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自己去成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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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这就是凡事都往坏处想的悲剧性格吧——

　　大晴天办活动，还要准备帐棚，唯恐突然下雨；买回一条新裤子，总要细细检查裤当，唯恐没缝好，出去穿了帮；上车之后要多检查两次车门，唯恐没关好，一转弯就摔出门去；明明是太平盛世，又有社会福利，还总要在银行存许多现款，以备不时之需。

　　这患得患失的悲剧性格，确实会使我们常不开心。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想，能总是退一步，未雨绸缪不也是优点吗？一个人如果能常常不安，常常自觉不足，而处处反省、多多充实，不是可以有更大的进步吗？

　　当然悲剧性格也可能造成坏的影响，譬如当大家都欣赏淡水河上的月夜星空时，他可能会慨叹河水的污染；当大家都欢庆比赛胜利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担心下一次比赛。更糟的是，许多人一边考试、一边比赛、一边悲观，于是一个考生可能才写几题，碰上不会的，一紧张，下面原来会的也不会了；一个溜冰选手，可能才在第一个三转跳摔了一跤，就不断在心里念着“完了！完了！”造成恶性循环，而连着摔跤。

　　所以，悲剧性格可以有，但要利用它来强化自己，而非将“不安”累积，到最后压垮自己。我们常说要“拿得起、放得下”，有悲剧性格的人，最要学习的就是在比赛之前“悬空”；比赛之时“拿起”；比赛之后“放下”。我不止一次说“总回头的人不可能跑得快”，就是这个道理。

　　如前面所说，我从小也有患得患失的毛病，你猜我是怎么学会放下的？

　　想信你一定记得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罐子里装了千颗混合的豆子，白色和黑色各占一半。当你只抓起三颗豆子时，可能会二白一黑、二黑一白，也可能三颗全是黑的，或全是白的。但是当你一次抓一大把的时候，数下来，比便就会跟一比一差不多了。

　　从这件事我发现，如果怕自己临场失常，演讲讲不好、考试考不好，不能显示自己真正的实力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讲几场、多考几次、多试几回。

　　你想想，如果你今年只有一场演出，你成了就全成了，败了就全败了，你会多紧张？但假使你今年有十几场演出，你还会那么计较吗？

　　这场失败了，没关系！反省改进之后，接着还有一场。渐渐地，你觉得那演出、比赛或考试，都成了家常便饭，你当然不会紧张，实力也就当然能发挥了。

　　我甚至看过一个女孩子，连着几年，不断参加选美比赛，屡败屡战。当时我暗想她就长得这个样子，怎么比也不会变得更漂亮，甚至一年比一年老，何必呢？

　　问题是那女孩子一次比一次进步，一次比一次有台风，一次比一次机智问答表现得好，她硬是选上了第一名。

　　孩子！你想想，连参加选美比赛，多参加都能愈来愈有进步，愈来愈展现实力，何况音乐的演出了。

　　所以我建议你，一次抓一大把豆子，尽量参加表演，一有机会就上台，而且就算表现不佳，也立刻把那懊恼与自责放在脑后，接着迎向下一个演出，你自然就会愈来愈稳了。

　　噢！对了！妈妈今天说，你发现在音乐营住的宿舍原来不是马棚，而是鸡舍改装的。

　　真有意思！希望里面没有鸡的臭味，不过我倒是画了一个漫画——“鸡舍音乐会”，寄去给你。

　　你不是说同学们都不识中文，只看得懂爸爸信上画的漫画吗？让他们看看这张画，看他们能说出多少好笑的东西。

　
谈考试

　
　
　　老师有时间考，没时间教；学生有时间“学”；没时间“习”，好像只顾吃，却没消化，当然不可能健康。

　　你是你，坚持作你自己！

　　坚持作你自己

　　你奶奶在世的时候常说我的考运好，又讲“这一定是因为祖上的阴功、父母的德性、自己的努力。”她还有个好笑的迷信，说我考高中的时候，考场在成功高中，所以我考上成功；考大学的时候考场在师大附中，所以我进了师大；要是我的考场在台大，就一定进台湾大学了。

　　每次你奶奶这么说，我都回她一句：“不可能，因为我一共只填了四个志愿，根本没填台大！”

　　当年大家都填几十个志愿时，我确实只填了四个，而且其中有三个是美术系。好多老师都说我开玩笑，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别人很难影响我。

　　我念书也一样，你一定听说过，我以前因为搞社团、参加演讲比赛，总请公假、不上课，中间又因病休学一年，所以成绩很烂，初中高中都常常不及格，要靠暑假补考及格才能免于留级。

　　我参加学校的模拟考试，也从来没上过榜，唯一一次榜上有名，还是备取。问题是，高中我考上成功，大学上了师大，那些每次模拟考试都金榜题名的同学，反而多半不如我。你猜！那是因为什么？

　　那也是由于我知道自己做什么、自己要什么，我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就像联考填志愿，我不理会别人，只要自己认为对，就坚持走下去。

　　譬如模拟考，从初三上学期就开始办，每个月一次，每次都有一定的范围。但因为学校的范围太大，第一个月，考一年级全部；第二个月，考二年级全部；第三个月，考一二年级全部；第四个月，连三年级教过的一起考。但是我功课本来就烂，一年级二年级没好好念，不可能准备好，所以我读书的进度总是落后，当模拟考试已经考五本教科书的时候，我才准备了两本，也因此每次都落榜。

　　只是，我并不在乎同学嘲笑，也不理会老师骂，我自己有计划好的进度；我用“剩下的日子”除以要准备的每个科目，算出每一科能用多少时间复习，到考试正好可以看完。

　　结果，我成功了。那些天天上补习班，好像很棒的同学反而有很多失败了。

　　后来我和那些失败的同学讨论，得到个结论——他们失败，败在没有自己的计划，而一味赶模拟考的进度。他们拚命赶、拚命念，好像都念得很熟了，模拟考也都得到高分；问题是他们没有精读，每次复习时，翻一翻课本，画得红红蓝蓝、写得密麻麻，好像都没问题；等到真正“上战场”，却发觉对许多东西已经不那么确定。加上好多同学每天赶两班车去老师家补习，还要到学校上课，体力透支太多。老师有时间考，没时间教；学生有时间“学”，没时间“习”；好像只顾吃，却没本事消化，当然不可能健康。

　　那些去老师家补习的同学，又因为老师放水，把学校将考的题目先做过一遍，每次都考得好，在学校可以傲视群侪。他们甚至活在一个假想的“已经金榜题名”的世界，等到面对真正的考卷，才发现好多东西没念到。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反对学校办太多模拟考的。我觉得模拟固然该办，但不能早早办；就算早办，也要细细规划，不能一次考太多，宁可让学生像砌砖墙，一块一块来，到时候正好砌成一堵好墙，也别早早就作成像入学考试一样，涵盖全部三年教学的内容，造成学生拚命赶进度，博而不精、“假象好的”。

　　这一年来，我在台北学桌球，也有这样的感触。刚去的时候，我自以为已经打得不错，只要学学削球、搓球、杀球就成了。没想到教练一切从头来，连我哪只脚应该在前都管。打球的时候更麻烦，什么“大臂小、小臂”、“大框架”、“松执拍、活运腕”、“卡磨提举”一堆术语，我甚至觉得他把我像小娃娃样教。

　　问题是一路学下来，我硬是有了新的领悟；回到纽约，跟老球友比划，硬是令人刮目相看。想想，教练按部就班的教法，不也跟我准备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一样吗？

　　求学最忌躁进，为学最忌随俗，处世最忌盲从。我非常欣赏美国人常说的——I　know　what　I　am　doing（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句话不是在别人劝说时用来作挡箭牌的“自以为是”，它真正的精神是认定目标，锲而不舍地做下去。

　　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许多吗？

　　那是因为我听你妈妈讲，你听宿舍里别的同学练习，发现他们进度比你快，你怕自己太慢，有些尤虑，所以我隔海传真这封信给你。

　　只要你自认尽了最大的力，只要你有自己的计划、一定的进度和自我的要求，就不用管别人。

　　我又要引一句你奶奶的话了——“一听打鼓就上墙头的孩子，不可能有了不得的成就。”靠自己去成功！

　　你是你，坚持作你自己，最后的成功一定属于你。

　
第五部分

谈公益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因为看到”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吗？

　　只因为我看到


　　“孙长珍小妹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昨天，燃灯助学基金会的张阿姨在电话里告诉我。

　　我是去年秋天到贵州去看《帆轩四小》的时候，见到长珍的，那一天虽然早说好不要有欢迎的仪式，但家长们仍然穿着苗族传统的服装，唱着歌，递给爸爸一杯又一杯他们酿的美酒。几十个小朋友则摇着小小的红旗子，欢迎我和当地教育官员的来到。

　　每个小朋友都露出纯真的笑容，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中，握到一个高个儿女孩子的手，她没有笑，茫茫地看着正前方。我细看，发现她两只眼睛的黑眼珠都是白的；只有左眼，在一片翳障之间，略略有些透光的地方。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她。

　　“快看不见了。”她小声地说。

　　“还能读书吗？”我又问。

　　她没答。

　　“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再问。

　　她隔了好几秒，才挤出两个字，又因为乡音很重，我没听懂，还是在一旁的校长补了一句：“她说‘没钱！’”

　　我当时没有多说，进教室听小朋友致欢迎词，跟校长老师们讨论建校的事情，接着在门口合影。可是我心里一直惦着的，是那个半盲的小女孩。

　　临走，小朋友又排队送我，我特别在队伍里找，找到“她”，问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孙长珍，今年十一岁。

　　然后，爸爸蹲下来，蹲在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钱，没关系，叔叔帮你找医生。”

　　我坐的车子，驶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乐观，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网膜的情况……

　　我不死心，回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去著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

　　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珍检查。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了头。

　　“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

　　我和你妈妈还是不死心，向美国医生请教，开医院的王绪伯伯说把病历给他，他去找眼科医生研究。

　　只是，检查报告都太不完整了，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清楚的照片，单凭那简简单单几行字和一张普通大头照，医生很难判断。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昨天，我们得知：

　　长珍已经完全失明。

　　难道她就此一生都再也看不到了吗？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

　　许多朋友说：这世上需要救治的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去捐建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能读书，不必为一个孩子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也想到台湾的慈济上人，帮助长江水患的灾民重建家园，有人问她为什么那么做时，她说“只因为我看到”。

　　是的！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只因为我们知道，只因为她是我们捐建的帆轩四小的学生，在这茫茫人海中，我们居然能相遇，有这样的缘，我们就该尽力。

　　昨天，我想了一夜，决定把长珍接到北京，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能换角膜就换，即使不能保证成功，也要试一次。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多简单又意味深长的话啊！如果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只因为他看到”，就去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有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了吗？

　　孩子！我多高兴啊！

　　今天傍晚，当我跟你说长珍小朋友的事，你先低着头听，隔了一阵，抬起脸说：

　　“长珍什么时候去北京检查？我也想去看她。”

　　（注：刘墉先生已在大陆捐建二十六所希望小学）

　
谈写作

　
　
　　说话，作文要有“思想方法”。

　　无论说话、写作、采访，先想“人地事时物”，再加上动态、声音或色彩，好了！

　　写作一点也不难！

　　昨天当我建议你练习“即席演讲”的时候，你皱着眉头说：“我不是不会讲话，只是比较慢，要先想半天，才能说得好。”所以今天给你上中文时，我指着窗前的芭蕉树，叫你以《芭蕉》为题，作个“短讲”，而且为了训练你的反应，我连一分钟都不让你准备，立刻要你开口。

　　你说了，虽然没有结结巴巴，但才说几句，就停住，说“想不出什么好讲的”，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