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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大师的仪仗兵-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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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宁东郊）加以训练、陆续补充进国军部队；对于体质孱弱的伤病员，也将妥善救治、予以遣散……
为证明马步芳主席的言之凿凿，当即就有一群人拿着衣服和鞋帽在现场发放。给男性俘虏的是蓝制服，给女战俘的桃红色的棉袄。
队列前面，有一个姓陈的女子在讲话。据说她原先也是红军的干部，现在被任命为“军人医院”的主任，要挑选部分女俘虏到卫生队去做看护，其他的则安排到纺织厂去当工人。
会场的侧面站着一些“冥顽不化”的俘虏，其中有红五军十五师的参谋长年鸿才，他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喊：“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们，不要当叛徒！”，其他人也跟着鼓噪起来：“不要上敌人的当，都到我们这边来！”。
结果，真的就有几个人丢下衣服、向年鸿才他们跑去。
负责发放衣服的老“阿訇”连忙拦住一个小孩，规劝他说：“你小小年纪的，就不要乱跑了”，他是不想让这孩子去死。
可是，这个体形消瘦、面色潮红的农家少年却努力挣脱了阿訇的手，带着几分激动和喜悦、倔强地奔向了自己的伙伴。
跑过去的战士都属于红五军十三师三十九团九连。他们就这样和连长马光国一起，放弃生存的机会，选择了死亡。
为了追剿红军，张掖、临泽、山丹、民乐各县都临时组建了保安团。现在“匪患”既已清除，各地民团也就应当解散，否则将会贻误春耕、增加社会负担。
可是，遣散民团是需要费用的，马步芳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就借着“祝捷”的机会向社会各界募捐。
许多民间团体都捐了款，蔡智明也贡献了一个月的军饷。不过，捐钱最多的还要属“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儿寺。
塔儿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它位于青海省的湟中县，距离省会西宁26公里。在六大寺中，塔儿寺最靠近内地城市，所以门徒众多、也十分有富有。
通常情况下，和尚们要钱的胃口大、给钱的时候却是很小气的。而塔儿寺这一次能够如此豪爽，原因是他们找到了“达赖喇嘛的化身”。
佛家有“三身”的说法，也就是“报身”、“法身”和“化身”。
“报身”时隐时现、“法身”完全不现，只有“化身”最高级，可以随意显现、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看过《西游记》的人就知道，道行比较高的菩萨妖怪都擅长“化身”——脑袋冒青烟，元神就不见了。
据说，藏传佛教的活佛们也会“化身”。在拉卜楞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哪位高僧坐在路边发呆、或者闭着眼睛不言语，大家就认为他“化身”了，说他的“真身”正在什么地方济世救人呢。
既然在世的时候可以灵魂出窍，那么圆寂之后转而复生也就理所当然。所以，活佛们都能够“转世”，而且是黄教、红教、白教、花教的各路高人都有这个本领。
这可不得了，拉卜楞寺有一百多个活佛、塔儿寺有八十多个、西藏四大寺的活佛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如果再加上其他寺院，各种活佛恐怕有好几千。这么多的灵魂你转世来我转世去，搞得藏区的父母们生孩子的时候都要揣测一番：是不是哪位活佛不小心飞到我家里来了？
活佛虽然多，待遇却不一样。拉卜楞寺的一百多活佛，有资格坐八抬大轿只有寺主“嘉木祥胡图克图”，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可以坐四抬小轿，其他的侧室活佛不但没轿子坐、就连仆人也没有，每天自己打饭自己洗碗，混得还不如有钱的僧官。
这些小活佛的“转世”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大活佛掐指一算就知道他躲在哪里，基本上不超过本寺的势力范围，就好似孙猴子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可是，大活佛转世就不一样了，法力高强、神通广大，满世界乱飞，不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还真没办法找到他们。第四世达赖就曾经飞到蒙古去，还当了“和硕部”的王子，搞得康熙皇帝都纳闷：你藏人和蒙古人又不是一个族的，凭什么跑到别人亲王的家里去了？
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达赖是想请蒙古军队来打仗，帮助黄教夺取藏区的统治权。
大活佛在圆寂之前，并不说明自己将要去什么地方，而是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记号让大家猜谜，就好象成心要和全国的喇嘛捉迷藏。
达赖和班禅这个级别的活佛就更是如此了，没个三五年的时间，你根本别想找到他。不过，这个时候，摄政的喇嘛通常并不着急，而是耐着性子慢慢找。六世达赖就是找了十四年、弄得乾隆皇帝发了脾气，这才找到的。
十三世达赖于1933年12月份圆寂，到这时才三年多，按道理还有得是时间。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达赖不见了，班禅就成了西藏唯一的大佛，而这个大佛又和达赖的老部下不合脾气。眼看他马上就要进藏了，这就迫使拉萨的摄政活佛急于找到达赖的“化身”，时间紧一点、达赖年纪小一点也无所谓，反正噶厦府只要有个达赖的名号就能够和班禅抗衡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班禅大师急于进藏的原因。
于是，塔儿寺很快就宣称他们在青海省湟中县找到了达赖的“转世灵童”。
这个出生在“当彩村”、名字叫做“拉木顿珠”的小男孩，就是现在流亡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法名“杰尊强白，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斯松旺秋，宗巴米巴，德白桑布”，简称“丹增嘉措”。
（怎么样？这小娃娃看上去挺精神的）
因为达赖的事情关系到“蒙藏事务”，所以蔡智明也去看了看这位小“胡图克图”（活佛的尊称）。
他倒是觉得这小孩子挺可爱的，可又对喇嘛们介绍的种种“神迹”半信半疑，于是就询问马鹤天先生：“您对活佛转世的事情怎么看？”
马鹤天笑了笑：“现在的活佛转世制度，包括金瓶掣签都是由乾隆皇帝制订的。而乾隆本人写过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御碑上，其中有这么一句：‘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这就说明连乾隆自己也不相信有活佛转世，这一切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罢了”。
蔡智明又问：“你觉得，这些喇嘛自己真的相信转世之说么？”
马鹤天没有正面回答：“达赖转世灵童尚未确定之时，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在安多、在青海。因为，从历史上看，西藏强大、局势稳定的时期，灵童就出在藏卫，反之就在境外。现在藏区周边谁最强？是马步芳，他把噶厦府打怕了。所以灵童必出于西宁，这是一个请求联盟的姿态”。
“那么，马军长又将如何处理此事？”
“看着吧，马子香又不是傻瓜”
马子香不傻，但是挺会装傻。
他不停地赞扬小达赖，一边“盛情挽留”灵童、一边向西藏要钱。
塔儿寺给了十万元遣散费，他不放人，噶厦政府又给了三十万大洋，他还是不放。一直拖到39年的8月，中央政府发话了，他才派出一个团的骑兵，敲锣打鼓地把拉木顿珠小达赖送到了那曲草原。
其实，马步芳要钱只是个幌子，他是在表态——既不和西藏方面闹翻，也不惹中央政府的怀疑。
1937年4月中旬，新任“护送专使”赵守钰到达西宁。
这时候，冰雪融化，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可以通行了。
于是，蔡智明陪同着行署的官员，踏上了前往结古镇的路程。
1937年4月底，专使行署离开西宁前往玉树。
这时候，青马对红军西路军的清剿已告结束，马彪的“青南警备旅”陆续返回驻地，行署的人马正好与他们同行。
在路上，军官们说起河西战场上的事情。
按青马骑兵的说法，进入2月份以后，西路军就败局已定了。红军既不熟悉地形、也不了解气候，他们的衣装单薄，在寒冷的荒原里，不烤火取暖会被冻死，而只要一生火、青马部队就能顺着烟雾追踪过去。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南方步兵根本无法抵抗北方骑兵的冲击，全军覆没只是早晚的事情。
被包围的红军若想不当俘虏，只有选择自杀。有一片小山坡，坡上只有四棵树，却有三十多个红军战士吊死在那里，树下全是摔烂的步枪零件、树干上留下了四个大字——“至死不服！”
那悲壮的场面，就连久经沙场的青马老兵也感到震惊。
这些事，“青南警备旅”的军官愿意吹，蔡智明他们也愿意听，可新任“护送专使”赵守钰却很不高兴，泼冷水说：“红军并未袭扰青海，马子香草率用兵，大可不必”，还说“外敌当前，身为军人却忙于内乱，毫无光荣可言……”
赵守钰是个“少将加中将衔”的老军人，曾经是西北军的军长，还当过西安警备司令和郑州警备司令。别看现在不带兵，可资格却很老，他当骑兵师长的时候，马步青是他手下的旅长、马步芳还只是个团长。所以马彪的部下虽然被讥讽了几句，却也拿这个“护送专使”没办法。
蔡智明并不知道，赵守钰此时已经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
赵专使的秘书吴波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任财政部长），专使行署的办事员张文彬（红三军团保卫局长，44年牺牲）、刘秉琳（后任山东省副省长）也是共产党的干部。赵守钰把他们留在西宁，利用行署的名义开展活动，并最终促成了张琴秋、王定国、徐立清（开国中将）、黄鹄显（开国少将）等红军干部的获释。
5月10日，大队人马渡过了黄河
黄河以南是所谓的“安多地区”，这里虽然仍属于青海的省治，但就风俗人情而言，却已是另一个世界了。
民国时期，习惯上把藏族民众分为几类：西藏的叫“藏人”、西康的叫“康人”，安多地区的藏民叫“番人”。
当时，拉萨是西藏的权力中心，“藏人”普遍听从噶厦府的指挥；在西康，经过赵尔丰（清末四川总督，人称“赵屠夫”）的几次镇压，“康人”已经比较遵守内地的法治。而惟独“安多地区”没有集中的权力系统，“番人”既不服从西藏的领导、也不接受内地的指派，显得特立独行。
掌握“安多”统治权的是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土官头人），他们奉行的是松赞干布的“吐番十六条”（也就是唐朝时候的法律），这里的司法机关是当地的寺院。
喇嘛担任法官，断案的办法也很特别——他们弄不清真伪的时候，就叫诉讼人在油锅里捞东西——也就是说，打官司必须不怕疼，谁敢把手伸进滚烫的热油中，谁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样一来，官司的结果当然是怕痛的一方认输。
如此断案是否科学暂且不论，却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案件的发生。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很少去麻烦喇嘛法官，大家遇到纠纷就掏出武器、互相打几枪或者捅几刀子，自己解决问题。
在安多，杀人可以不偿命，只要依据对方的身份高低、或多或少地补偿一些财物就算完事了，这叫做赔“命价”。当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付得起“命价”的，绝大多数的藏民十分贫穷，连自己的命都养不活，哪里还有闲钱买别人的命。这种“花钱买命”的办法只是对部落首领和庄园主比较有利，因为下等人的“命价”还不如一头牦牛，对富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藏区的贫富差距非常大。有钱人居住在楼房里，领主的庄园里有城堡、寺院的装潢更是金壁辉煌。僧俗官员穿着丝绸衣服和貂皮长袍，拥有大量的金器和铜器。而普通藏民则穿着光板的羊皮袄，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住的是牛毛毡房，屋里和屋外一样湿；晚上裹着羊皮袄、躺在地上睡觉，患风湿病的人特别多。
当地的生产条件十分落后，耕地的耙子是木制的、锄头是石制的，很少使用铁制的农具。医疗条件也十分简陋，主要依靠喇嘛的法术治病救人。
在“番人”的观念中，藏区是观音菩萨的地盘，内地是文殊菩萨的地盘，如果观音派来的喇嘛治不好病，就只好找文殊派来的汉人想办法。所以，他们看见行署的人马开过来，就立刻围着蔡智明他们讨要药品。
蔡智明根本不会看病，青马的军官们也不会，可大家早有准备——藏民的毛病左不过是风湿痛，军队的药箱里有的是镇痛剂，见到病人就给几粒——藏民们吃下去立竿见影，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于是高兴地称内地军人们为“金珠玛米”，意思是“文殊菩萨的兵”。
既然是“金珠玛米”，就可以到部落里面参观参观。
让蔡智明比较惊奇的是，“番人”们丢了牦牛就暴跳如雷，而老婆跑了却无所谓。这里的婚姻很自由、离异更自由，妻子不想和丈夫过了，抱起嫁妆就走，当事人不介意、旁人也不干涉，谁也管不着。
有的家庭没有固定的男主人，似丈夫不是丈夫的人物来来往往，好象一妻多夫制一样。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正牌的丈夫”当喇嘛去了，家里只留下女人养育子女。
藏区的男人特别喜欢当喇嘛。对此，蔡智明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这首先是因为宗教的传统。当初，松赞干布娶了两个老婆，一个文成公主、一个尼泊尔公主，可巧这两位公主都是信佛的，成天“唵嘛呢叭咪吽”，搞得松赞干布也跟着变成了虔诚的教徒，于是，佛教就渐渐成为了藏区的传统文化。
其次是“羁糜政策”的影响。西藏地处边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只好利用宗教势力来维护统治。
西域喇嘛得到的封号和权力是内地的和尚道士们根本无法企及的，历代政权的特殊支持，使得喇嘛们有可能在藏区实施政教合一的管理，而藏传佛教在政治上的巨大利益，又增强了宗教在当地的号召力。
另外，藏区的地域封闭，文化发育比周边的云南、四川和新疆晚了许多，人民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再加上青藏高原的地形独特、气象复杂，变幻多端的山川河流和风云雷电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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