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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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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还招待了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的负责人:中国保卫同盟主席宋庆龄、英国援华会薛穆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夫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护委员会、国际救护委员会等团体的代表,对他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感谢,并征询他们对中国时局的意见,讲解中共对时局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还会见了1945年7月间访问过延安的六位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褚辅成等,与他们交换对和谈的看法。此后,毛泽东还举行茶话会,招待实业界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胡西园、潘昌猷等,对他们在工业方面的成就表示赞扬,同时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我们不会把民族资本家看做敌人,而是看做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


第一部分一、重庆谈判:唇枪舌剑

    来桂园拜访毛泽东的人,多数是善意的、关心国家和平的,但是也有例外。CC头目陈立夫在会见毛泽东时,竟然要求中共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按:指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这一要求遭到毛泽东的严正驳斥。最显著的一次是9月22日上午民社党负责人蒋匀田和毛泽东的对话,可算是一场唇枪舌剑!    
    “毛先生到渝二十天了,谈判结果如何?”蒋匀田问。    
    “事关保密,本不能告人,蒋先生是友党领袖,不妨实告。商谈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毛泽东答。    
    “二十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能否相告。”蒋匀田刺探地问。    
    “两个问题:一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是我们管理地区的自治问题,没有协议,可以说商谈已经失败了。”毛泽东坦率地回答。    
    “对你们来说,失败是可惜的,但从人民角度看,如商谈成功,那才是真失败!”蒋傲然地说。    
    “你意何所指?”毛问。    
    “第一,如军队分配获得协议,将来政府增一团,你方亦必按比例增加,否则失其比例,如双方俱增,那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人民何能负此重担?第二,如你们就划分领土管理权达成协议,贵党将深入到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省主席由贵党人士担任,但如将来实行民选,同时中央政府又有权调动省主席,将贵方的绥远省主席调为浙江省主席,贵方如遵命,则失去绥远省管理权;如不从命,则不免重发战争,鄙见认为,其结果不外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故对人民来说,你们商谈成功,将是人民的大失败!”    
    蒋侃侃而谈,面现得意之色。    
    “那么,你们有何高见?”毛迂回地问。    
    “最好恪守你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为人民谋福利,在野党的安全也才有保障,此其一。其二,商谈不宜于只限贵党与国民党,其他少数党领袖亦应参加。”蒋答。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如果国民党提出商谈参加人问题,我们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一个具体问题:    
    “贵党张君劢先生给我的公开信,主张我方把军队交给蒋先生(按:指蒋介石)。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党派也无人理睬。你看,照张君劢先生所说,把军队交给蒋先生个人,能解决问题吗?我想,如果张君劢先生有机会练兵,他也会练兵的。”毛严正地指出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政纲规定不吸收现役军人为党员。因为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工具。我们反对一党专政,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能启发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与信心,就可以促成民主趋于成功。”蒋书生气十足地大谈迂阔之见。他还进一步问道:    
    “假如有一天不需要枪杆保卫,像欧美民主国家一样,你愿意放弃所有枪杆吗?”    
    “请先回答你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吗?”毛反问一句。    
    “我确信你们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党派之下。”蒋答。    
    “那好,你刚才提的问题自己已经答复一半了。试想,如单凭政治斗争就能取得政权,我们为什么搞几十万军队?请注意,别说是军队可以杀人,就是特务跟踪,你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步步威胁你,你受得了吗?”毛进一步为蒋指出问题的要害。    
    蒋匀田听了,若有所悟,便换了一个问题问:    
    “请问,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    
    “你是否怀疑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就不懂中国文化和历史呢?”毛反问一句。    
    “不,不。我当然相信你读通了中国历史,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的名词呢。”蒋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参见蒋均田:《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于《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451页。)    
    和谈能成功吗?这是社会上普遍发出的问号。事实上,当时国统区大致可分为三种人:第一种是期望派,占多数。由于人心厌战,人心思变,人们认为谈判困难虽多,但大势所趋,期望能达成协议。第二种是摇头派,人数不少。他们认为国共两党厮杀了几乎二十年,和平是不可能的。这里头包括国民党右派、军人集团,亦包括“战难和亦不易”的胡适之流。第三种是主和派,人数不算多,属于国民党左派、社会有识之士、知识分子和华侨等。他们坚决主和,主张维护三大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等。他们对和平存在强烈的愿望,以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毛泽东到重庆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的内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此却是十分重视的。毛刚到重庆的第一天,就在当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邀请毛主席和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盛宴欢迎。第二天下午和毛泽东作第一次直接交谈。9月2日,又再次邀请毛和代表团到官邸赴宴,会后,蒋、毛两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谈。从8月29日至9月3日,以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并由张治中和周恩来直接商量,初步确定了商谈的议程。    
    在这里要着重说明一点,就是当时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方案均由中共提出,蒋只好消极对付,派人敷衍等语。据我所知内幕,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蒋对中共和这次谈判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见的。蒋是个阴谋家,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逐一进行谈判。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在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重庆谈判开始,中共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此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阻拦,终于不得不同意写入协议之中。但是蒋介石是另有打算的,就是准备抽象地赞成,具体地抽调。他的具体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第一部分一、重庆谈判:谈判桌上的斗争

    谈判是异常艰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对抗态势。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谈话要点》并交给张治中等。内容共十一项: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中共参加受降;双方军队停止冲突,原地待命;结束党治,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应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普选,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军队国家化方面应包括整编全国军队,中共应有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中共军队后勤由国家补给,集中于淮海流域及陇海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中共参加领导;党派平等合作方面应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保障人民自由等。    
    蒋介石于同月4日,根据他和毛泽东的谈话以及王世杰提供的《今日交谈之结果》,亲拟了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等。蒋一开口就以极端傲慢的态度指出:“中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既然同意实行三民主义及拥护我的领导,其余各条就互相矛盾,不该提出。”然后更具体规定:“中共军队整编数字,应根据张治中、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八至十个师,最高不得超过十二个师之数;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中共优秀人士均可参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原选代表均有效,如中共愿参加会议,代表可增选。”    
    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确实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指定代表的商谈,均改在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的官邸),双方都派了人担任记录,谈了十多次,合计在林园、桂园、尧庐三地先后商谈二十三次。    
    整个谈判尖锐、紧张、曲折、复杂,多次濒于破裂。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每到紧急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力图转圜。我眼看他活动频繁,劳心敝体,在室中时而冥思苦索,时而摇头叹息,或则绕室彷徨,或则喃喃自语,显得饮食无心,坐卧不安。    
    经双方多次商谈之后,9月8日国民党代表对中共3日所提《谈话要点》作出了书面答复,除了强调统一为民主的基础,暗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是不能退让的这一阴谋外,并具体答复:“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并非均等;解放区须撤销,人员可酌用;惩治汉奸、解散伪军可同意,但须依法慎重进行;参加受降须在接受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冲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挠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仅由蒋主席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内容不预定;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荐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中共整编军队数字最高额为十二个师,不可变;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北平行营人选不能由中共推荐;释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出名单由政府主动办理;中统、军统只办情报,严禁拘禁、逮捕行为。”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从事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    
    


第一部分一、重庆谈判:主席在重庆的日子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为邀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家里吃饭。他在给张治中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叙也……”可见戴季陶还是意识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重要性。毛泽东虽然活动安排极其紧张,还是应邀前往。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毛泽东的安全是许多人担心的事。他在桂园所会见的爱国民主人士中,有人谈话时暗示说:“重庆气候不好,易犯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另一位写了一张字条,上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些话不是毫无根据的,过去杨杏佛、刘湛恩的被刺在前,闻一多、李公朴的惨死在后,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同时和谈期间,国共两党的摩擦仍然不断发生,上党战役蒋介石的部队吃了败仗,外间有暗传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    
    以毛主席的安全为己任的周恩来为此焦灼不安。同时,谈判已到末期,协定的主要条款除军队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外,已基本达成协议。周恩来于9月底往访张治中说:“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议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走?”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很紧张,都安排了日程,要在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和张谈起往事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在重庆谈判的四十三天中,毛主席活动频繁,席不暇暖,走遍整个山城。刀枪如林的反动巢穴,人流如鲫的闹市,偏僻少人的山沟,乃至郊区的大学,都到过了。接触极其广泛,包括极端反共的上层头目,左中右的社会人士,妇青工商各界代表、外国使节、记者、军人。实在说,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危险的因素。当时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举行鸡尾酒会,同时还举办了苏联建设和抗击德寇的图片展览,邀请毛主席参加。    
    中苏文化协会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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