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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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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绝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释卷”四个字，可以形容，不是看书就是测图，此外就是静坐。他是一个很热烈而诚挚的神教信徒，他确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极致，在一切修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当然是纯日本式的民权神权论，正是素行派哲学思想的余脉。不过他不是一个理论的信者，而是一个情意的信者，在仪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样，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张上，他是一个很热烈的南进论者，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为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个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张勋复辟的那一年，田中义一还是做参谋次长，而他那时的权势，可以说是倾动一时的。参谋总长是萨藩出身的上原大将，是绝不问事的傀儡，一切大权，尽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付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国大陆的。那年的四、五月间，他特地到中国来，到徐州见了张勋，又游了长江沿海。到上海的时候，曾和总理见面。在他回国之后，中国的复辟风说，已经遍布全国，而报纸上也盛传田中到徐州，是和张勋的复辟有关。这个风说，越传越紧，在六月初旬的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此时便派我到日本去调查复辟运动的内情究竟如何。去的时候，带了许多封总理的信，这当中最重要必须讨问的人，就是陆军的田中中将和海军的秋山中将。
我是六月十六日从上海起身的，到东京大约是二十一罢。向例我到东京总是住日比谷公园附近的“旭馆”，那一回刚逢着议会开会期，旭馆被国民党的议员员们住满了，我只好住在筑地的“冈本旅馆”。筑地这个地方，本是东京的最低地带，我向来不愿意住的，这一回算是第一回。
第四部分第20节 秋山真之（2）
房间定好，稍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将。那时他是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一样，是最高的军令机关。他当时要算是海军的最高领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简微的，照当时日本的房价，至多不过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来是去得惯了的，所以从花园的篱门进去直到了他的书房。他正端坐在图书堆中闭目习静，听见有人进去，把两眼睁开，一看见是我，他好像大吃一惊的样子，把身子向后一退，指着我说：
“你几时来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吓了一大跳，我答说：“我刚刚才到，我一到旅馆，立刻就动身到先生处来的，我这一回因为旭馆住满了，住在冈本。”
他重新把眼睛闭下，把两只手合着，默念了一两分钟，又重新向着我说：
“还好，不要紧，这不是你有什么祸事，是因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久就有天灾，你快些搬到最高处去住罢，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闹糊涂了，但是我晓得他一向是如此神里神气地，然而又不好反对他，我想了一想，对他说：
“东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馆了，搬到那里好吗？”
他说很好，赶紧搬去，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住。我此时才把总理的信取出送给他，我问：
“先生看中国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闭上，照例默念了几分钟，把眼睛睁开说：
“中国不出十天，有国体的变动，这个变动，发生在北京，可是发生之后，不过三天，便仍旧失败。”我再问他时，他说：“我的能力，现在只能见到如此，以后的事情，且待这一个局面现出之后再看罢。”我又坐了一回，谈了些别后的闲话，便告辞出来。我对于他的话，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对于他的态度，总是不能释然。
回到冈本旅馆，用电话向金生馆定好了房间，嘱咐旅馆给我把行李移去，出来便去看田中中将。他住的是一间和洋折衷式相当的华屋。书斋里面，很精致地排列着许多书橱，金光炫目的书籍，插满一室，当中放着一张洋式书案，和秋山那一个中国古代式的乱七八糟的书房，是大不相同的。我走到他的书房里之后，田中还没有出来，我一人坐在书房里等，看见他壁间挂着一付泥金笺的簇新的对联，是张勋新送的，上面题着“田中中将雅正”下面题着“弟张勋拜书”，对文我是记不得了，大约不见得会是张勋的亲笔。虽然在那样的时候，看见这副对联，不能不有种种联想，然而文字应酬，是中国人的通常习惯，我也不很以为奇怪。等一会田中中将出来了，他看见我注意看张勋的对联，似乎是很不安的样子。寒暄既毕，他自归自急急的尽管讲他如何反对中国的复辟运动，如何特意为此去见张勋，叫张勋千万不要复辟，越说越长，越长越奇，我绝没有说他和张勋有关，没有疑他叫张勋复辟，然而他如此大费唇舌地辩明，真是一件妙事。但是我见这两位中将之后，我对于时局的观测，已经得了下少的基础，人也倦了，时候也晚了，我就回到金生馆。
我一到金生馆的门口，就看见绝不是寻常日子，门前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望而知这里面有活动人物住着。住定了之后，细细问旅馆的主人，原来“日本的中国复辟党”都聚会在此地，肃王派、恭王派、宣统派的领袖都齐了。满清倒了之后，清室的亲贵们，只有藏着过安乐日子，哪有一个人有什么复辟的勇气。所设复辞党，在中国人中除了张勋升允之外，恐怕就只有吴稚晖先生之所设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骗子。所谓复辞运动，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日本的几个北京浪人、满洲浪人，才是整天兴风作浪。此时正是他们大举兴师的时候，听说是大仓组拿出二百万运动费给他们，所以摆得出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架子。
当晚我就写了一封很详细的报告，寄给总理，我的调查任务，算是达到了目的。在东京住了三四天，便动身回上海。等我刚离了东京，一两天内，东京湾便发现很大的海啸，飓风把海水卷起，筑地一带，变成泽国，街上都用小船搬置人物，秋山中将之所谓天灾，大约就指此了。及我回到上海，张勋的复辟，已经发动，报上已经满载着封王封侯的记事，可是刚刚三天，马厂兵到，一场皇帝梦，依然如梦幻泡影，这就是秋山中将之所谓“北京有国体变更，不过三天，必然失败”。但是何以他能够如此灵验，说得一点不错呢？总理说：
“秋山中将是日本第一个海军的学者，他对于气象的学问，本来有专门的研究，而海军军令部，是不断地接受各国各处天文报告的，何处发生飓风，这风有多大的力量，几时可到东京湾，他是应该计算得出的。他是政府中最高的当局，他明明白白，晓得种种的消息。他在主义上，对于张勋之所为，是反对的，我们去问他，他既不能不告诉我们，而他的职责上，万不能随便讲话，所以只好假托神仙，从静坐默念的当中，显示他的意见。”
对了，这一场公案，我们得到最正确的解释了。只是现在想起来，“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两句话，确实有此意义。只可惜秋山中将这样一个天才，这次和我相见时，已经得了不治的癌症，不到六个月，便作了古人。陆军的桂太郎死了，海军的秋山真之死了，日本海陆军中，现在恐怕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人才罢。
第四部分第21节 昨天的田中中将（1）
我们要晓得，近十五、六年以来，跨国的政局变动，没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在这十五六年当中，除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他的一切行动，是主动的、独立的以外，握政权的人的行动，几乎尽是站在被动的地位，而大多数是被帝国主义的势力支配着。帝国主义者叫他东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东。总理死后，许多人们，对于俄国也是一样，共产党更不用说了。“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人失却了建国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据。所以总理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不能够得到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则永无统一的日子。中国不统一，最大原因，是中国人自己失却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于外国。同时一个外来的原因，就是掌握着最大的兵力财力的外国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工具，以中国人无自信力为机会，而来中国捣乱。”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在前面许多叙述当中，总应该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他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这种地方，是中国人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
自从欧洲战事发生以后，欧洲列强，没有一国能在中国作政治的活动，于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完全被日本人操纵着。操纵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谁呢？这是我们所不能不知道的。
田中义一大将，是日本长洲系军阀的嫡孙，是山县有朋的家督相续人，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最有声有色的活动，是在他的中将次长时代。而他有声有色的活动，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样大刀阔斧的创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真之那样生龙活虎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在日本传统思想，传统政策，传统势力下面，运用他的聪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干着。干的什么是没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权，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没有的。他只是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而中国政治的重心在何处，是永远不认识的。他只是看见日本的社会倾向变了，革命的风潮起来了，中国的民众觉醒了，中国的革命势力扩大了，世界的趋势紧张起来了，日本在东方的地位动摇了。他对于这些现象和趋向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阀失了政权，怕日本的神权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国失了生命，怕中国的革命运动阻碍日本传统政策的推行，同时又怕中国的革命影响及于日本的民众，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组织。明天怎么样他不明白，明天应该怎么样他没有一点打算。只是恋着过去，恐怖将来，于是敷衍现在；而又不甘于敷衍，于是一天到晚开倒车。开一回失败一回，而他尽开着。恋着的过去是没有了，而他的意象中不能抛却。恐怖的将来片刻不停的迎面而来，他也不能阻止，也不能变换。心劳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暗，愈用气力而气力愈是消失。政治家当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败的英雄，田中中将的将来，恐怕是失败的非英雄罢！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故意对于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现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历史关系，本来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袭的势力支配的。不过想起他过去一切无益而有害的活动，实在不能不为中国、为日本、为东方一切民族叹气。
我有几年不到日本，今春奉命使日，在东京见过田中大将一面，他的精神仍旧很好，他的雄心仍旧不衰，不过我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田中中将，一天到晚是我要干，今天的田中大将是我不能不干。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在推动时局，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是被时局推动。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不怕”，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的意识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时候，对于田中，也是很属望的。中山先生向来对于任何人，总时时刻刻作他的同志。因为中山先生不承认世界上有坏人，也不承认世界上有不能变易的人，他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的错误，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当时的田中中将，是很有活气的。他又在操纵日本政权的地位，那时对于一切国际的问题，可以由田中的方寸来决定。因为那时日本一切外交方针的决定，都是受支配于国防计画，而内阁政策，也就受支配于参谋本部。虽然内阁总理有权可以决定政策，然而没有权保障他的地位。参谋本部的法律上地位虽然不能支配政权，然而实际政治作用上可以左右内阁的成败。在这样一个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将，倘若能够具备秋山军令部长那样的思想，中国的革命事业，要容易进行许多。因为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时局，并且可以障碍中国一切事业的进行，阻止一切事业的成功。尤其在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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