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亲历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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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的谆谆教诲　　　　
　　　　那是1969年12月北京的一个晚上，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但我的心里却温暖如春，陶醉在一种期待的激情之中。当晚，周恩来总理要接见即将出国工作的同志，其中有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准备重返驻外使馆的使节们，如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和驻法国大使黄镇等，也有新派出国的一些同志，我即属于后一类。　　　　
　　　　当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办公，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人集中在原六国饭店（后因火灾被毁，改建为宿舍楼，即现在的东交民巷30号）和苏联专家楼（即现在的华风宾馆）搞运动，称为〃运动班子〃；少部分人在东交民巷15号搞业务，称为〃业务班子〃。我在由原来的美澳司和西欧司合并而成的欧美司工作，是业务班子领导小组成员；后来组织上派我去古巴使馆工作。这是我1960年进外交部后第一次出国工作。　　　　
　　　　我们出国人员加上部、司有关领导共约40多人参加了接见，分乘两辆面包车，从东交民巷15号出发，不　一会儿就到了中南海北门。进门下车后，由一位中南海安全人员按事前外交部报送的参加接见人员名单，点名核对后才放行。　　　　
　　　　周总理照例是在简朴的西花厅会议室接见我们。我已好久没有聆听周总理讲话了。他还是穿一身旧的灰色中山装，看上去比以前瘦多了，见此情景我不觉一阵心酸。平时总理日理万机，为国家和人民而操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要应付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捣乱和破坏，怎能不消瘦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老人家还抽时间接见我们出国人员，又怎能不使人感动呢！　　　　
　　　　为了认识到会的人，总理总要按名单点名，点到谁，谁就站起来，有时还要问几句话。当点到我时，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苏北人，总理〃噢〃了一声说：〃那我们是同乡了。〃由于人多我不好意思多占总理的时间，没有多说。其实，我还在总理老家淮安上过学，即1950年至1953年在淮安师范读书。抚养总理的婶母一直住在淮安老家。她有时要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她回淮安后，我们学校有几个同学（我是其中之一　）都要去看望老人家，听她讲有关北京的故事。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51年过完春节开学后不久，听说总理的婶母从北京回来了，我们又去看望她老人家。她住在普通的四合院平房里，坐北朝南。她特别喜欢青年人，见到我们显得特别高兴，还用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招待我们。她说，总理特别忙，在北京也不是每天能见到他。但总理和邓颖超都非常孝顺，很了解老人的心理。婶母信奉佛教，多年养成烧香敬佛的习惯，问总理要不要改掉这个习惯，因为你是总理，我怕人说闲话，影响不好。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宗教信仰自由嘛，这是公民的权利，你老人家也有这个权利，想烧香就烧吧，你已经这样大年纪了，还能烧几年？这样就打消了婶母的顾虑，所以她后来继续烧香敬佛。邓颖超常到婶母处看望，亲自关照其饮食起居，并几次表示对不起婶母，不能在身边照顾老人。总理的婶母还对我们说，朱德总司令常到总理家去，他是个很随和的人，每次到北京碰到他，都和她聊家常。　　　　
　　　　总理点名后，接着就作了重要指示。总理主要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工作中的极左思潮进行了批评。他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部分驻外使节及其他外交人员先后分批调回参加运动，对了解国内情况，总结工作经验教训，学习和提高思想水平是有好处的，但不能长期离开使馆，现在我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太少，影响了外交工作的正常进行。你们要尽快出去，充实使馆的力量。外交工作是一条重要战线，不可或缺。他强调，今后要继续执行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搞好关系；批评外交领域的极左言行是〃四面出击，到处树敌〃，是无政府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要加强调查研究，把驻在国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报回，特别是一些重点使馆还要关心国际全局，报回你们前线的看法，当好国内的参谋。另外，总理还就一些国家具体工作作了交代。　　　　
　　　　〃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外交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干扰。林彪伙同江青、康生等人，凭借手中的权力，煽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把新中国17年来的外交路线污蔑为〃三降一灭〃（即〃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还支持〃造反派〃夺权，使中央外交大权曾一度旁落，出现了一些违反外交政策的过激行动，如在北京发生了〃三砸一烧〃外国驻华机构的严重事件（即砸印度、缅甸、印尼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驻外机构也发生了一系列极左行为，致使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30个国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严重的外交纠纷。周总理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极左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才使外交工作逐渐恢复正常。另外，当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美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我国对外关系将有较大的发展。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69年下半年起，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外交人员陆续返馆并新派出一批干部出国工作。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进一步纠正外交领域其中包括驻外使馆存在的极左思潮，为恢复同各建交国的友好关系和开展外交工作新局面作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句句都讲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大家本来就对极左思潮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恶痛绝，听了周总理的讲话都十分激动，暗下决心，出国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我国外交路线和政策，把各项工作做好。


序篇从北京到哈瓦那（1）

　　　　1969年12月22日，我和潘文杰同志乘苏航班机离开北京，途经莫斯科和布拉格去古巴工作。那时我国同欧美国家还未通航，只能经莫斯科绕道前往。这对我来说倒是个额外收获。20世纪50年代我曾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回国，至今已九年多了。这期间，国际风云剧变，令人始料不及。我多么想看一看学习和生活了五年的莫斯科的变化啊！　　　　
　　　　我们到达莫斯科机场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8点多钟。从空中看，莫斯科高楼林立灯火通明，是一片繁荣的景象。飞机落地前空姐报告说，地面温度是…20℃。这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过去在这里已经经受了…40℃的考验。我们下了飞机，出了海关，就看见迎接我们的驻苏使馆的同志。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从北京出发前有关领导就交代我们，到苏联要注意安全。果然不错，我们一下飞机，就被克格勃人员盯上了，他们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把我们〃送到〃使馆。使馆同志幽默地说，他们对中国人特别〃照顾〃，你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有时两辆车〃保护〃我们一辆车。使馆门口日夜停着几辆克格勃的车子，凡是有人出大门，他们就跟着。使馆迎送组的同志和他们都认识了，有时互相还打招呼，心照不宣。　　　　
　　　　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过去的头号朋友苏联老大哥，如今成了头号敌人。我记得去苏联留学前，国内领导一再交代要虚心向苏联同志学习，搞好团结，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确实，在苏联几年期间同苏联人相处得很好。我们真心把他们当作老大哥，虚心向他们学习；他们也把我们当作好朋友，从各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初到苏联时，学校就给我们每个人派一个苏联同学帮我们学俄文和联系解决遇到的困难。老师也对我们给予特别的照顾，每当我们学习有了进步，就当众表扬，特别表扬中国人刻苦学习的精神。学校还派了一名政工干部作为联络员；同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保持联系，有时还参加我们的党组织生活会议，听取意见；苏联党员开支部大会时，也邀请中国留学生党员列席；真好像一家人似的。　　　　
　　　　寒暑假，学校还组织我们到旅游胜地休息，苏联同学有时也邀请我们到其家中做客。我和佟庆才（社科院情报所研究员）、李文祥（已故，被外交部命名为优秀外交战士）同志在度假期间，认识了莫斯科的叫瓦洛嘉的一家人，互相交了朋友。后来每逢节假日，他们都邀请我们到他家中做客，或到其别墅度周末。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和李文祥在高尔基大街散步时，一对老年夫妇把我们拦住，问我们是否中国人。当得知我们是中国留学生时，便高兴地自我介绍说，他们叫佩德罗和舒拉，曾在中国哈尔滨工作多年，很怀念中国，坚持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玩。舒拉老大娘亲自下厨房做几道俄罗斯菜招待我们，我特别爱吃她做的甜食。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他们没有子女，舒拉一定要认我们做干儿子。后来我们就称她为〃舒拉妈妈〃。像这种友好事例很多，中国人在苏联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和款待。　　　　
　　　　这次经过莫斯科，本应去拜访一下过去朝夕相处的苏联老师和同学，看望一下待我们如亲人般的瓦洛嘉和舒拉这样的好朋友。但使馆考虑到中苏关系的现状和保证过往人员的安全（曾发生过几次中国人被绑架事件），规定无特殊理由不允许外出，只能在使馆休息。　　　　
　　　　我们被〃关〃在使馆两天，实在闷得慌。我想去看望苏联朋友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又是外交官就更不能随便同苏联人接触了，我也不想找这个麻烦，同时对苏联朋友来说也不方便；但去看看市容还是可以的吧！在说明情况和想法以后，使馆终于同意派人开车拉我们去市区转了一下，没有下车，只是走马观花。　　　　
　　　　我们去了红场。这是我过去常去的地方，每年我们都和苏联人一起参加〃五一　〃国际劳动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庆祝游行，经过这里接受苏联领导人的检阅。如今，色彩鲜艳的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和瓦西里·勃拉仁内大教堂和过去一样美丽宏伟，用黑色和深红色大理石建成的列宁墓和过去一样庄严、肃穆。我曾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到这里瞻仰过列宁和斯大林的遗容。但现在只有列宁孤单地躺在墓里，斯大林已被逐出墓穴。在寒冷的风雪中，只有稀少的人群从红场走过，显得十分凄凉。


序篇从北京到哈瓦那（2）

　　　　我们还经过了繁华的高尔基大街和位于这条街上的普希金广场。我们1955年初到苏联时，就住在该广场附近的一幢灰色宿舍楼里。广场实际是街心花园，俄罗斯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的塑像耸立其中。这里是闹中取静，我们经常来这里散步或坐在长条椅子上看书。我们还路过了位于高尔基公园附近的克里姆林桥头的我们的母校…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原址，过去米黄色的四层塔楼，已变成浅绿色的，学院已迁到列宁山下新址。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仍保留着古俄罗斯的风格。我的印象是莫斯科的老城区和九年前相比无大的变化，只是号称〃样板街〃的加里宁大街，尽是20多层的现代化的高级建筑物，均为玻璃结构，特别是经互会大厦巍峨挺拔，气势轩昂。郊区变化较大，建了不少卫星城。　　　　
　　　　在莫斯科的五年学习生活，正是我们处于〃早上八、九点钟〃的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在这里，我曾亲耳聆听了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著名讲话，这五年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和命运。我们在这里学到了系统的外交和国际业务知识，为以后的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学的是拉丁美洲专业，回国后一直从事拉美工作，可以说我这一生都献给了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外交事业。这次路过莫斯科，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回到住地后，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过去的事如同放电影一样，一幕幕从脑海中闪过。　　　　
　　　　12月25日上午，我们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去布拉格。但到了中途却因布拉格气候不好，浓雾弥漫，飞机不能降落，只好临时停在华沙机场。这在欧洲冬天是常有的事，天气变化无常。我们在华沙机场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飞机才起飞。但不是飞往布拉格，而是飞到捷克的另一个城市…布拉迪斯拉发。这时已是晚上六点多钟。从莫斯科登机到现在，我们才被拉到布拉迪斯拉发市内一家饭店吃饭。因为从莫斯科到布拉格正常只需两个多小时，飞机上没有准备饮食，而这一天又正好是圣诞节，华沙机场饮食业工作人员放假。早上我们为了赶飞机起得很早，吃的东西很少，肚子饿的咕咕叫。有的乘客提了抗议，空姐一再道歉，但道歉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苏航服务太差！　　　　
　　　　饭后我们又改乘火车，摇摇晃晃到了布拉格，已是第二天凌晨了。就这样，我们被折腾了一天一夜。　　　　
　　　　布拉格是东欧历史名城。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使馆临时代办齐国辅同志对我们很照顾，热情地领我们参观了市容和主要景点。也算我们有运气，这天云消雾散，阳光普照，皑皑白雪折射出刺眼的光芒，空气新鲜，沁人心脾。伏尔塔瓦河宛如一条玉带，蜿蜒曲折地穿城而过。山水相间，银装素裹，景色秀丽。河边、山下的丛林中，屹立着巍峨的宫殿、雄伟的城堡和古老的教堂。那些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巴罗克式建筑的尖塔，高耸入云。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位于市中心金碧辉煌的布拉格宫，古城广场四周排列整齐的中世纪建筑群，市政厅精美别致的自鸣钟以及到处可见的各种栩栩如生的雕像，还有那闻名于世的玻璃制品等，最有吸引力。　　　　
　　　　齐国辅同志还特意带我们到当时捷共中央大厦附近的一条大街上看了一下。他介绍说，1968年苏联等华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时，坦克、装甲车就从这里经过，留下的痕迹至今还没有消失。我们还看了瓦茨拉广场，这是布拉格查里大学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占领，于1969年1月16日自焚的地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