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的阴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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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或广播电台，等于馈赠给广播电视行业一份昂贵的礼物，它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内，这些企业可以获得几十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当时，一些批评家发出了警告：里根实行的国家放松对新闻企业干预的政策，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富了媒体大户，穷了国家。事实的确如此。最明显的后果已经在电视屏幕上显示出来：那些无明确意义的胡言乱语，现在被当成新闻播放。“9·11”事件使美国的媒体清醒了几个月。但是，到2002年5月的时候，以往的旧病又开始发作了，尤其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罗伯特·布莱克，一位上了年纪的好莱坞男演员被起诉涉嫌杀害了他年轻妻子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随之蜂拥而来，对这个演员的故事大肆张扬宣传，似乎他就是另一个O。J。辛普森式的案件。毫无疑问，他们确实希望如此，他们乐意炒作这类称之谓“爆炸性新闻”的东西。　　　　
　　　　　　　正像这类“爆炸性新闻”的侮辱性定义使人感到不安那样，同样令人不安的是，美国人在电视屏幕上看不到他们应该了解的新闻，即对美国媒体企业自身情况的诚实报道。譬如，通用电气公司（GE）不仅拥有国家广播公司（NBC），而且还是五角大楼的一个主要承包商，这家公司的年收入使美国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形见绌。但是，国家广播公司并没有仔细考察通用电气公司对全世界人民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当该公司的一名记者在试图轻率地报道通用电器公司的核能业务之后，该公司更不允许他再在那里进行报道了。同样，美国广播公司一位高层搞调查研究的记者准备了一份坦率的报告将《迪斯尼世界》雇佣恋童癖者的事情曝光，由于《迪斯尼世界》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母公司，《迪斯尼世界》也是沃特·迪斯尼所开办的娱乐公园，所以该报告遭到了封杀，再也没有在广播电视上露过声影。《60分钟》是反映烟草行业的一宗法律诉讼案最终导致定罪的故事，该案件有可能危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与西屋公司即将发生的合并，这件丑闻到了1999年才被改编成故事片《知情者》。　　　　
　　　　　　　政治哲学界有一个古老而解不开的谜语，问题是什么人能够控制警察。在1996年，广播电视行业帮助政府制定了一项法律，该项法律将极大地增加该行业的财富，并且进一步扩大这个行业对整个美国媒体系统的控制。原先规定的每一家公司对于广播电视台拥有12…12…12比例的限制性法案作废。1996年通过的通讯法案，建议将3个12的比例无限扩大，其结果定义为：每三户居民中，可以有一户成为任意一家美国广播公司的观众或者听众。此外，该法案还为广播电视行业提供了价值700亿美元新的数字频谱空间，而且还是免费的。这一免费样品太过于丰厚了，即使通常支持商业的鲍勃·多尔也做不到这一点，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谴责这一行为是为企业谋福利。然而，普通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条关于背叛公共利益行为的消息。　　　　
　　　　　　　在布什统治时期，这种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政策仍然风靡一时。联邦通讯委员会新上任的主席迈克尔·鲍威尔以傲慢的态度反对保护公共电视广播免遭企业控制这件事情，当他被问道该如何定义公共利益时，他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在我宣誓就职（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后的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待着公共利益天使的来访。我整个晚上都在等待，但是她没有来。”鲍威尔要完全废除对广播电视所有权的限制。只要任何公司有能力支付，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收购尽可能多的广播电视台和有线电视网络，而且联邦法庭似乎同意了这种做法。2002年2月19日，一家法院命令美国通信委员会重新考虑这类限制条件；它还废除了限制有线电视商拥有电视台数量的规定。除非高级法庭推翻这项议案，否则这项议案裁决将对沃特·迪斯尼公司、在线时代华纳公司，以及其他传媒巨人敞开大门，允许他们来侵吞所剩无几的美国媒体多样化资源。　　　　
　　　　　　　在过去的20年当中，美国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重心已经大部分转移到右派一边，其部分原因在于，实际上企业已经接管了每一个接触大众的新闻机构，包括表面上非商业化的团体，譬如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和公共广播公司（PBS）。从80年代开始，在里根统治时期，包括1995年的金里奇革命阶段，当时国会议员强迫对他们实行了“零”预算，从而使右翼政客们成功解除了对NPR和PBS的资助，现在这两家公司正在日益变得与商业化经营机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由于这两家公司不得不依赖于最低的配给额生存，国内公用无线电台和公共广播公司被迫转向投靠它们的企业缔造者，而这些缔造者们毫不犹豫地迫使它们制作出能够取悦于缔造者自己的新闻节目。这类节目常常是技术水平很高，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批评性的内容，都是为了美国的权力中心，尤其是为操纵美国经济和政府的企业巨头大唱赞歌的。2002年4月，公共广播公司播放了《新经济时代》，一部赞扬企业全球化的纪录片，该片的赞助商是那些所谓“无私”的企业，譬如英国石油公司、联邦快运、安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但是后者于2001年10月因腐败原因而破产，因此赞扬该公司的内容被删除。反对背叛公共利益的显赫的媒体人物埃尔维斯·科斯特洛在歌中唱道：“我想把那只为我提供台词的手咬掉，我想狠狠地咬伤那只手。”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几乎没有人愿意那样做。　　　　
　　　　


新闻自由秀谎言鼓励下的新闻自由

　　　　　　　当今的美国人无论面对媒体的哪一类状态，结果都是最糟糕的：在最佳状态下，媒体鹦鹉学舌，重复当权者的声明；在最差的状态下，媒体鼓励民众去愚蠢地相信那些除了基本观点之外其他都毫无意义的假新闻。如果你认为我的描述过于悲观，不妨听听下面这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在发生“9·11”事件的前几天，媒体错过了对本·拉登袭击美国计划的报道。这是真的！美国的新闻媒介组织绝对有这个机会，提前8周拉响本·拉登进攻计划的警报。恰恰相反，他们却作出了不报道的决定。　　　　
　　　　　　　一年之后，在2002年，媒体的矛头全部指向了布什政府，指责他的政府未能对于即将来临的恐怖袭击发出预警报告，同时媒体也非常惶惶不安，因为自己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实际上，2001年6　月23日，一篇消息已经通过路透通讯社播发出来了，该消息明确提示：“流亡的沙特阿拉伯持不同政见者本·拉登以及他的追随者正在策划一次猛烈的攻击，目标将针对美国或者以色列的生命和财产。”既然是通过路透社发布的消息，那么，它意味着美国的各个主要新闻部门的编辑们，都应该能够耳闻目睹这条特殊的消息。到了6　月25日，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也做了类似的报道，通知它的用户：“沙特阿拉伯的持不同政见者本·拉登正在策划一场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然而，这些报道并未引起美国媒体的高度重视。新闻记者西蒙·马克思在专业记者协会的刊物《硬羽》中写道：“仔细研究了美国的主要报纸和广播网与因特网上的站点后，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这些报道值得转载。”　　　　
　　　　　　　事实告诉我们，美国媒体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应有的报道。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媒体的焦点仍然是继续严厉批评一宗涉及加里·康迪特的性丑闻。康迪特是一个不出名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而且，当时还在热衷炒作的新闻是关于布什未成年的女儿珍娜因酗酒而被捕的消息。对于中东的这个恐怖家伙的故事，美国人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去关注与预警那一场模棱两可的恐怖袭击。当国家面临着性行为和吸毒这样的“重大时事”时，谁有兴趣去关心那些有关袭击的琐碎小事呢？后来，西蒙·马克思对我说：“我认为，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美国存在。10年前，有个人告诉我，他想让我把俄罗斯的新闻加上性色彩……我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个人正是现在英国电视行业的领袖之一。”　　　　
　　　　　　　假如媒体及时报道了本·拉登的计划，是否会有什么不同的情况发生呢？这方面的报道是否会引起更多的调查？或者能够引起联邦当局的警惕呢？然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只知道：新闻界忙着报道性丑闻的故事，那是因为它正忙着赚钱，哪有时间管这件事呢。　　　　
　　　　　　　正像对许多美国人那样，“9·11”事件也给美国的新闻记者敲响了警钟。虽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他们对于本·拉登的报道存在过失，但是这场恐怖袭击，确实使他们对过去愚蠢的新闻行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们顿时精神振作，开始严肃认真起来，尽管他们报道的内容不总是那么有意义。毕竟当今一些派驻海外的新闻机构已经被关闭了，况且之前就把有经验的记者们解雇了。现在，要他们立即开始提供高质量的国际新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在基础结构未发生重大改革之前，这些陈年陋习很难根除。　　　　
　　　　　　　尤其是电视和广播，这类媒体的价值取向仍然热衷于煽情，充斥着没有价值的报道，空话连篇，没有清晰的分析和推理。10月7日，就在美国发动对阿富汗第一次空中打击的前几个小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白宫通讯记者逐字逐句高声地宣读了他的报道，宣布了布什政府对塔利班要求进一步谈判所作出的反应。梅杰·加雷特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他的名字不像是真实的，他的声音听起来与其他在白宫的同龄人的声音毫无区别，他愤怒地宣布说，根本不会进行谈判，已经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了。总统表明不与塔利班进行任何谈判，他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新闻分析节目中也使用同样例行公事的腔调，该节目的目的是要帮助观众理解该事件的意义。正如它们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譬如《交叉火力》、《硬式棒球》、《华盛顿帮派》这类节目崇尚一种男子汉的威武气概；问答节目的出场人物相互咆哮、侮辱，肆意打断他人的谈话，好像一群吠叫的狂犬，要急于表现自己的智慧和思想。大多数问答节目的出场者的观点不同，既有保守的，也有强硬的右派，左派的定义是由前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们确定的。　　　　
　　　　　　　当然，并非所有的“9·11”事件之后的报道都很愚蠢；有些高素质新闻出版企业，也常常生产高质量的精神食品，譬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国内公用无线电台》与少数神志清醒的电视广播分站，譬如像公共广播公司的《前线》。它们的报道既及时准确，又博大精深，专业能力很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新闻机构雇有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为它们工作。它们报道的“9·11”事件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是如何克服其悲伤和恐惧心理的，阿富汗的战争是如何实施的，既有权威性，又有专业水平。而问题的关键是，报道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却不见了，一片空白，变成了新闻的盲区。　　　　
　　　　　　　出现一些空白报道的原因在于，布什政府对跟随美国军队进入作战区的记者加以严格限制。首先达成的协议是，要对战地发出的新闻进行必要的审查；包括对新闻决策人施加压力，不允许他们播放采访本·拉登和其他敌手的录音。难道说，美国人不应该尽量了解自己的敌人的情况吗？《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丹尼尔·珀尔在巴基斯坦遭到诱拐、惨遭杀害的悲惨故事足以表明，记者为了寻求真理，舍生忘死亲临前线报道，实际上是主动承担了各种风险。战地非常危险，这也成为五角大楼限制记者在战地活动的一个理由。当一名叫道格·斯特拉克的《华盛顿邮报》战地记者，听说美国的导弹炸死了阿富汗某个村庄的一些平民，而试图前去证实一条隐秘的消息时，美国士兵坚决阻止他，并用枪口逼着他不让他到达发生事件的地点。后来一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声称，阻止斯特拉克的原因纯粹是从关心他安全的角度考虑。斯特拉克将其称为“一个了不起的谎言”。他还补充说：“这件事表明，军方为了阻碍记者了解事实真相，他们使出非常极端的手段。”　　　　
　　　　　　　暂时不提这类孤立的事例，美国新闻界传统上倾向拥护华盛顿的对外政策。“9·11”恐怖事件之后，这已经变成一种本能，这就大大增强了大部分报道的片面性。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新闻工作计划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写道：“评估政府政策的报道中，只有不到10％的文章对政府政策提出异议。大多数文章根本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媒体批评家在《民族》一书中写道：他们痛恨的那种“依赖于官方和半官方消息来源的苏联风格”，这几乎进一步维护了媒体关于美国政策和行为的报道几乎不可能有与政府唱反调的内容，绝大多数唱的是颂歌。　　　　
　　　　　　　以阿富汗平民伤亡这个敏感的问题为例。确实有些报道偶尔提到村民在那里伤亡的消息，但是这些少量的报道，都隐藏在大量为战争胜利唱赞歌的文章的夹缝里面。直到阿富汗的大部分战斗结束之前，布什政府一直赢得了这场公共关系的战争。但是，在2　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了阿富汗战争中平民死亡的累计人数。相比之下，海外媒体从一开始时就很重视这一问题，依靠他们自己的记者，还援引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赫罗尔德的一篇研究报告，该教授整理了来自欧洲、印度、巴基斯坦的新闻报道，估计阿富汗平民死亡的总数达4000多人。赫罗尔德反对美国的轰炸，称其为“犯罪”，也许他的数字有些夸张，但是他要比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好得多。因为，美国官方完全否认阿富汗战争中有平民伤亡，而美国新闻界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