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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前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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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面体现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以确立新君为契机，扭转政治颓势，“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还有一条路就是将臣权自强发展到极至，行非常之举。这在党人严惩外戚、宦官党羽处，就有了最初体现，像司隶校尉李膺审完权宦张让弟张朔后，随即杀掉；南阳功曹岑晊等虽见赦令，仍旧将桓帝美人的亲属张泛绳之以法；更有甚者，如山阳郡督邮张俭道逢宦官张让母，以其“不避路”而使吏卒收杀……虽然这些都是党人的激愤之举，但却是任权的结果，具备了对抗皇权的态势。
而灵帝一朝发生的三件事，则代表了臣权自强的新动向：
第一件事发生在灵帝建宁元年（168）。这一年灵帝刚刚登上皇位，外戚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议清除宦官。在此次事件中有两点需有所明了：
第一点是窦、陈合作的基础。扶风窦氏是东汉著名的权贵之家，与皇室亲密无间，不是皇家的公主下嫁到窦府为媳，就是窦家的女儿入宫做了皇后。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就是窦武的长辈窦宪。而窦武的女儿又是桓帝的皇后，灵帝自外藩继统，窦皇后成了窦太后，窦武做了大将军，俨然又会走上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老路子。陈蕃这样的一代名公怎么会与外戚合作？
但窦、陈二人确有合作的基础。拿窦武来说，他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一重身份是外戚，这毋庸置疑。另一重身份是士人，他在经学上有造诣，有过传道解惑的经历，并且还是著名的党人领袖，与陈蕃齐名，位列“三君”之首。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窦武以其特殊的身份，挺身而出，官可以不当，侯爷也可以不做，为的就是保全党人的性命。这样的外戚，能不被士大夫接受，视为知己吗？恐怕接受还是比较中性的字眼，窦武理应受到士大夫的爱戴才是。
再就陈蕃而言，陈蕃有恩于窦家。桓帝立后的时候，中意者是田贵人，而陈蕃表示反对，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才最终选定了窦武的女儿。
第二点，控制机要中枢与军队。窦、陈决议清除宦官，随即进行了一次人事安排，史书中记载：“（窦）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后汉书》卷六九《窦宪传》）
尹勋，党人名士，名列“八顾”，因在扶立桓帝亲政中建功封侯，不罹第一次党锢之难；刘瑜，汉室宗亲，经学之士，娴于图谶之术，晓天文历算，对于宦官专权明确表示过不满；冯述，事迹不详。尚书令，是尚书台的长官，尚书台在东汉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前已言明，尹勋为尚书令，无非就是要通过控制尚书台，在政令的制定上为窦武、陈蕃打击宦官提供方便；侍中，比起尚书，与天子更近一层，从制度规定上讲，他大概可以和天子朝夕相处，后来因为发生过侍中的袭君事件，侍中似乎是被剥夺了侍从天子左右的特权，要在省外听命了。但是，这还要因人而异，像外戚、皇室成员，挂侍中衔，还是可以随时出入禁中，窦武子窦机、窦武侄窦靖早于刘瑜做了侍中，三位窦武、陈蕃的贴心人，以职务之便，时时向天子和太后陈说清除宦官的必要性，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屯骑校尉，是北军将领之一。北军是东汉的中央军，由五营组成，分属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承担京师卫戍。窦武曾经担任过越骑校尉，对京师武备应有相当的了解。在冯述出任屯骑校尉之前，窦武的侄子窦绍就任步兵校尉，则北军五营中至少有两营要听命于窦武，由此看来，窦、陈谋议中可能已经有了必要时动用武装来解决问题的方案。
窦、陈合作基础牢固，安排不能说不缜密，最终却没有战胜宦官，究其原因：
一是在行动中过于拘泥，事事要向太后请示汇报，拘捕宦官后还要经过一套司法程序，让他们认罪伏法，还是想走理性行政的老路。此点连陈蕃也有所认识，他就曾经向窦武说，要诛灭宦官，不必遵循常规。况且，太后并不赞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宦官群体，做到“诛其有罪”，适可而止。从而使得宦官在处境危急之际，得以率先发难。
《三国前传》第一部分士人兵变（5）
二是北军失控。窦武在得知宦官发难之后，马上来到窦绍的步兵营，进而寻求整个北军的支持，转而对宦官展开反攻。当时，宦官纠集起来的武装主要来自宫内的卫士。而窦武对宫内卫士的掌控，虽然此前也有所顾及，譬如窦靖监羽林左骑，但恐怕还是准备不足。宫内虎贲、羽林仍旧掌握在宦官曹节手中。并且，宦官在突发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操控能力，却为窦武所不及。宦官谙熟皇权的使用，既已起事，首先便是拉天子入伙，进而质押尚书，发布诏书，令周靖、张奂接管北军。北军作为窦武扭转局势的最后希望，却因为素来就对宦官有畏惧之心而最终倒戈，窦武被杀。陈蕃虽然也把自己的属吏和学生武装起来，但区区八十余人，怎能成事？陈蕃受辱而亡。
第二件事发生在中平二年（185）的洛阳。名士张玄听说司空张温已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即将率军西征，去讨伐凉州的边章叛乱，便前往张温处，进行游说。他陈述了当今天下大乱的根源是宦官干政，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中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后汉书》卷三六《张玄传》）张玄说得很明白，现在张温兵权在握，趁着达官贵人为他送行之际，先杀几个罪大恶极者，然后就起兵杀宦官，解除天下苦难。但是，张温却认为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事。此事作罢。
第三件事发生在中平五年（188）的冀州。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杰之士，他们是：陈逸、许攸、周旌、襄楷等人。陈逸，陈蕃之子，在陈蕃罹难之后，得到陈蕃友人的保护，逃匿民间。许攸，前面已经做过介绍，是“奔走之友”的成员之一，他在冀州的出现，莫非是有使命在身？周旌，事迹不详。襄楷，这是一个与早期道教和佛教东传都有关联的人物，善“天文阴阳之术”，也正是基于他对天文变化的预测，“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才使得王芬等人决计乘灵帝北巡之际，废灵帝立合肥侯，并以地方盗贼横行、侵扰郡县为名，募集到了一支兵马。后灵帝取消北巡，刺杀行动流产，王芬自杀。
在这三件事中，窦武要控制北军，张玄看重的是张温手中兵权在握，王芬要募集郡国兵，思路基本一致，就是以武力为依托，消灭控制皇权的势力，乃至废旧立新。看来，武装已经成为解决东汉政治难题不可缺少的工具，而窦武的失败，张温的不作为，王芬的自杀，又使得武装能否为士大夫所用成为问题。
而桓灵以来，名士任侠蔚为风尚，士大夫出现武人化的倾向，使得武装必将成为士大夫的囊中物。
先来看名士任侠，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前面讲“奔走之友”中就有“力能兼人”的侠客伍孚，那位党人名士张邈也是侠肝义胆。伍孚后来作为海内名士进了何进幕府，在那里他并不孤单，同气相求者有王匡、鲍信等人；王允也是文武兼修，“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还有那洛阳公子的任侠仗气，这洛阳公子中不仅有袁绍、袁术兄弟，还有日后将在汉末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曹操。仗气是年青人的性格特征，无需深究。而任侠，就要有些功夫了，所以韩非子会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这里举曹操的一个例子：一次曹操偷偷摸进大宦官张让的房间，被张让发现，曹操就展示了一下他的武艺，“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于是，就有人评价他说：“才武绝人，莫之能害。”（《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此外，任侠者多权谋、喜兵法。袁绍为何进出谋划策，引外兵进京勤王，是一例；曹操汇集诸家兵法，编成了《接要》，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又是一例。
这些任侠的名士们，后来大都要与军事结缘，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军旅生涯。像袁绍，担任过西园军将领；曹操，要比袁绍更早地接触到武装，他曾经作为骑都尉，率部进入颍川，与黄巾作战。后来也进入西园军，任典军校尉。那时他的理想就是能够为“国家讨贼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袁术，从折冲校尉做到统帅宫内卫士的虎贲中郎将；王匡、鲍信等回到家乡招募兵马，有了自己的武装……
担任军职，加速了士大夫的武人化进程；接触武装直至控制武装，使得士大夫在理性行政之外，又有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强有力工具。窦武的覆辙不可重走，张温的不作为成为过去，更不能像王芬那样被逼上绝路，武装最终要为士大夫所用，中平六年宦官斩杀何进，使得士大夫的武力得以释放，外戚、宦官两亡，京师的武装理应置于士大夫的掌控之中，他们也要为东汉的政治前途作个选择了。
但是，时间却不容士人仔细去研判得失。从洛阳的西北方向杀来一支令人生畏的凉州军，于是，一切情理之中的事情就由此被打乱了。
《三国前传》第二部分武人崛起（1）
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
——《后汉书》卷二二范晔论
武人的士人化：有功无名的尴尬
东汉安帝以来，西部边事不稳，羌人的袭扰，足以牵动帝国的政治神经。对羌战争开始不断升级，边地武人在军事上随之崛起，名将辈出，“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就是他们的代表。
边地武人能够在沙场上冲锋陷阵，斩将夺旗，为国家立功边境，但要在朝堂之上有话语权，把军功转化为政治权力，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也让他们很苦恼。路在何方？他们在思考，他们在摸索。
索性武人不做了，放下剑戟，做个读书人，看这样做行不行？皇甫规做了十四年的私学经师，沉下心来，精研《诗》《易》，教授门徒多达三百余人；张奂曾拜当时经学名家朱宠为师，专修《欧阳尚书》，对《牟氏章句》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撰写了三十余万字的《尚书记难》；段颎也“折节好古学”。但是，战事一起，就有人坐不住了，要毛遂自荐，要请缨出战，而且在朝臣眼中，你再饱读经书，也还是个武人，不去打仗，还能做些什么呢？
或者在情感上与士人沟通一下，凡是士人所痛恨的，也是自己所不睬的，希望他们真心地把自己当作一家人来看待。像皇甫规不与外戚大将军梁冀为伍，说他是尸位素餐之徒；党锢之祸的时候，还要上书附党……但是，到头来还是“虽为名将，素誉不高”（《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再说张奂，学问做得不错，功劳也不小，终于进了朝堂，却糊糊涂涂地掉进陷阱中，成了宦官镇压窦武的爪牙，“扬戈以断忠烈”（《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范晔论），这可怎么能让士大夫接纳他啊！
或者做个“识时务”者，盘结权贵，像段颎那样，甘愿为宦官卖命，去缉捕太学生；投天子所好，花钱买个太尉。但，最终却落个人财两空，身败名裂。
可见，武人要正常地出将入相，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凉州三明”那里还做不到。
忠君：皇甫嵩的底线
不过，东汉政治在桓灵时期的急转直下，羌事未息，黄巾又起，国家武备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异常地壮大起来，可以拥兵征伐的将军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前辈所无法实现的愿望就在眼前。新武人的代表皇甫嵩（皇甫规的侄子）和董卓在不同道路上寻找着转化的机关。
而启动机关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皇甫嵩之侄皇甫郦就曾明确地说：“朝廷失政，天下大乱，能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的人，只有叔父和董卓了。”
但囿于大丈夫要为国家立功的忠良思想，皇甫嵩并没有在政治的路途上比前辈走得更远。
中平年间，皇甫嵩在与黄巾的作战中，屡建奇功，做了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声望已经达到了巅峰，民间的歌谣这样颂扬他：“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要知道，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对于大名，可是日思夜想，煞费心机。可是，皇甫嵩并不快乐，他曾和他的部下阎忠做过一次长谈，表明了他的思想。而在那次谈话中，阎忠则充任了一个异常激进的角色。
阎忠说：“这世上难以得到又最容易失去的是机遇，机遇来了而没有错过，这就是机会。圣人都要等待机遇而有所行动，聪明人也是因为有了机会才有所表现。现在将军您已经有了难得的机遇，而要白白错过，这可怎样保全您的声誉呢？”显然，阎忠是要借机遇和声誉来引导皇甫嵩做出某种选择。
进而，阎忠又说：“天道不会无缘无故地袒护哪一方，百姓只认同有能力的人。现在将军拥兵征伐已获大功，朝野上下都已经知道了您的威名与功德，即使是汤武在世，也无法超越将军您啊！既然这样，您又要一心一意做臣子，这怎么可能呢？”阎忠的愿望已经呼之欲出。
皇甫嵩却对阎忠的质疑大不以为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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