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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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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核心问题是和谈，和为贵，但我们不是为和平而和平，我们有其远大的目标，就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所提的八条也是环绕着这个远大目标而设想的。”毛对和谈作了一个概括。
“要和，也不能回避历史问题。国共两党的斗争已二十多年，谁是谁非也一时难以算清。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得现实些，战争罪犯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看来是和平的两大障碍，我已和恩来先生、中共其他代表谈过，是不是可以暂时搁下，静待历史公断？历史终必会做出结论的，人民也终必会做出结论的。”张直接提出他最关心的问题。
“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都是你亲身参与缔结的，谁撕毁这些协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它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毛坦率坚定地表示。
“国内的情形您是清楚的，国民党内部的情形您也不比我们知道得少，战犯名单和首恶元凶这些具体字样，希望所有的人都加以接受是很难很难的。主观要求是一回事，客观现实是另一回事，现实障碍不去，是根本无法获致协议的。”张委婉地加以解释，事实上是为蒋介石争些面子。
“原则上可以灵活些，我们是对具体的人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的。不问是谁，只要他能认清是非，幡然觉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可以给予宽大的待遇。至于文字规定，等到双方谈判得到协议，是可以量情斟酌的。”毛的话含有暗示性和伸缩性。
“希望形式上不提名单，对人则作具体处理，那么协议就比较容易达成。”张似乎不大放心，再补充了这两句，然后又说：
“恩来先生对我提到，由于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所以兵联祸结。对此，我们感到满怀惭愧，国民党的失败，确实症结在此。多年来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和平能够实现，现在是双方隔江对峙，人民希望流血惨剧到此为止，希望国共双方约束自己的部队，化干戈为玉帛。”张希望宣布停战，划江而治的话，险些脱口而出。
“革命是必须进行到底的，不然人民不会同意。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人心失尽，必须引咎自责，以谢国人。至于何时渡江，如何渡江，双方代表团是可以协商研究的。”毛明白了张的用意，委婉地关上大门。
“从目前情形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国共两党的斗争亦将结束了。谁胜谁负，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亦有历史作评判。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的轻视鄙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我们有诚意承认错误，有勇气承认失败，今后是您们执政了，您们怎样做？”张坦诚地说出了心里的话。
“不，不是的！是我们大家来做的，是靠大家合作来做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不少开明进步分子是不赞成独裁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和我们合作，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和他们合作，而且希望他们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毛也坦然地说。
“今后怎么办？我倒有一个意见，不知您可愿意听？”张说。
“那很好，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毛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我曾经向蒋委员长反复建议过，可惜他犹豫不决，不能实行，不知您以为如何？”张试探地说。
第四部分八、毛泽东与张治中在香山的单独谈话（2）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分成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集团，互相对立，剧烈斗争。以苏联为首的是社会主义集团，以美国为首的是资本主义集团，前者是革命的、民主的、要解放全人类的，后者是垄断的、侵略的、压迫剥削穷人的，我们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集团，而不能倒向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毛扼要地说明。
“我的设想是从全世界局面出发的，现在中国在远东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够采取善意的中立，那么对苏有利，对美也有利，对中国更有利。相反，如果中国不能采取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以对付苏联，以军事观点说，美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大西洋来协助中国，中国便成为美国一大负担；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也必须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出动大量陆空军来协助中国，而且形成两面作战，在战略上说，是顶不合宜的事。所以我说，中国如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对美有利，对苏也有利。还不止此，中国善意中立之后，如政治上运用得宜，还可以通过国共合作以促进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加深国共合作。这一长远的战略政略如运用成功，还可以保证远东的和平，进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的。”张具体地、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必须从根本上看到，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帝国主义，当今之世，非扬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以及和你具有类似观点的人进行辩论，我们准备为此辩论一百年！”毛最后幽默地说。
“如您刚才所说，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之后，就要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就是说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向外寻求援助。我认为，光靠苏联援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援助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是不行的！”张换一个题目继续发表意见。
“在目前，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英美统治者现在还是帝国主义，他们会给我们以援助吗？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压迫、剥削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哪个帝国主义者援助过我们？孙中山先生一生中向资本主义国家吁请过多次援助，结果落空，反而遭受打击；所以他临终总结经验，谆谆嘱咐大家要把目光转向‘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要再上帝国主义者的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一边的，真正的援助只能向苏联一边去争取，而绝不能把目光投向帝国主义的一边。”毛温和而坚决地向张解释。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向，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发达的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朝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张从问题的另一角度提意见。
“是的，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建立邦交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洋行买办等人。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击破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毛进一步说。
“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我们就得注意态度，不一定对别人采取敌对或刺激的做法，例如我们最近对沈阳和上海的美国领事的态度，是不是会引起刺激？”张具体地提出问题。
“首先，我们要区分反动派与革命派的界限，对于国内外反动派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你刺激它是这样，不刺激它也是这样。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反正它要吃人。我们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没想到张治中对敌友界限一时还不易区分清楚，所以严正地说明。
谈话至此，张治中告辞，毛泽东握手道别。
以后不久，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对“一边倒”、“要做生意”、“要国际援助”等问题，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述，进一步回答了以张治中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疑问和主张。
当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拒绝中共提出的条件，使北平和谈彻底破裂后，张治中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劝告，留居北平。不久，毛对张说：“我们将举行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请你参加。”张说：“过去一个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笑笑对张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重新做起，在毛泽东的关心帮助下，张治中在新中国担负了许多重要职务，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这次重要谈话距今已五十五年了，抚今追昔，颇多感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边倒向社会主义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崇高的理想与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一面倒向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一面倒向苏联。苏联和中国具有明显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革命方式方法；在建设上，也和我们具有不同的特点、途径和模式，我们绝不能因为崇拜“老大哥”而亦步亦趋。过去曾长期一面倒向苏联，后果如何，有目共睹。
在思想体系上一面倒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正确的，但经济上呢？科技上呢？当时苏联的经济、科技，尤其是科技水平，除了个别方面外，一般都比先进国家落后十多年，甚至更多，我们也是不能完全学他的。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在谈判中相识
我亲历的三次国共和谈，都是跟随张治中将军进行的。张治中是国共关系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对国共和谈具有相当的影响，对建国后张治中的工作也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剖析两人的交往史十分重要。
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可惜无缘交往。他们相互理解，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治局面到了一个转折点，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欣然同意，张治中遂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赫尔利于同年8月27日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热情接待，积极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重庆谈判历时四十三天，风波迭起，险象环生，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多次濒于破裂。国民党四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是张治中，每到关键时刻，他最卖力。我眼看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绕室彷徨，时而沉思兴叹，显得饮食无心，坐立不安。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身的精神是毛泽东所目睹心印的。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时，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热心的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相劝，周恩来心焦如焚，就商于张治中，请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张治中慨然答允亲送毛泽东返延，保证毛泽东往返安全，周始感如释重负。
同年10月10日在桂园签署《双十协定》，10月11日晨，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亲送毛泽东返延安。四十三天的共处，毛、张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在去机场的路上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怎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的：
“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从大年初一做起”
1949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由南京飞到北平，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宴接待。毛一见面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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