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的仪仗兵-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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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西藏宗教史的、有提倡揭露“人皮鼓”和“骷髅碗”的，还有人主张直截了当：“拳头大的说话，就是不让西藏独立，你想咋地？”……真是好玩极了。
　　马甲我对西藏的事情知之甚少、也没有和洋人打过交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具备出主意的资格。不过，我倒是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进藏手记》，愿意把里面的故事讲出来，供朋友们做个参考。
　　严格说来，这本《进藏手记》其实是“进藏途中的记录”，因为笔记的主人还没有到达西藏就转身奔赴抗日前线、并且牺牲在战场上了。所以，今天，我也只能通过其中零散的记录，叙述这段没有结果的往事……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1935年，蔡智明考取了南京的中央宪兵学校。
　　这所学校是当年3月份成立的，学制一年半，模仿日本的样式培养宪兵军官。因为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宪兵司令谷正伦，生源中除了“学生队”来自高中毕业生、其他的“学员队”和“军士队”都来自于陆军，所以，也有人称这个学校是陆军“黑埔军校”。
　　蔡智明是该校第一期学生队的学生。
　　8月的一天，正在上课的他和班上的五个贵州同乡接到通知：速到教务处报到。
　　进了办公室，教务主任和宪兵司令部的军官正在翻阅学员的档案，一个胖胖的中校问道：“你们有谁知道班禅和达赖？”
　　几位同学目瞪口呆，暗自琢磨这两样东西到底是吃的还是穿的。
　　只有蔡智明回答说：“班禅和达赖是西藏的喇嘛，是藏传佛教里的活佛”。
　　胖中校很高兴：“哦，你家里是信奉黄教的么？”
　　“学生家教以儒学为本，向来与僧道无缘”
　　“嗯……你对藏族有什么看法？”
　　“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五族共和，藏族是五族之一，也是中华旗帜下的一员”
　　长官很满意，叫学生们先回去上课。
　　回教室的路上，几个同乡同学都挺佩服蔡智明，惊讶他居然能知道喇嘛的名字。蔡智明老老实实地坦白——去年他到杭州的灵隐寺游玩，正巧遇上班禅在那里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上海滩的大佬杜月笙为了给大师捧场子、摆流水席免费招待信徒们吃喝，蔡智明在吃白食的时候冷不丁听到的一点“知识”，刚才已经全部奉献出来，长官若是再问什么，他也只好傻眼了。
　　同学们哈哈大笑，蔡智明心里却难免纳闷：司令部的长官特意把大家召集起来，却只提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道命令传到学校，委任蔡智明同学为“西陲宣化使”护卫大队的中尉文书。
　　蔡同学顿时懵了。按规定，宪兵学校的毕业生要先当一年的预备官，转正之后才能授予少尉军衔，可他倒好，刚进校几个月、还没毕业就当了中尉，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西陲宣化使”是个什么人物？
　　原来，所谓“西陲宣化使”，就是九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十多年来，这位“致忠阐化大师”（曹琨授的称号）、“宣诚济世大师”（段琪瑞给的封号）、“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南京国民政府册封的国师）一直在内地流亡，现在，蒋委员长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和国民政府委员，他要回西藏去了。
　　按照大清朝留下的规矩，国师回家，要派专使陪伴、还要派卫队护送。国民政府于是组建了“护送专使行署”，蒋委员长还下令成立“护卫大队”，规定护卫队员从全国宪兵中挑选，标准是：一要懂规矩守纪律、二要个子高相貌好，总之必须能够表现出国威军威。
　　专使行署的人挑来挑去，选出来的不是东北人就是蒙古人——这也难怪，首先因为“护送专使”是东北人，他当然愿意选老乡当保镖；其次也由于藏传佛教在东北和蒙古的影响比较大，那里的人更乐意给班禅大师当护卫——可这下子，却惹得宪兵总司令谷正伦不高兴了。
　　谷正伦是贵州人，在宪兵部队中选拔人员组建精锐护卫队，而他的亲信、老乡却一个也没选上，这分明是拆他的台嘛。“岂有此理！难道我们南方人里面就挑不出人才来了？”，谷司令大发脾气，亲自指定江西萍乡人曾铁衷担任护卫队的大队长、还指派了几个湖南人去当中队长。
　　曾铁衷原先是南京宪兵团的营长，他和那几个中队长都是贺耀祖、谷正伦创办的湖南“资宁军校”的毕业生，属于谷派的嫡系。就这样，谷司令仍然不放心，要求再从宪兵学校里找一个贵州人担任大队部的文书、参与机要活动。
　　于是乎，蔡智明同学就被上司的慧眼识中、委以重任了。
　　对蔡智明来说，这真是好运从天而降。
　　和“中尉文书”委任状同时送到的还有新军服，蔡同学打开一看：咦？上尉的领花，是不是搞错了？
　　司令部的人说：没错，谷司令指派到护卫队的军官都享受“加级双饷”的待遇，也就是挂高一级的军衔、拿双份的军饷。普通中尉的月薪是四十五块大洋，蔡中尉可以拿九十块，比少校的工资还高呢！
　　同学们嫉妒死蔡智明了，有的说：“你小子吃了顿白食、听来两句话，就能拿九十块钱的薪水，真是拣了大便宜”
　　有的说：“那位班禅大师果然是有福之人，你才吃他一顿饭就捞到件上尉的衣服穿，若是再陪着他走一段路，怕是要当将军呀，不得了不得了……”
　　别人一阵海吹，蔡智明也是心里直乐。
　　在杭州的时候，只顾着吃白食、根本没注意班禅大师长得是啥模样。他心想：这回可得认真瞧瞧大喇嘛的尊容了。
　　穿上军官服以后就不用上学了，蔡智明在旅馆里包了个房间，每天四处乱逛。
　　护卫队的大队长、中队长们都忙着从各地召集亲朋好友到自己的手下来当排长班长，蔡文书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兴趣。他闲得无聊，就去请示曾铁衷：“要不要组织大家学习藏语？”，曾大队长说：“专使行署有好多翻译，我们学个屁！”。
　　于是他就无所事事，成天邀集同学同乡喝酒。朋友们说，藏族人喝酒的本事顶大，现在锻炼酒量也是为将来建功立业做准备。
　　喝酒瞎混了两个月，终于接到命令，到西安和专使行署会合。
　　35年10月底，蔡智明一行人乘火车到达西安，接着，其他人员也从各地赶到了这里。护卫队总共来了五百人，其中三百六十人来自宪兵，组成了一个大队部、三个中队（连）。国民政府原先计划的是组建一千五百人的团级大队，现在突然缩小为一个营，宪兵司令部的人和曾铁衷大队长都气得直骂娘。
　　宪兵骂娘，专使行署的人也骂娘。“班禅行辕”和“专使行署”原先报请的护送经费是一百六十万大洋，可现在上面核准下来的只有一百万，而且仅拨付给八十万正费、其余二十万留做“预备费”（也就等于是回扣了）。
　　“不成体统！礼送佛驾，事关民众视听、中央威信，从古到今都是不计花费的，哪有克扣俭省的道理？实在太不象话！”——行署的人暴跳如雷，这也难怪，他们是花了大本钱钻营进来的，早就做好了分红发财的准备，如今凭空少了这么大一笔利益，岂能不着急呢？
　　不过，蔡智明对这些事情都无所谓，他只觉得自己玩得挺开心。
　　护卫队的士兵住在西大街的商号里，军官们则住在“西北饭店”，这是西安市一流的高档宾馆，饭店里伙食本来很不错，可大家却每天打电话到城里的各大饭馆叫菜，吃喝完毕就让专使行署的人付帐（他们也住在西北饭店），不仅如此，听曲、看戏、购买土特产，也统统让他们掏钱。一天，蔡智明看见几幅不错的碑石拓片，可是又觉得太贵，军需官余展鹏（他是曾铁衷队长的江西老乡）立刻就当作“办公用品”买下来，找行署报销之后送给他了。
　　“娘的，八十万大洋，不帮他们开销点，对不起国家”，曾大队长如是说。
　　吃喝玩乐，又过了一个月，“护送专使”终于乘坐着专列到西安来了。
　　火车站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陕西省政府的官员、驻军的代表在站台上迎接专使，专使行署和护卫队的大小头目们当然也都列队恭候。
　　站台上树起了专使的“帅旗”，那是一面三角形的旗帜，红缎子的旗面、边上镶着黄绫丝带、顶端系着明黄色缨须、旗子的正中还写着一个大大的“诚”字，就象是戏台子上的旗子一样，十分古怪。
　　更搞笑的是月台上还来了不少满蒙的贵族，一见到专使就磕头行礼，然后就“哀……哀……哀……”地放声大哭，据说这些人以前都是新疆甘肃宁夏什么地方的王爷侯爷，个个被军阀们抢成了穷光蛋，听说中央派特使来“宣抚西陲”，于是就跑到这里请求青天大人为他们“主持公道”。
　　“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回藏特使”名叫诚允，他是辽宁辽阳人，满族，瓜尔佳氏，汉姓关。有资料说他是正白旗、还有资料说他是正黄旗、正红旗，我弄不清他到底属哪面旗；他自己说是溥仪的叔叔辈、可又有人说他家和皇族没关系，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不过，诚允这个人确实是爱国的，他和熙洽是表兄弟、熙洽的妹妹还是他的老婆，“九一八”事变后，俩人闹翻了，熙洽当了日本人的伪吉林省长，诚允则当了抗日的吉林省长，表兄弟两个对着干。35年的时候，诚允是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
　　那一天，和诚允同车到达的有“行署参赞”马鹤天和“行署参军”高长柱，马鹤天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办过报纸、当过兰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的前身）的校长；高长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因为曾经去过西藏，所以受聘担任“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
　　车上还有一个人，是宪兵们的“自己人”——原先的南京宪兵三团团长、当时的北平宪兵副司令蒋孝先。蒋少将是蒋委员长的远房孙子（有些人误传为侄子，字辈都搞错了）、黄埔一期毕业，是国民党宪兵的元老，他到西安的目的，一是陪同专使，二是给护卫队押运装备。
　　装备运到了。第二天，护卫大队打扮整齐、列队前往“西北剿总司令部”，等候张学良张少帅的检阅。
　　全体官兵清一色的黄呢子军装、褐色皮大衣、黑色高筒皮靴，每人配发德国造自来得手枪和美国造骑步枪各一支，一二中队配备轻机枪六挺、三中队配备迫击炮三门，这在当时算是全国超一流的水平了。
　　在剿总司令部，张少帅先是和诚允闲扯了好久，然后又和蒋孝先亲热了半天，却没人理睬护卫队。队员们只好直挺挺地站在外面一动不动，腊月的北风呼呼地吹，虽然穿着呢子军装皮大衣，从没去过北方的蔡智明还是有点受不了。不过，受不了也得受，就当是少帅在考验自己了。
　　好不容易，张学良才从门廊里走出来，对着护卫队讲了几句话。大概是说班禅大师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好好保护，还说班禅也在东北讲过经、传过法，沈阳的黄寺曾经是他的行辕……因为离得远、现场的风又大，蔡智明光看见少帅在那里挥手，没听清他在讲什么，这些话都是听别人转诉的。
　　检阅完毕，蒋孝先要了几辆车，带着宪兵军官们去华清池泡温泉。十二月份的大冷天，能在杨贵妃洗澡的地方躺一躺，真是舒服极了。
　　只不过，舒舒服服泡温泉的这些人谁也没想到，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会在这个温泉边上发生“西安事变”；蒋孝先少将更是料想不到，明年此时，他就被张少帅的部下枪毙在华清池门口；蔡智明当然也不会知道，直到那个时候，他还在进藏的道路上磨磨蹭蹭、距离终点遥遥无期……
　　咦？讲到这里，班禅大师还没露面呢……
　　好吧，先看看他的模样
　　在华清池泡过温泉，蒋孝文就赶往南京、给他的远房爷爷蒋介石当侍卫室主任去了，宪兵护卫队则乘坐汽车二团的军车奔赴甘肃兰州。
　　行署的官员们没有动身。诚允特使认为，进藏的路途艰险、甘肃和宁夏的环境复杂，都不是稳妥安全的地方，而西安这里既有重兵把守又有少帅坐镇，军纪优良、路不拾遗、固若金汤，是居家办公的理想之地，所以他决定把行署总部设在西安。
　　只可惜，诚允先生想不到这里会发生“西安事变”，到时候，东北军、西北军把行署翻了个底朝天，把库房里藏着的皮毛、药材、古玩、玉器……洗劫一空，害得他哭都哭不出来。
　　诚允特使不和护卫队同行，却有好多人愿意随宪兵一起走。“西北公路公司”把西安开往兰州的票价翻了一倍，可所有的班车依然挤满了乘客。客车紧跟在军车的后面，乘车的人们都认为护卫队的装备强、纪律好，可以保护他们。
　　从陕西到甘肃，沿途景色荒凉、匪情严重。忽儿听说这里被抢了，忽儿传言那里死了人。
　　最可怕的是“赤匪袭扰”，有消息说一股红军正从川北向甘南“进犯”，于是，车队时不时地接到真假难辨的报告，一会说东面发现一个团、一会说西边看见几面红旗……搞得护卫队草木皆兵、心惊胆战。蔡智明乘坐的是先导车，心里更是紧张极了——万一从哪个沟壑里或者山顶上杀出一彪人马，头一个丧命的就是他。
　　车队经过六盘山的时候遇上了大风雪，汽车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车轱辘直打滑，宪兵们只好到附近的村庄里找一些柴草铺垫路面。
　　这地方叫做华家岭（在甘肃省通渭县），蔡智明原以为自己的家乡已经够穷了，没想到这里比贵州还要穷。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十几岁的男女居然没有衣服穿，个个缩成一团、冻得直打哆嗦。
　　宪兵接连查看了好几家，几乎家家都是这样。感叹之余，纷纷发表议论，均认为是“匪患频繁”造成了交通阻塞、土地荒芜、庶民贫困，而贫穷的环境又使得百姓铤而走险、轻易加入匪盗，最终才导致了恶性循环。
　　“噫！西北苦匪已久、匪化甚深，非以重兵整顿纲纪，难成剿匪建设之实效”。
　　在路上颠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