的缘故吧，结果却很是难得。所以不久前凌辉同志来访，赠我以他写的《毛简青》一书，我的心情，居然和得到范君寄来新书时差不多一样高兴。
平江是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出的革命烈士甚多。毛简青是事迹突出的省军级烈士之一，原来却是富家出身的一位才子。平江位于湘赣边境大山中，与江西修水（义宁）即陈寅恪的家乡接壤，两地俱为出才子的地方。平江古有李次青，今有李锐，都是有名的才子。毛简青小时入私塾，读《诗经·邶风》：“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便将它翻译成了下面这样一首白话新诗：
天要晚啦，天要晚啦！
为何不回家？
要不是东家事情多，
我怎会露水珠儿夜夜驮。
天要晚啦，天要晚啦！
为何不回家？
要不为东家养贵体，
我怎会浑身带水又拖泥。
毛简青是一座占地近十亩的深宅大院中出生的独生子。平江虽在大山中，至今还是“贫困县”，但在汩罗江边的冲积平川上，仍有一些“金窝银窝”。清末民初，全县首富的村便是浊水的金窝村，村中的首富则是毛简青父亲这一家。
出生于光绪十七年的毛简青，在家乡和岳州读过私塾、小学和中学后，于民国二年往日本留学。九年之后的一九二一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当年冬天在长沙，便由另一位平江人李六如（《六十年变迁》的作者）介绍，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毛简青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曾经在一颗象牙图章上刻下了他自作的四句诗：
羌笛一声何处曲，流莺百啭最高枝。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月楼台一笛风。
这颗图章如今保存在“毛简青烈士故居”的陈列室中，很可能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前留下的最后的作品。
入党以后，毛简青当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湖南省委委员兼平江县委书记、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湖南代表团书记和主席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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