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的仪仗兵-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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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藏区的地域封闭，文化发育比周边的云南、四川和新疆晚了许多，人民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再加上青藏高原的地形独特、气象复杂，变幻多端的山川河流和风云雷电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因此对自然界的力量十分畏惧，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也就间接形成了顺从宗教的精神压力。
　　但是，当地人愿意当喇嘛，最大的因素还是经济上的需求。
　　青藏高原，仿佛仙境一般的地方。但其实那些“圣洁”的雪山并不适合人类的生存，那些壮观的神庙除了能证明僧侣的财富、并不能证明道德的崇高。
　　走进藏区，立刻能感受到寺院的辉煌与人民的贫困之间的巨大反差。
　　西陲地高气寒、物产稀少，经济生产以农牧业为主。农业的可耕地仅限于低谷地带，面积不大、粮食产量很低；牧业以游牧为主，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效益难以提高。可是，在这样经济落后的地方，资产却高度集中，藏区有限的财产几乎完全控制在寺院僧官和世俗贵族的手里。老百姓除了向“头人”和寺院义务提供差役，还要承担各种法事的费用，既没有财产的积蓄、也没有人身的保障。
　　在藏区，平民若想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最普遍的选择是出家当喇嘛。因为即便是最底层的僧侣，至少也能吃上青稞饭，比普通人的处境要好一些。
　　藏区的寺院拥有土地、草场、森林、甚至城镇村落，既经营农牧业也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寺院的财产当然掌握在高级僧官的手里，但底层的喇嘛毕竟能够通过刻苦的劳作，求得一份温饱——这是个愿打愿挨的过程，平民依靠这样的“善举”受到了寺院的庇护，寺院也因此获得廉价劳动力，扩大了政治和经济的势力。
　　不可否认，也有人是因为信仰而穿上袈裟的。但总的来看，藏族的贵族子弟出家为僧的并不多（除非是当活佛），甚至大活佛自己的亲属也很少当喇嘛，他们大多担任与寺院有关的管理工作，在寺院的帮助下形成世俗的特权阶层。所以说，藏区的僧侣集团和贵族群体，在根子上是联为一体的。
　　当然，也有不把寺院当回事的人物，那是草地上的强盗。
　　贫寒出身的“安多”男子是不大可能被选中当活佛的，如果不愿意入寺为僧、又想要出人头地，就只有尚武逞强、做个外出抢劫的英雄好汉。
　　盗亦有盗，强盗也有自己的规矩。他们连过路的喇嘛都敢抢，却绝不伤害本部落的人，所以好汉们不“工作”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过得体面悠闲，就象凯旋的战士一样。
　　春暖雪融、道路畅通，这是商旅马帮上路的季节，也是强盗们开工的时候。豪强们腰里横着藏刀、胯下骑着骏马、肩头扛着“两股叉”的快枪，这“两股叉”是绑在枪管上两根木棍，射击的时候可以放下来当支架，十分方便适用。劫匪出动总是成群结队的，少则十几人、多则近百人，他们在广袤的草地上游弋，发现力量薄弱的商队就进行袭击。
　　为了抵御盗贼，各路商人也集结成庞大的马队，行商们荷枪实弹、快马利刃，浑身的打扮也和强盗差不多。
　　商队的首领通常是势力最大的马帮头子，权威很高，所有依附马帮行走的商人都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否则就会受到“下帐篷”的处罚。在草地上被“下了帐篷”赶出队伍，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那是谁也不敢尝试的，所以马帮的纪律丝毫不比任何一支军队逊色。
　　商队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通译”。这个“通译”倒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加通晓方言，但他的人缘好、人头熟。
　　在草地上行走，迎面遇上另一支队伍，大家立刻靠左集结、持枪戒备。对方是商是匪？要靠“通译”去交涉（其实即便是商队，如果力量过于悬殊，本来不准备抢劫的说不定也会临时抢劫一把）。老资格的“通译”经常能在对方的队伍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几个人把手言欢一番，化干戈为玉帛，原本是强盗的也有可能临时改行，充当保镖了。
　　专使行署和青马骑兵一起行军，一路上没人敢惹硬茬子。蔡智明不免觉得有点遗憾，他倒是很愿意见识一下强盗打劫的火暴场面。
　　强盗没见到，却看见两个洋人在雪山草地间游走，从容自在，丝毫不觉得紧张畏惧。据说这俩人是英国的传教士，在安多住了好几年，他们与各部落的土官都有交情，虽然是外国人、反而比中国人更有办法，甚至就连强盗也不来招惹他们。
　　这情形让行署的官员们十分感慨，赵守钰更是气愤地说：“比起英国人的积极，我们的地方官员简直就是在尸位素餐！”
　　19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
　　蔡智明又回到仪仗队，和他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
　　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蔡智明和自己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半年不见，仪仗队的官兵们消瘦了许多，面容憔悴，好些人的嘴角都起了泡。
　　军需官与书记官再度重逢，余展鹏十分高兴。
　　前段时间，大队的文书工作是由军需官兼任的，现在他赶紧把公文包还给蔡智明，如释重负地说：“正好正好，你来起草汇报，我可不愿意写这个”
　　蔡智明知道，这是个整肃军纪的报告。
　　结古镇只有百余户人家，加上寺院的喇嘛，日常居民也不过三千人。可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这里的人口激增，远远超出了集镇的供应能力，当地的生活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行辕、行署以及仪仗队的总数不过一千左右，可是，受九世班禅鼓动而来的信徒却有三万之多，如此庞大的群体聚集在偏远贫瘠的小镇里，粮食价格立刻上涨了五六倍。班禅行辕可以享受寺院的供应，照样有吃有喝，但其他人的日子就过得十分艰难，一些贫穷的信徒只有四处乞讨、靠施舍度日。
　　班禅活佛显然没有太考虑人间的烟火，他能在雪山顶上变出大肥羊，在这里却一粒青稞也变不出来。
　　以往，玉树的粮食是从四川、西康运来的，可现在藏军阻断了南边的道路，川康方向的马帮过不来，仪仗队只好向西宁求援。
　　青海本来就是个缺粮食的地方，而且马步芳正忙着和红军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古镇的吃饭问题。接到玉树方面的告急电文，回复总是“由宁购粮运玉，实感困难重重”……
　　仪仗队的军粮紧张，但曾铁衷大队长很重视纪律的约束。不但不许强征粮草，甚至规定在采购粮食的时候不能讨价还价，因此半年来，部队和居民没有发生过纷争。
　　可是百密一疏，就在行署到达玉树的头几天，终于还是出事了。
　　结古镇这里的山高石头多，却没有几棵树。
　　距离镇子五里远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石头堆（嘉那玛尼），那里堆满了刻着“唵嘛呢叭咪吽”的石头。这种石头叫做“玛尼石”，据说可以通灵性、能够积累功德，是个很神圣的东西——只可惜，它只对下辈子的命运有好处，对目前的肚皮却没帮助，因此在炊事兵火头军的眼里，这玩意还不如牛粪管用。
　　结古附近缺乏柴草，烧火做饭只能指望干牛粪。镇子里的人多了，燃料也和粮食一样的紧张，仪仗队的炊事班每天都要到周围的村落去收购牛粪，“嘉那玛尼”（现在叫新寨村）也是火头军们常去的地方。
　　6月5日上午，炊事兵在“嘉那玛尼”路口等来了一驾牛粪车，大家正准备迎上前去谈买卖，赶车的藏民却把鞭子一丢、跑去摸石头了。
　　这一摸就摸了两个时辰，牛粪车边围满了买主，可卖牛粪的却还在石头堆里积累功德。炊事兵们急了，要知道，“嘉那玛尼”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玛尼堆，有二十多亿块石头，要想摸过瘾，八辈子也摸不完。再说了，粪车边上聚集着这么多“竞争对手”，卖牛粪的也不一定能把宝贝燃料卖给汉人军队。
　　情急之下，几个火头军就把钞票塞在车辕上，自己动手搬牛粪。
　　这么一来，其他人不干了，纷纷上来阻拦，七推八推，双方就打了起来。
　　炊事兵人少，拳头挡不住、就拣石头砸。藏民们不敢用“玛尼石”打架，可汉人丘八却不在乎这些，抓起刻有佛经的石头就象甩手榴弹一样。于是突出重围，满载而归。
　　这当然是违犯军纪的行为，但似乎并不严重，按常规处理，最多关几天禁闭就过去了。考虑到这件事发生在“嘉那玛尼”圣地，曾大队长就向班禅行辕做了汇报。
　　没想到，行辕秘书长刘家驹的训令是：将肇事者处以死刑！
　　按照“安多”的法律，打死人都可以赔钱了事，而仪仗兵只是砸伤了三个人，何至于要枪毙呢？曾铁衷当即表示异议。可刘家驹（藏名“格桑群觉”，原是巴塘小学校长，“康人治康”运动的领袖）的态度却很强硬，坚决要用喇嘛教的戒律来处罚汉族士兵。
　　嘉那玛尼是“嘉那活佛”营造的石头堆。
　　这位“一世嘉那”是两百年前的活佛，往远里说，他是海选进决赛的“达赖灵童”（参加“金瓶掣签”的三名候选人，冠军当达赖、其他两个也能当别的活佛）；往近里说，他是班禅大师的房东（九世班禅暂住的“甲拉颇章宫”，就是嘉那的寝宫）。
　　因此，炊事兵用嘉那活佛的石头打架，属于糟践圣物的行为，必须严惩！
　　训令下达，仪仗队顿时就炸了。
　　炊事兵不肯再做饭，士兵们也牢骚满腹：“抢牛粪是为了大家，犯了什么死罪？”
　　“走了几千里路，到这里为牛粪送命，想起来真冤枉”
　　“扛枪打仗、为国效力，到头来连喇嘛的石头都不如，老子不干了……”
　　当天夜里，二中队的一个排（四十六人）擅自离开营地，准备开拔回家。
　　逃兵刚上路，排长就报告了大队部。曾铁衷明白，如果不及时刹住这个风气，今后的局面将不堪收拾，于是立刻命令部队追击。
　　一中队队长谢雨禄和二中队队长沈剑波请示：“天黑路险，不容易追上，怎么办？”，
　　曾大队长不留任何余地：“追不上就开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也不能放走”。
　　于是，十三名逃兵被打死，其余的都被抓了回来。
　　肇事的“祸首”也被枪毙了。
　　行刑之前，大队部请犯人们吃“上路饭”。几个火头军没哭没闹，只是提出把刑场设在河边，他们的魂魄要顺着通天河、金沙江，顺着长江回江西老家去。
　　曾铁衷照办了，他也是江西人。
　　九世班禅指派喇嘛给“不幸身亡”的士兵念经超度，还给仪仗队送来了大米白面。从大队长到马夫，没有人去经堂答谢，也没有人吃那些米和面。
　　蔡智明回到队里的时候，事情已过去好几天了。
　　这些天，曾铁衷大队长一直在给大家做“精神讲话”：
　　“我知道大家心里有委屈。弟兄们护送班禅大师进藏，吃了很多苦，可现在却有人讨厌我们、刁难我们，他们克扣粮草、告黑状、暗中使坏，想把我们赶走。大家自然会想不通，觉得给班禅当仪仗兵是吃力不讨好。
　　但是，弟兄们要明白，我们不是班禅的跟班，仪仗队也不是活佛请来的吹鼓手，我们是国家权利的象征。自古以来，边疆的政教首领都是由中央政权送回辖区的，这是政治传统、是达赖和班禅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个传统关系到国家声威，今天不能被破坏，要靠我们军人来完成。
　　某些人和仪仗队作对，挤兑我们，他们是别有用心。但是，弟兄们受不了委屈，想逃跑，这就是政治上的幼稚、也是品质上的软弱！我们必须记住，仪仗队的行为不仅是针对某个人的礼貌，而是代表中央政府向西陲边疆行使主权，这是我们军人必须履行的责任。
　　有人说，我们只有三百人，无足轻重，解决不了大问题。这句话错了！三百宪兵，不仅是班禅行辕的仪仗，更是国家法统的标志，我们三百人在此，代表了国家的三百万军队。这是仪仗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光荣！身为军人，既接受了任务，就要努力完成，哪怕断粮、断头也要干到底，谁也不能当逃兵！”
　　官兵们纷纷表示：“队长，咱们以前不懂事、现在明白了。今后哪怕吃尽千难万苦，也要坚持着把班禅送回去”。
　　班禅大师也很想回去，可事情却并不那么容易。
　　很多人把九世班禅返藏受阻的原因归结到仪仗队的身上，这有些片面，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仪仗大队确实是拉萨与中央政府争执的焦点。
　　刚开始的时候，仪仗队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争议。
　　“国师返藏、中央礼送”是自古以来的惯例，以前的达赖喇嘛也被清朝皇帝送过两次，从没有谁觉得不合适。再说，三百名仪仗兵在军事上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可能对西藏形成威胁。因此，36年12月，当得知班禅行辕到达玉树结古寺以后，噶厦府只是提出“仪仗队随班禅径赴后藏”。除了不愿意班禅的仪仗在拉萨耍威风，并没有更强烈的意见。
　　可一个月后，也就是37年1月，英国驻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兼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爵士突然发表讲话，“反对中国政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藏军总顾问威廉（印度东方旅的旅长）也立刻表示将给噶厦府“在军事上提供协助”；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随即提交照会，抗议南京国民政府违反了“西拉姆协议”。
　　（　注：“西拉姆协议”是英国人和西藏政府订立的条约，这个协定中的“麦克马洪线”十分有名，但其实还有一条：它认定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国权、而不是完全主权……这是历届中国政府都不能承认的）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噶厦政府也变得强硬起来，“摄政王”随即通知班禅：欢迎大师本人返藏，但仪仗队不许进藏，行辕和行署中的汉人和蒙人也一律不得进入西藏。否则将以武力阻拦。
　　英国人的态度为何如此霸道？细说起来，可以从殖民主义讲到帝国主义，原因多了去。
　　这里，只讲个直接的诱因：
　　1936年12月，英王爱德华八世（也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