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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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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和谈破裂时，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留居北平。毛每次为张介绍给初会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使张内心感到暖烘烘的。是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这话既是高度的评价，又表露了无限的深情。
是年6月，全国政协酝酿筹备，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有一天，毛泽东当着朱老总和好些中共领导人面前，提出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这话多么诚挚亲切，含义又多么深刻！对张来说，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是严格的要求，他的后半生是牢牢记住这话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的。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至为复杂重要。张治中写成数千字的书面意见给毛泽东，除介绍一般新疆情况外，并就今后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六项重要意见。毛主席很重视，并说：“请你和彭总一同到新疆去就地具体解决。”不久，西北设置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被任命为副主席。
张治中在北平是安顿下来了，虽然由于西北兼职不得不经常来往于西安北平之间，但主要活动在北平。张一决定留居北京，毛、周就交代主管单位为张解决寓所问题。
我是陪同张治中夫妇一起去挑选房子的。先看方巾巷的一栋小洋房，张嫌房间太小，又是楼房，上下不便。再看东总布胡同的一座，三个大院子，气派不小，张夫人又嫌门槛太多，迈步出入困难。看了好几处都有缺点，最后选中了北总布14号，以前是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房舍，餐厅能摆四五十桌，舞厅能容百把人。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淮河根治工程开始，张是中央慰问团团长。动身前，张病倒了，毛泽东特派他的夫人江青持亲笔函到张家慰问。张有腿神经痛宿疾，周恩来、邓颖超不时馈赠药品。毛泽东有一回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特大的大白菜四棵，即派人送一棵到张家。菜重二十七八斤，张夫妇舍不得吃，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菜抽苗开花，花足有二三尺高，人见皆称奇。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在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分手时，张对毛说：“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毛说：“不忙，我还有话和你说，稍等一等。”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过去了，毫无消息，张老和我都感到纳闷，又不好问。直到9月上旬，毛泽东才请张治中去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喜出望外地答：“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事情告诉我：“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张治中分坐两机由北京飞武汉，十一时四十分抵达。是日晴空万里，气候特佳。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怀地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毛主席回答：“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先睡一觉吧。”毛主席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他们在船上吃中饭，中饭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曾、王和毛主席夫妇共五人用餐。饭后，毛主席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曾同声抱歉地说：“不能奉陪了。”毛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由马鞍山去南京的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迎接。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书记：“你借文白先生的三千元到底还了没有？”大家觉得很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主席，江当时是青年，写信给张，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三千元。这一经过是毛从张治中谈话中听到的。
当时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希圣等。毛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说不知道。毛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到了杭州，浙江党政领导人来见。毛为张一一介绍：第一位是书记江华，毛说：“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二十七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说：“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习惯在夜里工作，我是早听说过的，到这次一起出来，愈加证实这种情况。原来，他老人家日里活动频繁，到深夜十二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
9月21日，由南京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在南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张治中在十一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同志来说：“主席有请。”张忙披衣到主席座车上去。毛问张：“你大概是夜梦初醒吧？”张说：“刚睡不久。”一看手表，快凌晨一时了。原来，毛主席利用经上海之便，要视察上钢一厂。
第二天到杭州前，张治中对毛主席说：“您经年累月没有很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毛说：“看情况吧。我只要睡三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五天。”最后还笑着说：“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可是事后，张治中问叶子龙、罗光禄同志，才知道他老人家还是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只有两天睡到六个小时，每天审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在武汉时，有一天，王任重请毛主席、张治中到著名豆皮店“老通成”吃小吃。刚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拥上来招呼。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坐下，服务员送上脸巾，毛主席接过时说：“谢谢。”饭后上车时又举手向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服务。”
到芜湖，适逢雨天。毛主席不要服务员送饭送菜，步行下山到饭厅和大家共餐，还请来两位工勤同志一道吃，边吃边谈，了解一些情况。饭厅中间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主席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去盛，盛了大半碗。张治中接着也自己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说：“真像个窝窝头。”毛主席要来了一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说：“很好，大家来尝尝。”张说：“我怕辣，不敢吃。”主席说：“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9月12日在武汉，刚好武汉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毛主席接见党代表后，坐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曾希圣也说：“我也不准备参加。”可是汽车停下来后，看到毛主席站在那里等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叶子龙跑到张、曾面前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张、曾赶快走到主席面前，张说：“我不要照了吧？”主席说：“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了照相吗？”张治中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了相，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陈司令员补上一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张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毛主席真好学。9月10日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主席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主席还沿线借书，到了合肥，毛主席就向省上借来《安徽省志》、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毛主席谈笑风生，既幽默又风趣，在大家谈问题时偶然插入三五句，就使得气氛活跃，满座生春。
在武汉时，有一天，武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和长江流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李书记汇报完毕，时间已经不早，天气又很闷热，毛对林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马上转到船上，谈完了，毛主席就下江游泳，跟着到“老通成”吃晚饭。一进店门，毛就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我到‘老通成’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当服务员端馒头来时，毛主席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一位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引得大家大笑。
到武汉的第二天，毛主席面江而立，将下长江游泳，张治中为我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毛主席回过头来，温和的眼光落在我的脸上：“噢！”跟着向我伸手。我迈进两步，双手紧紧握着他那温暖的手，心突突地跳，行动既紧张又拘谨。当时船上机器轰隆，人声嘈杂，我顾虑他老人家没听清楚我的名字，就补充说：“我叫余湛邦。”毛主席听了微微抬起头，似在沉吟。我又想到我的名字既不好念又不好写，容易被人弄错，同时我的广东腔咬字不准，因而又补充说：“是湛江市的湛，联邦的邦。”毛主席跟着问：“是干勾于吗？”我马上心里责备自己：多疏忽，怎么只提名而不道姓？就赶快答：“是人禾余。”大概是我的紧张和拘谨让他老人家看出来了，他温和而又带点幽默对我说：“Yú姓很多，有干勾于，有人禾余，有人则俞，有口人则喻，有虞姬的虞。”说到这里，用手指着江水：“还有水里的鱼。”最后补上一句：“其鱼甚多咧！”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坦诚相待无话不谈
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向张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谈到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杭州是此行观察的终点站，专列火车未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说：“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说：“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同座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他们谈起这件事。
“您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九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关系上的坦率、真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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