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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与千万-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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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脸上布满疑惑的神情，然后又关切地审视着那个苍白倦怠的面孔。
“恐怕你会发现她无法回答你了，”福尔摩斯郑重其事地说，一面轻轻把两个女人分开，搀着诺拉·西蒙斯（假如这确是她的名字）坐下。然后他向男爵夫人扼要叙述了我们碰到她女仆的经过。
“这太可怕了！”她听完之后惊恐地说。“她被人绑架了吗？”
“看来是这样，”福尔摩斯平淡地答道。“从你风才的话来看，我想，她是随夫人到巴伐利亚去的？”
“从上船起，她就没离开过我一步——除了休息的日子。”公爵夫人的面容显出一种尊贵的气派。“她正是在大约三星期前那个休息日失踪的。”
“男爵去世的那天？”
这个女人眼圈红了，双手紧紧绞在一起。
“嗯，是的。发生不幸时诺拉不在别墅里。她在镇上，那个镇子我记得叫艾尔戈德已赫。在混乱中，谁也没注意她。而且，我刚才说过，那天她休息。第二天没见她回来，我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于是通知了警察局。如果不是我丈夫突然去世，我心里乱成一团，也许可以早一点通知警察。”
“你推测发生了‘意外’，难道你没想到可能是某种罪行吗？”
“我当时并不知道怎样想。她走了——”男爵夫人不知说什么好，两手摊开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示。
“警方没能发现你女仆的踪迹？”
她摇摇头，然后激动地抓起那双毫无生气的手，“亲爱的，总算找到你了！”
“能否问一下，你丈夫是怎样死的？”福尔摩斯紧紧盯住她问道。
男爵夫人的眼圈又一次红了，“他的心脏，”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用咳嗽掩饰我自己的慌乱，福尔摩斯却站了起来。
“我深表同情。好的，我们的事情办完了，华生。”他轻松地说，我觉得他的语调里没什么感情。“我们已经揭开了我们的小谜。”他把手伸向诺拉·西蒙斯。“太太，很抱歉，耽误了你的时间，还勾起了你的伤心事。”
“可是你们不能把她带走！”男爵夫人喊道。
“她现在这副样子对你不会有任何用处，”福尔摩斯冷冷地说。“她自己还需要别人来照料。”说着又把手伸过去。
“哦，我会照顾她的，”这个女人坚持道。
“在目前情况下这样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你的仆人正在综合医院接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治疗，我们把她带到这儿来并没得到他本人的允许。如果不是为了搞清她的身分，我不会把她带出来的。”
“得是——”
“不过，我可以劝说医生把她交给你照顾。在普罗维登斯的时候，你一定帮助教会照顾过缺衣少食无家可归的穷人吧？”
“那时我常常做这类教会的慈善工作。”男爵夫人急忙答道。
“我也这样想。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向弗洛伊德医生反映这一情况，等到他要对病人作出处理的时候，一定会考虑你的要求的。”
她还想说什么，但福尔摩斯一摆手，我们便告辞了，带着不幸的女仆一同出来。
马车在原地等候我们，我们钻进去，随即福尔摩斯不出声地大笑起来。
“一个极为出色的表演，华生。光凭她的勇气和机智就可以和最杰出的艺术技巧相媲美。当然，他们事先有所准备。这个女人受过很不错的训练。”
“那么说，她是个冒名顶替的？”简直很难想象那个天姿国色的女人竟是个骗子。福尔摩斯不耐烦地点点头，把烟斗中的烟灰摆掉，随后向旁边那个乘客偏偏脑袋。
“这个可怜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夫人，”他严肃地说。“不过在了结这件事之前，我们可以恢复她的一部分权利，即使还不能恢复她的理智。”
“你怎么知道另外那个女人是在撒谎？”
“你是问她在什么地方露了马脚——除了关于女仆失踪的那段荒诞不经的故事之外？”
我点点头，并坦率地说我不认为她的话完全不可信。
“也许她的话包含着我们还不了解的事实，它们会帮助我们搞清楚这件事的原委，”我继续说，越来越觉得我头脑中渐渐形成的想法是不错的。“也许——”
“也许是这样，”他微笑着表示同意。“然而有一些事实却证明了我的结论。”
这位珠围翠绕华贵雍容的女子太象个男爵夫人了，我们那位神经错乱的病人却与这个角色不大相配。然而福尔摩斯的态度又那么自信，自信得令人气恼（不到一星期之前，他自己还几乎是个满口谵语狂言的疯子），他那副表面谦恭实则傲慢的样子真叫人难以忍受。
“那么是些什么事实呢？”我愤愤地问。
“你也许想知道，”他说着，递过来早上收到的电报，对我话音中的愤慨不予理会，“罗得岛州的斯莱特家族二百年来一直属于贵格教派。贵格教派轻视教会，举行礼拜的时候是不去教堂的。他们自然不搞慈善事业。是这样，当然是这样。”说着，他把头转向车窗外面。
我愕然了，正想开口，他又继续说起来，“而且，巧得很，我刚刚想起在哪儿见过冯·施利芬伯爵。”
“什么伯爵？”
“冯·施利芬。我们在门口碰到的那个人，他的肖像几个月前曾上过《泰晤士报》。你见过吗？如果我没记锗，那时他刚刚被任命为德国的总参谋长。”
十 千万人的生命
在伯格街19号的书房，歇洛克·福尔摩斯站在暗红色的炉前地毯上，两肘支住身后的壁炉台。
“遗嘱一定把所有产业全部留给男爵夫人，”他说道。
弗洛伊德医生丢开手里的笔记本，不悦地抬起头来。
“如果你事先已经知道男爵遗嘱的内容，当时就应该照直说，”他不客气地责备道。“结果，为你的事我没能去看病人。可当时你却说，去遗嘱登记处是如何如何重要。”
福尔摩斯笑起来，举起手表示歉意。
“你一定会原谅我，大夫。我是坚信，而不是知道，你一个上午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你搞到的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想是对的。我发誓，如果我的德语运用自如，我不会让你牺牲看望病人的机会，你能原谅我吗？好！”
然后，福尔摩斯便将我们上午出去的结果告诉了他。一听到我们把他的病人带去的那个地方，他立刻不满地皱起眉头，不过再听我解释说无论房子还是里面的人都没给病人带来丝毫的影响，他放心了。
“是时候了，”福尔摩斯说道，“可以整理一下我们收集到的材料，看看与我们的推理是否有什么出入。”他停下来，用铁钳夹出一块红通通的煤，点燃烟斗。“不过，在这之前，让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德国的新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从一八八八年就当了皇帝，”我插嘴道。福尔摩斯点点头，但目光始终盯在弗洛伊德身上，弗洛伊德一动不动地沉思着。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形容，我要说他是不成熟的，”他终于说。
“他的政策怎样？”
“它们大部分是关于社会立法的。他极端害怕社会主义；外交政策——就我从报纸上看到的而言——带有挑衅性，尤其在对俄关系上，其中包括巴尔干国家的归属问题。”
“他的性格呢？”
“这个问题比较困难。他很活跃，显然是的，但容易激动，经常对周围的人发脾气，这个皇帝崇尚武力，喜欢穿军装，看阅兵式，喜欢发号施令。他——”弗洛伊德笑着停了一下。
“什么？”
“我怎么竟然要给皇帝作起推理来了。”
“我非常感兴趣，”福尔摩斯请他讲下去。
“不过很不严密。”弗洛伊德猛地站起来，好象为自己的失言感到气恼。
“讲吧，让我来判断它与我的案子有没有关系，”福尔摩斯继续劝道。
弗洛伊德耸了耸肩。
“你可能知道——从照片或是报纸上——皇帝有一只手臂是残废的。”
“一只手臂残废？”
“小时候生病留下的残疾……可能是小儿麻痹症，我不能肯定。简单地说，我觉得，皇帝那样喜欢炫耀武力，那样喜爱色彩鲜艳的军装——尤其是带斗篷、能够遮掩他残疾的军装——喜爱阅兵式，喜爱佩带勋章等等，都表明他有一种自身的缺陷感。它们都可以被解释为对那支残废胳膊的补偿。一个普通的瘸子不会象他那么敏感，因为他是一国之主，又有着一代接一代声名显赫、英勇高贵的祖先。”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弗洛伊德的叙述，等他讲完，我掉转身，发现福尔摩斯正用惊异的目光一动不动凝视着他。慢慢地，福尔摩斯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
“太精彩了，”他终于说。“你知道你刚才作了什么？你成功地应用了我的——观察法和推理法——用它们探讨了一个病人的隐秘的内心。”
“他还算不上什么病人，”弗洛伊德笑了笑。“不过你的方法并没取得专利权，对吗？”
“非常精彩，”福尔摩斯又说一遍。“不仅听起来真实，或者说言之成理，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与我所作的结论完全一致。”
西格德·弗洛伊德点点头，鞠了一躬。
“那么现在，”福尔摩斯继续说，“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他重新点燃烟斗。弗洛伊德换了个姿势，准备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一手拿着雪茄，一手托着长满胡须的下巴，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两眼睁得大大的，甚至雪茄烟冒出的辛辣烟雾也不能使他把目光移开。福尔摩斯这个敏锐的观察者感觉到他的目光，他看了看弗洛伊德，便开始讲述故事。
“一个富有的鳏夫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他并不特别喜爱这个儿子——到美国旅行。在那里遇到一位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年轻女子，他们不顾年龄上的差异（或许正因为年龄的差异），彼此相爱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便立即和她结了婚。这位女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贵格派教徒家庭，于是他们便到一所贵格派教堂举行婚礼，这种教堂一般被称作‘礼拜堂’。这个词，我们的委托人说的时候含糊不清，被我们理解成‘肉库’。”
“这对新人回到巴伐利亚那个与世隔绝的家，为了取悦新娘，新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遗嘱。由于他的宗教观念，他不愿继续占有一个为战争服务的大企业。但他已没有精力把晚年用在拆除工厂的事务上。于是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一旦他死去，便把所有这些产业交给她，随她怎么处理。
“但是，这位老先生却没考虑到——他那个挥霍成性的儿子内心是多么愤怒。他发现自己的一切希望均已落空，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财产夺回。由于他在政治上一贯保守，所以他与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保持着联系。他向某些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人不愿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外国平民——何况还是一个女人！——把皇帝的战争机器毁掉，于是给了他‘自由处理权’，还向他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具体细节还有待发现，但他父亲的死肯定是他干的——”
“福尔摩斯！”
“随后又把继母绑架，从德国带到维也纳，关到多瑙运河附近的一个地方。父亲的遗嘱分别存放在这两个国家，因为他在两个国家均有产业。新娘被迫将产权转让给儿子，对此她勇敢地拒绝了。她没有屈服于饥饿和种种恫吓，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她的神经开始崩溃。她用了很巧妙的办法，终于逃了出来。然而，就在她获得自由的时候，又因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完全绝望。这时她看到那座桥，于是决定采取一个最简单、最方便的解决办法，但过路的警察把这条路也堵死了。就在那一刻，她变成了你这位大夫所看到的那副可怜模样。”
他停下来连吸了几口烟，让我们利用这段空闲领会他刚才的推理。
“我们在歌剧院看到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呢？”弗洛伊德好奇地问，一面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喷出一口烟。
“我们所对付的这个年轻人一方面精明狡猾，另一方面却胆大包天。当他得知继母从囚室逃跑之后，很快作出一个决定。对于她出走之后面临的困境，他了解得象她本人一样清楚，于是决定随她去，让她向人诉说好了，有几个人懂英语？又有谁会相信她的那套话？他决定雇一个人来替代她，用一个简简单单的假签名了结此事。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物色到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女子，也许她就是真的女仆，也许她是个到国外碰碰运气的美国演员。不过，无论她是什么人，肯定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得到的报酬也很可观。
“当他预感到继母有可能被人发现的时候，为了防备万一，又教给她一套逼真可信的话。当然，他一定在继母逃走之前就已经知道她的神经不正常了。他相信凭她那副模样是不会使人听取她的陈述的。你还记得吧，华生，今天和我们谈话的那个女人称她的女仆为诺拉·西蒙斯。这说明小男爵不是个傻瓜，尽管因为编得有点离奇反而引起我的疑心。女仆与女主人的姓名的首字母恰好相同可能纯属偶然，不过如果她在遭受囚禁与逃跑这一期间所穿的衣服上标有南希·斯莱特这一姓名的首字母，那就另有一番意味了。他本该声明她在离家出走时随身携带了女主人的衣物，”他沉思着继续说，“但是他没这样作。显然他没向巴伐利亚警察局报告这个细节。”
“那么说，男爵去世的那天晚上报道过女仆走失的消息？”我问道。
“也许是第二天上午。有这种可能，”我的朋友答道。“我们所对付的这个年轻人，我怀疑；曾经从美国人那儿学过打牌。”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手上总留着王牌，准备紧急的时候打出去。这个问题现在——”这时有人在书房外面敲门，保拉打开门，把脑袋探进来说，综合医院的信使给弗洛伊德大夫送来一张条子。
她的话音刚落，歇洛克·福尔摩斯便大叫一声，从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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