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前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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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迹�彷徨东裔，蹈据无所。”边让之死，成为兖州事变的导火索。　　　　
　　　　边让，何许人也？他的死会震动兖州，差点让曹操流离失所。　　　　
　　　　边让，兖州名士，是一个有文才的人，蔡邕则说他是个天才，“聪明贤智”。曹操对他也应该有所了解，当初大将军何进招揽天下名士的时候，边让就是其中之一，做了大将军令史，后来做到九江太守。从九江离职回到家乡的时候，孔融还特地给曹操写了封信，让曹操重用这位有才的人。但是在有人伦见识的郭林宗（郭泰字林宗）眼里，边让固然有才，却“不入道”，也就是不识时务。曹操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边让》说：“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边让看不起曹操，曹操就杀了他和他的全家。田余庆先生曾撰文指出，曹操杀边让，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兖州士大夫从边让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惧”，这就有了“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兖州士大夫站到了曹操的对立面（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这么看来，张邈的隐忧还是其次，兖州事变的主因就在于边让之死对于张邈和陈宫等兖州士大夫的警示。下一个边让莫不就是自己了？　　　　
　　　　曹操直到兴平二年（195）年底才最终收复失地，但是粮食的匮乏，部队的减员，以及兖州士大夫的背弃，都促使曹操对兖州的战略价值做出重新的评估。　　　　
　　　　也就在曹操忙着料理内务的时候，长安方面也不太平。　　　　
　　　　凉州武人没有“安乐”多久，那些将军们就彼此猜疑，互较短长起来。李傕觉着樊稠有通敌嫌疑，就杀了樊稠；后来又认为郭汜要下毒害他，就和郭汜开战……直至发展成兴平二年的大规模武装厮杀。而天子却在这般混乱当中，踏上了东归之路。这里面又可发现朝臣的身影，“天子得出长安，（钟）繇有力焉”（《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联想到钟繇的游说，钟繇的策反，钟繇似乎是在为袁、曹的“期会洛阳，奉迎车驾”默默地做着工作。


《三国前传》第四部分奉天子（6）

　　　　当献帝渡过黄河，在河东境内求得片刻喘息的消息传到关东，已是年关岁首了。有迹象表明，袁绍方面密切关注着此次献帝东归，袁绍的使者郭图及时出现在河东。而曹操似乎也没有中断与天子的联络，在天子刚刚离开长安不久，就有了曹操正式出任兖州牧的任命，这难道是一种巧合？也就在曹操收复兖州之后，便立即向河东派出了使者。看样子，与天子距离的缩短，使得袁、曹二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控制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袁绍特地召开了一次以“迎天子”为主题的会议，会议上形成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来自沮授。他继续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把“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发展成把天子“迎”到邺城，在这里建都，进而“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　　　　
　　　　另一种意见是由郭图和淳于琼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汉家王朝被取而代之是迟早的事情。如果把天子迎过来，得不偿失。听他的，自己就说了不算；不听他的，就会落个骂名。　　　　
　　　　沮授不同意郭图、淳于琼的主张，他对袁绍说：“现在能把朝廷置于邺城，顺应潮流，也是您的仁义之举，如果您不早作打算，一定会有捷足先登者。做大事情，千万不能犹豫，才能取得成功。”　　　　
　　　　而袁绍恰恰就是那种在大事情上不能当机立断的人，熟悉他的人，对他的评价是：“迟重少决，失在后机。”（《三国志》卷一○《荀彧传》）因为陷入到对控制天子后会带来的种种不便的忧思中，袁绍沉吟不前，主动放弃了这次时机。沮授假想中的“捷足先登者”随之出现，那就是新任兖州牧曹操，而他又面临着实际的困难。　　　　
　　　　曹操在收复兖州后，并没有对兖州进行应有的战后重建，而是把兖州搁置起来，转而进入豫州。从现有史料看，曹操由陈留进入豫州是以陈国为突破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兴平二年”条记载说：“兖州平，遂东略陈地。”“建安元年春正月”条又说：“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从这一进军方向的选择上看，意图明显：　　　　
　　　　第一，豫州的陈国（治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据《后汉书》卷五○《陈王宠传》：“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及献帝初……时天下饥荒，邻郡人多归就之。”此次曹操进军陈国，想必看中了陈国的未遭兵燹，可能为其提供给养，借以稳定军心，保存实力，建立一块替代兖州的后方基地。　　　　
　　　　第二，从当时曹操集团的人员组成看，曹氏和夏侯氏是其军事将领的中坚，他们来自豫州的谯沛，属曹操的亲族；曹操身边重要的谋士，被曹操称之为“吾之子房”的荀彧，来自豫州的颍川，颍川荀氏是士林名族，对于豫州士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这对于在兖州触怒了士大夫的曹操来说，能通过荀彧而再获士大夫的信赖，尤为重要。而陈国与兖州陈留郡、豫州的沛国和颍川郡接壤，这就大致可以明了曹操选择陈国作为进入豫州第一站的用心了。　　　　
　　　　而放弃兖州，进入豫州，既然是曹操做出的战略性的转移，那么，在豫州站稳脚跟，加以经营，才是上计。况且豫州境内还有袁术的势力和黄巾余部，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时去“迎天子”，《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说“诸将或疑”。　　　　
　　　　而与诸将态度相反，荀彧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问题，讲“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我们知道，晋文公能够成就一番霸业，得益于他效仿了齐桓公，尊崇周王；高祖刘邦要逐鹿中原，得天下，还要为义帝服丧，赚得个民心所向。历史的经验摆在那里，要想成大事，就要“奉天子”。这是无法绕过去的一环。而实现了“奉天子”，就可以获得三项收益：一是得民心；二是服俊杰；三是致英俊。得民心是曹操再度立足的根本，服俊杰是曹操在政治地位上可以凌驾于其他地方割据派的表现，致英俊可以弥补曹操目前人才短缺的不足。而这一切是符合曹操“匡天下之素志”的。因此，诸将的疑虑实属短见。而此次时机的再现，则不容错过。错过了，想追也追不回来。　　　　
　　　　荀彧就这样极大丰富了最初由毛玠倡议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观点，而曹操又是一个能断大事的人，这是他与袁绍的不同。荀彧所描述的“奉天子”后的美丽前景，足以使曹操不再停留在通使的循环往复中，而是要迈出那关键的一步，发兵西进，掌控天子。


《三国前传》第四部分奉天子（7）

　　　　此时天子尚在东归途中。护卫天子的已不再是当年王必通使时所见到的李傕、郭汜，而是有着“白波”背景的杨奉、韩暹等统帅的并州武装以及董承一部。杨奉，我们前面已经作了交代。董承，按照裴松之的说法，他是灵帝母董后的侄子。如果确实的话，《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所载，董承作为牛辅的部下，应不具有地道的凉州血统。并且，董承女为献帝贵人，则董承又有外戚的身份。就杨奉为朝臣策反与李傕反目，以及董承与天子的关系而言，他们应有效忠天子的一面。但对于曹操的西进，他们并有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以致同曹操的先头部队进入了对峙状态。　　　　
　　　　曹操并不希望与杨奉等人发生正面冲突。而杨奉、韩暹、董承之间又不团结。杨奉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部队很有战斗力；韩暹和董承之间有摩擦，直至发展到火并，韩暹打败了董承。他们的不和，也就为曹操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奉天子”的大业提供了可能。曹操便把此次行动交给了已随张杨援建洛阳来到天子身边的董昭。　　　　
　　　　当天子回到荆棘丛生的洛阳，在断垣残壁间找寻自己童年回忆的时候，董昭就已经让杨奉感觉到曹操是多么值得结交的朋友了。董昭的做法很简单，而且驾轻就熟，他又一次成了曹操的代言人，在给杨奉的信中，对杨奉倾尽了仰慕之情，并对他的功绩大肆赞美了一通，转而说：现在事务繁重，仅靠你杨奉一个人单干可忙不过来，需要帮助。曹操又非常乐意出力。你有兵，他有粮，二人可以互通有无，生死与共。这让杨奉着实感动，并且看到了联合的实惠，马上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国家就是需要曹操这样的人。并且上表给天子，让曹操做了镇东将军，继承了他父亲曹嵩的爵位——费亭侯。董承则急切地盼望着曹操的到来。因为他想假曹操之手，还韩暹以颜色，为自己出口恶气。　　　　
　　　　当时杨奉屯兵于洛阳以南的梁县（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南），杨奉既然把曹操当作了朋友，也就会让曹操从颍川顺顺利利地到达洛阳；董承负责洛阳的防务，也不会将曹操拒于城门之外。就这样，曹操回到了阔别七年的洛阳。　　　　
　　　　但是来到了洛阳，并不等于可以立即实现“奉天子”的既定计划，其间还存有变数。　　　　
　　　　曹操见到董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然来到洛阳，下一步棋怎么走？”董昭则成竹在胸，认为留在洛阳多有不便，应该移驾颍川郡的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东）。虽然这样做，不能服众，但是“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曹操基本同意了董昭的想法，但是还有顾虑，那就是移驾许县，杨奉肯定不答应，如果遭到他的阻截，怎么办？　　　　
　　　　董昭也想到了这一点，进而献策说：先派人去答谢杨奉此前对曹操的帮助，对他进行必要的安抚，再向他说明洛阳粮食短缺，要暂且移驾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就食。这样杨奉就不会有什么怀疑。　　　　
　　　　董昭此计的关键就在于向鲁阳的佯动。鲁阳在荆州，去鲁阳，要经过杨奉驻屯的梁县，杨奉不会生疑也就在此。曹操遂依计行事，等到杨奉发觉受骗，为时已晚。曹操“奉天子”至许县。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许县作为安置天子的国都，就许县的地理位置而言，处于平原地带，袁绍曾经说“许下埤湿”。从军事角度来讲，基本上是无险可依，是“四战之地”，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南方战事吃紧，于禁等七军尽为关羽所俘，强敌压境，曹操认为许靠近前线，就有移都河北的打算。然而，在建安初年，曹操的主要对手，并不来自于南部，而是北方的袁绍，曹操将天子安置于许，莫不是出于躲避冀州兵锋的考虑？或是真的只是因为许县有粮，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随着“奉天子”策略的改变，也就懒得做出调整了？或是要应那句“汉以许昌失天下”的谶语？献帝刚刚在许安顿下来，袁术就认为这是天意所为，因为在谶语符命满天飞的汉末，早有谶文讲：“代汉者，当涂高也。”袁术字公路，公路与当涂合辙，既然汉天子到了许，那么自己不做皇帝，显然有违天意，于是，就忙不迭地称帝了。　　　　
　　　　疑问总是存在的。但是，天子既然来到了许县，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这里就成为东汉帝国最后的国都。　　　　
　　　　如果说，在建安初期，曹操只是看中了“奉天子”能够给其带来的政治利益的话，即上文荀彧所言的三点收益，那么，随着曹操的征战，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实力日益增强，“挟天子”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马植杰先生就曾指出了“挟天子”对于曹操的政治影响具有两面性，即有利有弊，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是利大于弊，大局基本稳定后，则弊大于利。既然如此，那么，曹操为什么在羽翼丰满之时，还要固执地保持着其对汉天子的控制呢？通常有两种看法：　　　　
　　　　首先，曹操“挟天子”，具有明显的因袭性，就此点而言，“挟天子”的实质是控制天子，把持皇权，左右政治，这对于熟悉东汉中后期以来政治状况的人来说，母后、外戚以及宦官垄断皇统继承的做法，董卓的废少立献，无疑都是在同一层次上重复“挟天子”的把戏，曹操只能算是一个“挟天子”的继承者。有学者曾对曹操继承董卓的政治遗产问题做出过剖析，就强调了这层因袭关系。　　　　
　　　　其次，君臣名分的观念仍旧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用，如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一文中言：“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君权更扩大了，再经光武的提倡儒术，崇尚气节，深深地植下了汉帝国的一个坚强的君臣名分观念，这个观念使东汉中以后百余年间乱而不亡。三国之前期，群雄……无不欲帝制自为，而终于不敢建国称号，窃据名器，就因为碍于这个名分观念。”　　　　
　　　　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如同曹操讲“奉天子”而讳言“挟天子”，在矫饰之下还有其真实的一面，但最终还将归于一种假象。历史究竟能给那个时代带来怎样的思想解脱？是否能为时代的政治转机带来某些可资利用的成例？如果说“奉天子”规范了建安时代的政治路向的话，曹操可以不作出超越，可以不作出有违初衷的选择，但是因袭并不等于无所更新，恪守君臣名分，却可作为体面的外衣，其遮掩的是一个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许昌汉廷的曹氏政权，在那里清晰地指示出了“奉天子”的未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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