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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大师的仪仗兵-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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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怀疑“智悟法师”网友,但我还想说唐玄奘。唐僧西天取经、无比伟大,他回来的时候,有个叫“那提”的印度高僧也同时来到大唐,可唐玄奘却没有说“见到比自己修行好的出家人,我们是随喜赞叹!而不是妒忌,更别说看不起了”——而是想办法把人家赶出了京城,还把别人的经书也抢走了。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那时候,玄奘和唐太宗的关系很亲密,他不愿意被“那提”和尚抢了风头。
这件事,《西游记》上没有。可“智悟法师”网友是佛学科班的毕业生(僧),应该读过《续高僧传》、应该知道作者是怎么感叹的——“代有斯踪,知人难哉!”
那么,和尚与喇嘛有没有“不随喜赞叹,反而妒忌”(马甲在文章中的表述是: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呢?
当然有,从一开始就有。
印度佛教传到西藏之前,汉传佛教就已经对吐蕃王朝产生了一定影响,汉人和尚还把赞普的几个王妃都鼓动得出了家(不得了不得了,这事情挺难办到的)。
792年,藏喇嘛(“渐门巴”)从尼泊尔请来了“莲花戒”大师,两年时间里,藏喇嘛和汉和尚(“顿门巴”)辩论了好几次,结果是和尚输了。可是,汉和尚并没有得到“随喜赞叹”的机会,而是被莲花戒直接赶出了藏区。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这是小和尚。要是两个方丈碰了头,弄不好会打起来。信不信由你——反正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看看《西游记》就知道,那里面专跟唐僧过不去的,除了妖怪、就是方丈。
老实说,马甲不信佛,只是偶而也看一看佛经,并且时常对其中深刻的人生哲理拍案叫绝。
马甲认为,人是应该学一点佛理的,因为佛学中有高贵的人性。
在我的眼里,佛经是好书,菩萨不过是写书的人。至于写书的菩萨自己能不能达到书中的要求,天晓得。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关心的是书的内容、不是书的作者。
在我眼里,佛经就是本书。至于和尚也好、喇嘛也罢,无非是卖书的人。书贩子愿意介绍书的内容,我也愿意听一听。
但是,如果您一定要冒充是书里的主人公。马甲只好说:“佛爷,省省吧,别以为凡人就没长眼”。
九世班禅在“龙西寺”闭关修炼,蔡智明在结古镇东游西逛,专使行署的官员们则在等待与西藏谈判的结果。
拉萨方面提出:“蒙藏委员会”的藏事处长罗桑坚赞是班禅的属下(罗桑坚赞原为九世班禅的堪布),不愿意以他为谈判对手——南京政府随即调整人事:由吴忠信(安徽人,时任贵州省主席)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孔庆宗任藏事处长。
拉萨发来电文。抬头“汉政府”、落款“藏政府”,开口“西藏乃大悲观音教化之领域,佛法昌明、系于白昼”,闭口“汉政府五族同一法规,我僧众无法承认”,还说“西藏政教,与汉政府无涉。最好将通行汉藏语文之地及人民,悉数交与藏政府管理,如是则顾全佛法……”
这些话,其他人都看不下去,而孔庆宗处长却不反驳。
新上任的孔处长是四川长寿人,北大毕业、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博士、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有名的好好先生。因为前任“蒙藏委员长”(黄慕松)和藏事处长是得罪了拉萨被撤职的,所以他拿定主意,决不和西藏的噶伦吵架。
拉萨当局对自己的定位很奇特。他们认为西藏与内地是“檀越关系”,自己是菩萨、内地是施主,施主只能够努力供奉佛爷争取光荣、却不允许冒犯神界的权威——这真是喇嘛的思维方式。
拉萨的代表号召南京政府向满清皇帝和蒙古王爷学习,“尊崇佛教、信仰达赖之心不变,以盛大之意顾念西藏”,要把西藏当做“圣地”看待。更有甚者,他们以仪仗队的问题要挟青海、西康的驻军,提出“东北青藏为佛教之地,西宁不得派兵威胁;藏川交界处(西康),汉人不得派兵设官……”
对此,南京的孔庆宗处长仍然哼哼哈哈。可是,玉树的赵守钰专使和高长柱参军却按捺不住了。俩人丘八脾气发作,当即回复电文:
“噶伦言必称西藏为佛国,但外界皆知拉萨有三多,即喇嘛多、乞丐多、野犬多是也,盖为西藏政府苛捐人民所演成。
西藏之无告贫民鹄立街市,鸠形菜色、悲惨可怜。而今中央提倡五族共和、僧俗一体待遇,何其磊落光明!
满清既已灭亡,溥仪伪政权实为日本人压迫所致。民国旗下,满蒙无不服从中央命令。惜外蒙受人牢笼、堕入地狱,而今外蒙之佛教安在?贵族安在?喇嘛安在?谁为佛教保护者、谁为王公贵族保护者,明眼人不难知之。
应请拉萨首先承认者,中藏是否一家?如为一家,则问题不难解决;如非一家,则康、青军队之击藏军,直击外国耳!”
此通电文一出,拉萨的噶伦立刻不那么罗嗦了。
西藏当局心里明白:溥仪皇帝做不了主,满洲国没打算请活佛去当大法师;外蒙受苏联控制,昔日的王公贵族、活佛喇嘛被抓的抓、杀的杀,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也知道,英国人更不在乎佛教,八个达赖大活佛也不是一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对手。相对而言,南京政府是对他们最客气的。
当时的拉萨政权,地位最高的“摄政王”(僧)是从二品官(达赖是正二品);其次是“司伦”(俗),正三品,总领藏区行政、有点总理大臣的意思;“司伦”下面还有四个“噶伦”,一僧三俗(僧为“首席”),从三品,既象副总理又象是部长。
37年,西藏的这一帮二品官和三品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有的是“拉让巴格西”(喇嘛教最高学位)、有的是印度留学生、还有英国的博士。虽然有学问,却没有多少执政经验,卤莽冲动,彼此之间也不团结。
这时候,西藏的政治势力分为三派——亲英派、亲汉派和维持派。
“亲英派”是从英国和印度回来的留学生,支持者是藏军的军官。这帮人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电灯厂、造币厂和兵工厂,引进工业、训练军队,政治上主张“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而且还要求将藏区的边界扩展到青海和川边。
“亲汉派”大多是僧官,拉萨三大寺的“堪布”是其中坚力量。这伙喇嘛畏惧英国传教士的力量,担心“洋教”的渗透会动摇寺院的权威,所以主张接受内地的扶持、恢复旧有的从属关系、维护藏教的传统势力。
噶厦府的执政官员大多属于“维持派”。领袖人物是“司伦”贡嘎旺秋,他是十三世达赖的大哥的儿子,当时32岁。
西藏的政治采取贵族专政,高级僧俗官员(包括军官)全部出自一百七十五个“世家”(成为“世家”的途径,一是有功劳的土司,二是大活佛的亲属)。世家子弟长成之后,选僧得称“资仲”、选俗得称“仲科”,而各级官员必须从“资仲”和“仲科”中产生。平民若想“跳龙门”,除非被选中当活佛,否则不大可能。
当其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贵族已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鉴于此,西藏的“世家”就很不愿意接受英国式的“民主”;同时,他们也担心内地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特权。所以,当权的世家子弟们普遍希望维持现状,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利用两边的矛盾保护自身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噶厦政府的政策首鼠两端。如果内地软弱,他们就嚣张,如果中央的态度强硬,他们就退让。
果然,接到赵守钰的一通电报,拉萨的噶伦再不敢说什么“尊崇佛国”之类的废话,表示同意仪仗队进入西藏。但同时,他们又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仪仗队的纪律约束、在西藏的停留时间、退出西藏的线路等等——这些事情都好商量。
“噶伦”们还提出一个要求:班禅进藏,必须经过拉萨三大寺的担保——拉萨三大寺是“亲汉”的,中央政府当然没意见。
可是,九世班禅却不干了。
“蒙藏委员会”和拉萨谈判,九世班禅也在谈。
替班禅传口信的人名叫多仁台吉,是个四品俗官,号称西藏第三大富翁。他向拉萨政府转达了多项要求,其中包括:一、准许班禅在后藏征兵,组建自己的军队;二、撤换现有的后藏官员,由班禅重新委派;三、后藏不向拉萨纳税,专为班禅供差。
这些意见是行辕秘书长刘家驹拟定的。刘秘书长是个小学校长,政治上实在幼稚——组建私人武装、排除异己、划分势力范围,这都属于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现在九世班禅的人还没进西藏,先就气势汹汹地把自己的图谋嚷嚷出去,对方岂能容他得逞?
果然,拉萨方面随即回复:一、后藏可以征兵,但必须归属藏军统一指挥。班禅不但不能拥有军队,就连现有的卫队也必须解散;二、现任的后藏官员能力强、表现好,不能变更。今后,包括“扎什伦布寺”的寺主也由拉萨指派,班禅没有任免的权力;三、后藏必须承担政府的差役,班禅由内地携带进藏的武器和物资设备也必须交给政府管理……除此之外,还要求九世班禅就以上内容做出书面保证,交拉萨三大寺担保。
九世班禅顿时气炸了。
班禅是什么人物?伟大的活佛啊!平时发布命令都不用亲手自己签字、是由堪布代理签署的(因为他写的字是“圣物”,不能轻易使用)。可现在不仅说话不管用,还必须写亲笔保证书,交给地位比他低的喇嘛担保,这简直就是侮辱神灵嘛!
班禅大发雷霆、通电斥责噶厦政府,声明自己是金口玉言、所提要求绝无通融的余地。
拉萨的噶伦回答的也挺干脆:不仅要写保证书,还要加上一条——班禅承认,进藏以后服从噶厦政府的领导——否则,政府将以武力拦阻其进藏。
这下子,班禅终于明白,藏区的僧俗官员并没有把他这个大活佛当回事,根本就不希望他回去“领导佛界”。
于是,班禅对谈判失去了兴趣。他转而联络青海和西康,请求马步芳和刘文辉派军队协助他进藏——看样子,活佛真的急了。
这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可是,蔡智明他们却并不知情。
因为怕动摇军心,行署方面对仪仗队封锁了消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是从过往的商人嘴里听说“中国和日本在打仗”,每每向上级询问,曾大队长总是回答:“华北事件,日军被我沉着击退。国际间对我深表同情,国势尚属乐观……”。
那个年月,中日双方的冲突屡有发生,大家早就习以为常。所以,蔡智明也就认为这次只是一场寻常的争端。
在那段日子里,官兵们更多考虑的是:“礼仪护送”会不会真的变成了“武装开道”。
班禅邀请青马、康军进藏,马步芳和刘文辉是有可能答应的。
昌都原本是四川属下的商业城镇,1917年“第一次川藏战争”时被藏军占领了。从那以后,昌都就成了西藏东扩的大本营,刘文辉深受其扰,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把这个军事要塞夺回来;同样,那曲(当时叫“黑河”)草原是藏军的集结地、是西藏进攻青海南部的跳板,马步芳也很希望把这片优良的高原牧场据为己有。
川军的粮草充足,但他们有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糟糕名声,出了四川、见谁输谁,所以胆气不那么足。而“青马”却是豪情万丈,不仅乐意当先锋,还放出话说:“马子香要当民国的福康安”。
乾隆年间,福康安率领清军与廓尔喀(尼泊尔)开仗,从日喀则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回到拉萨又把西藏的政教事务整顿了一番,文治武功、声名大震——而今,马将军也想效仿“福大帅”,只不过,他这个“回回福康安”会搞出个什么样的“政教合一”,谁也说不准。
玉树附近驻扎着“青海南警备区”的一个骑兵团。青马的军官们觉得和击溃藏军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西康能够保证粮草,打进拉萨,一个师就够了!”
青马的人倒也不是乱吹,他们和西藏打过仗,对藏军很了解。
西藏的最高军事机关叫“马基康”,司令叫“马基”,有一僧一俗两个人;藏军的最高军事单位是“代本”,相当于团,“代本”下面是“如本”,然后是“甲本”、“定本”和“久本”。一个“久本”管五六个兵。
“代本”的编制为五百人。经过多年扩充,藏军的规模已经从六个“代本”扩大为十三个“代本”,再加上附属人员,总兵力将近一万人——这就很不容易了。想想就知道,一百万人口的地方,一多半男人当了喇嘛,还能剩几个当兵的?
西藏的游牧民不能当兵,因为他们居无定所,逃跑了也找不到。兵源来自庄园农家,按“一头牛耕五天的地”的面积出一个兵,因此,士兵都是农奴。
兵士的服装(英式)、军粮(每个月四十斤青稞)、军饷(每年四两五钱藏银)由庄园主提供,士兵的弹药也由所属领地的主人负责。军队只发一杆枪。这样一来,政府省事了,主人却很头疼:如果当兵的枪法不行,多打几枪、他就有破产的危险。
炮弹是政府的、可以放心折腾,子弹是私人的、机关枪就不敢随便玩。所以藏军有二十九门炮,只有四挺机枪。
藏军的枪支有三个来源:最老的一批俄国货,是清朝末年向沙皇订购的;还有千把支“四川造”,是藏军缴获刘文辉的武器;最多的要属“英国造”,这五千支英国枪分为两类,三千支是现款采购,所以是新枪;两千支是赊帐,所以是尼泊尔兵淘汰的旧枪——英国老板做买卖,一分钱一分货。
拉萨也有兵工厂,引进机器设备花了两万英镑。每月能生产三千颗子弹、十五条枪,产品质量和“四川造”有一拼,成本却比英国货还要高,象征意义远超过实际作用。
藏军的一个军事单位来自同一个地方,军官都是庄园地主,带来一百人、可以当“甲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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