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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的世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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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不得不征集资本以弥补最初的损失，造成其他证券的抛售。大规模的衰退压力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在工业化国家市场造成压力。
最后的变化是市场反应的突然加速。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是非流动性的，仅仅是通过私下谈判达成的交易以巨大的差价转手。1995年，大量的流动资本通过光缆以光速流动。交易者在其办公桌上有大量的终端，随时掌握着价格变动信息。交易指令可以随时发出。其结果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场发展情况会迅即影响到其他地方，而危机会更迅速地扩大。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墨西哥危机不同于人们以前所经历的任何危机，这使金里奇的说法令人难忘。几乎就在危机刚一爆发，我就得到消息，报告说丧失信心的情况正在影响着距离墨西哥城遥远的华沙和曼谷。墨西哥的流动资本危机与东欧的金融市场之间没有合理的经济联系。但市场心理是，某一天过于踌躇满志的投资者第二天会突然改变态度，而成为一群受惊奔跑的动物。在一个能够做出迅即反应的世界上，不加思考就做出反应的情况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逃出去的情况下，竞相奔往救生出口时，速度对逃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一方面，为了动员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以及公众支持我们的救援方案，我需要强调墨西哥危机的危险。另一方面，坦率地谈论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又会引发我们所最想避免的反应。明显提出我们担心危机可能会向全球蔓延并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时有些人指出我在与国会打交道时缺少我的前任劳埃德·本特森所具有的经验。我的真正问题是放弃了我们最强有力的手段：恐惧。在盲目自满和恐慌之间航行的惟一办法是非常非常小心地选择我的用词，缓和人们的紧张以及有意地保持模糊。
1月25日，当艾伦·格林斯潘、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整个过程充满了敌意。我被迫回答一些指控，说我们的建议是假装是要帮助邻国，其实是为了把华尔街和大投资银行“赎”出来。伯尼·桑德斯议员说我应该“回到你在华尔街的朋友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自己的事要自己担，不要要求美国纳税人帮忙”。我努力解释说，我不会为了援救投资者花纳税人一分钱。我再三强调说，我们援助墨西哥的计划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尽管这些数字很难准确计算出来，但根据我们的大致判断，如果墨西哥危机久拖不决，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7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影响，非法移民将增加30％，等等。
在随后一周，罗斯·佩罗特在参议院作证并大谈其所谓墨西哥危机宣布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死亡的论调，结果他获得了热烈反响。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达马托则对我们的计划从支持转为反对。大约就在此时，白宫非常擅长与国会打交道的帕特·格里芬在人事主管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向我表示了他的烦恼，认为我们使总统陷入困境。他认为，做出援助墨西哥的决定，没有充分考虑政治风险，结果使克林顿处于难以招架的境地。我回答说，总统是明白其中的政治风险后才决定采纳这一计划的。由于市场开始了解国会对我们计划的反对程度，因而不仅墨西哥，而且阿根廷、巴西以及其他情况类似的新兴国家市场进一步疲软。远至亚洲和东欧的新兴市场国家再次受到影响。
在我的财政部办公室，我们不断进行分析和讨论。参加我们正式会议的官员不久后成为“墨西哥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他们是杰夫·谢弗、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以及我的人事部主任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有将担任墨西哥工作组组长的丹·泽利克。我习惯性地把这批人称为“我们”，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决定是大家通过在漫长的日日夜夜里不断交换意见共同做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特德·杜鲁门经常加入我们的讨论，在一些关键时刻，格林斯潘也会加入。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轮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尤其是米歇尔·康德苏以及他受人尊敬的助手、麻省理工学院前经济系主任斯坦利·费歇尔密切磋商。
我们财政部开会的特点是找出存在问题并进行辩论，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最充分地探讨解决办法。在进行讨论时，没有人在乎级别高低，这在华盛顿是相当不寻常的。一位34岁的助理部长帮办与财政部长都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阐述自己的看法。这种非正式性是我在华尔街和白宫工作经验的反映，在我看来，最有启发性和最富有成果的讨论才是最成功的讨论。所以，如果有人特别是格外关注某一问题的级别较低的官员看起来欲言又止时，我就极力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讨论的成果，而不是创造成果的人的级别。
如果不同意其他人看法的人受到鼓励，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会议就会产生最佳成果。所以，如果一次会议似乎要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发展，我就会提出一个会引发不同看法的观点。与我意见不同会受到积极鼓励，而不是遭到阻止。如果没有人有异议，我就会鼓励某个人站出来扮演魔鬼的辩护人的角色。我会说，“这正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但我们需要知道相反的观点以便进行思考。”而且我和另外一个人会站在另一个立场上说话。我认为，与有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一样重要的是，这个小组富于智慧的精英们尽量避免通过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表现。在一场日益恶化的危机中寻找最佳答案，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
由于国会反对的加强，我们小组自然开始考虑替代方案。一种可能性是不经国会投票表决，单方面采取行动，办法是动用“汇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这笔钱是财政部干预汇率用的。1934年美国放弃“金本位”时，国会建立了“汇率稳定基金”，允许财政部为稳定汇率而动用这笔基金。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墨西哥危机这样的事，但我们认为，应对墨西哥危机符合“汇率稳定基金”的宗旨。这笔基金大约有350亿美元，作为财政部长，经总统批准，我对于何时以及是否动用基金有相当大的便宜行事权。
第一部第4节
在危机中一直支持我们的参议员鲍勃·贝内特一开始曾建议我们考虑使用“汇率稳定基金”，但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国会应当参与这种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所以我们最初决定不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然而，由于国会明确表现出不打算批准我们的决定，我们这才开始考虑把动用“汇率稳定基金”作为可能的替代办法。财政部的一些人看到了这一办法所存在的问题，他们的说法是，“汇率稳定基金”是“一种你只能使用一次的武器”。我们的顾虑是，国会议员可能会恼羞成怒，以至于采取单方面行动，在法律上废除我们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的依据。但由于我们称为“墨西哥一号”的计划在国会受阻，我们不得不考虑启用“汇率稳定基金”。
在财政部进行讨论的同时，我与在12月控制货币贬值的努力失败后就职的墨西哥财政部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保持频繁联系。我与奥尔蒂斯在80年代晚期相识，当时他是墨西哥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曾处理过银行私有化问题。与墨西哥的许多资深经济官员一样，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经济学家，还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奥尔蒂斯本来就是一个身体清瘦、态度和举止严谨的人，现在看上去比他以新任墨西哥财政部长身份访问美国财政部时身体更消瘦、表情更严峻了。奥尔蒂斯不是一个喜欢渲染和夸大事态的人，所以，当他在1月28日告诉我，尽管已经在两天前公开宣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8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但局势仍然在继续恶化，我认为他的看法非同小可。价值十亿多美元的短期债券下一周就要到期，而墨西哥银行的货币储备马上就要用完。这意味着债务拖欠已经迫在眉睫。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托尼·莱克曾委派他的副手桑迪·伯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那天晚上，伯杰、利昂·帕内特和我在白宫西翼利昂的办公室会面。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做出进一步努力，争取国会支持，并把星期一（1月30日）作为最后的日期。星期天，克林顿在做完礼拜回到白宫后，再次打电话给两党领导人。我们依然认为我们能够说服国会采取行动。
星期一，我在焦虑不安中醒来。和我原来担心的一样，墨西哥市场开始出现急剧廉价抛售，比索几乎下跌了10％，跌至6比索兑1美元，为其历史最低点。我们在一开始曾认为墨西哥至少到二月份还能够保持其偿付能力。尽管许多人的看法是，政府比民间领域掌握着更充分的信息，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墨西哥方面通知我们说，其货币储备已经减少到20亿美元，同一天，《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了此事。这意味着墨西哥在几天之内就要出现全面的金融崩溃。
那天晚上，桑迪、利昂和我再次在利昂的办公室商谈。正当我们考虑可能采取的方案时，金里奇从国会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他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国会要再过两周才能通过援助方案。几分钟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从墨西哥财政部打电话找利昂。他告诉了一个我们已经了解的消息：墨西哥已成脱缰之马；美国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大约夜里11点，刚刚从一个募集资金晚宴回到白宫的克林顿总统来到利昂办公室，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因为会议进行到了夜里，有人吩咐买来了多米诺比萨饼。总统这时还身穿礼服，一副很馋的样子盯着带有油渍的比萨饼盒。安全保卫局不愿意让他吃从白宫外面带进来的食物，我们其他人则不管这一套，各自拿了一份吃起来。
拉里和我再次向总统说明了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建议放弃通过国会获得贷款担保的努力，转而动用“汇率稳定基金”提供贷款。部分是因为“汇率稳定基金”只有大约350亿美元，而且还需要留出一部分以备其他可能之需，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表示愿意增加其救援出资，我们把建议美国出资的数额降低到200亿美元。米歇尔·康德苏这时以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胆量，答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承诺提供的78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弄到或提供100亿美元。这样，再加上从加拿大等其他来源募集到的资金，我们能够动用的资金总额达到近400亿美元。新闻媒体通常称我们的救援资金高达500亿美元，但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中包括了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的短期资助，而墨西哥实际上无法使用这些短期资金偿付短期债券持有人和外国贷款。
我们的根本目标仍然没变：使墨西哥重组其短期和长期债务，实施改革以重建金融稳定，重新获得吸引私人资本的办法。依靠行政当局的权力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避免由于满足国会提出的各种漫无边际、名目繁多的条件而带来的问题。但是，就像根据以前的计划一样，墨西哥将必须同意进行与我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谈判确定的重大政策改革，其中包括推行更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以及更充分和及时地通报其财政状况。墨西哥银行也必须为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并且在出现无力偿付的情况下，美国可以把墨西哥石油出口的岁入作为贷款抵押。
这时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总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几天前《洛杉矶时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公众反对我们援助墨西哥的努力，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比例为79％对18％。我提到了这些数字，并再次强调，我们的救援计划有不起作用的可能。以如此的规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谁都无法极其肯定地预料到将会发生的事。所有的选择都是坏的，但如果不进行干预，情况会更糟。
第一部第5节
尽管反对的呼声加强了，但克林顿并未因此而犹豫不决，甚至比三个星期前我们首次和他谈这一问题时更果断。他说，“看吧，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克林顿不但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在冒这样的风险时表现得如此镇静，这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像。利昂·帕内特后来也提到，克林顿好像很高兴能够为国家去做艰难而重要的事。
这次会议之后，我回到财政部办公室，打电话告诉艾伦，总统决定第二天早上与国会的四位领导人在白宫进行讨论。因为做出这一决定时正值欧洲的午夜，我们没有时间与我们西方七国集团的大多数盟友磋商，提前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新方案。第二天，他们对康德苏不与其磋商就额外提供100亿美元的决定非常恼火，而我们也非常生气。这六个国家如此愤怒，以至于他们在正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表决中弃权。几天后，德国总理钱塞勒·科尔在与克林顿总统会晤时说，七国财长对我怒气冲天，我应该给他们每人送一瓶威士忌，与他们讲和。我虽然一瓶威士忌也没有送，但拉里和我通过打电话，通过一周后在多伦多举行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努力去弥补因没有事先磋商而造成的影响。关系得到了修补，这些国家最后都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
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领导作用，在与有其自己议程和政治需要的主权国家打交道时，有效地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是有困难的。对我来说，这是首次处理与盟国间的这种矛盾。我从中吸取到的教训是，高度重视与其他国家合作，争取他们对我们想法的支持，这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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