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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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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律师让我住哪里，我就住哪里，要不然我就找一个单独的住处，请你放心吧。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中间的秘密的。但是我却想结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能否不通过法庭手段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无论如何，铁布赛总归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原来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听到我说有可能在法庭外解决这个案子，阿布杜拉赛似乎有点意外。然而我到德班已经六七天了，现在我们应该说相互有些了解了。我已经不再是一只“神象”了。所以他说：
“那……好吧。能够在法庭以外和解是最好了。不过我们都是亲戚，都非常了解对方。铁布赛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让步的人。只要我们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疏忽，他就会利用一切机会来对付我们，而且不整到底不罢休。所以你如果想要有什么行动的话，请千万考虑清楚了。”
“这点请您放心。”我说，“我不用和铁布赛谈什么，也不用和别的任何人谈起这件案子，我只需要向他建议进行庭外和解，而不必进行一场不必要的诉讼。”
我在德班住了七八天后便动身了。他们给我定了一张头等座位的火车票，照惯例，如果需要租用卧具，另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赛劝我租用卧具，但是由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那５个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赛警告我说：“请你想好，这里的情形和印度不同。感谢上帝，我们还花得起这一点点钱。你需要什么东西，我能为你提供的，请你不要拒绝。”
我再次表示感谢，并请他放心。
火车到达纳塔尔的省城马利兹堡的时候，已是晚上９点多钟了。车站照例是在这一站送上卧具来，有一个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卧具。我说：“不要，我有自己的铺盖。”他便走了。可是接着便来了一个乘警，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见我是一个“有色人种”，他的神色便有些愠怒。他很快离开了，转眼又带了一两个官员回来，他们开始没说什么。这时又来了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买的是头等座位啊。”我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反驳道，“我叫你到货车厢里去。”
“我在德班上车时就被准许坐在这里，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个官员说道，“你不准留在这里，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拖你出去了。”
“随你的便。我决不能自己出去。”
警察果然来了。他抓住我的胳臂，把我拖到外面去。我的行李也扔出去了，我不肯到别的车厢里去，火车也就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带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处，由铁路当局负责看管。
那时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海拔有上千米，所以我更觉寒冷。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为了避免又受到侮辱，我也不敢去拿，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发抖。候车室内没有灯光，十分黑暗。大概在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是我却没心情和他说话。我开始想到我的责任。我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还是忍受这个侮辱而赶到比勒陀利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如果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即跑回印度，就是个懦夫了。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是很难堪的，这是种族歧视的流行病的病症。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的根源拔除，为了寻求打破种族歧视观念的方法，我准备遭受一切痛苦与挫折。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陀利亚去。
第二天早晨，我发了一个长途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但告诉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使我平安抵达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别的地方的朋友，请他们一路上照顾我。所以我每到一个车站，就会有几个商人到站来看我，他们还把过去所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苦处讲给我听。他们告诉我，我所碰到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借此来安慰我。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舱位，会经常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侮辱。那一个白天，我就在这样听着他们诉苦的过程中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有人已经给我在上面定下了一个床位。这样，我便在马利兹堡购买了我在德班时不肯购买的卧铺票。
火车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第2部·南非生活不公正的待遇
早上，火车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未通火车，只有驿站，中途要在斯坦德顿过夜。在车站上有一辆可载客的马车在等候。我本来有一张车票，虽然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但此票依然有效；况且阿布杜拉赛还早已打过一个电报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管理员了。然而那个管理员看见我是一个外地人，便想找借口阻止我上车。他对我说：“你的票已经失效了。”我告诉他车票仍然有效，据理批驳。实际上他想把我落下的真正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空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应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在他看来，我是一个“苦力”，又是一个外地人，那个被叫作“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认为我不配和其他的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马车车厢外边本来另有两个座位，其中一个按例是给领班坐的。这一次他却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不公正的，而且对我是一种侮辱，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因为我无法强行坐到车厢里面去，如果我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不带我走了，把我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谁知道第二天又会有什么变故呢。所以我心里虽然十分气愤，但还是咬紧牙关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
大约在下午３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坐到这里来，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未免太过分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回答说：“是你叫我坐到这里来的，我本来是应当坐在车厢里面的。我已经够受你欺侮的了。现在，你要坐到外边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的脚下。我不能答应，不过我倒愿意坐到里面去。”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说这些话表示抗议的时候，那个人便走过来用力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车。我用力拉住车厢里的铜栏杆，情愿手指断了，也不肯下车。车里的乘客们全都看见了这一情景——那个蛮不讲理的家伙不停地骂我，还拖住我打我，而我还是不动声色。他力气大，而我是孱弱的。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出来排解道：“汉子，放了他吧。别打他了。他说得有理。如果他不准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吧。”“不行”那个家伙叫道，不过他突然显露出轻蔑的神色，不再打我了。虽然他放下了我的胳臂，但嘴里还是不住地骂我。然后他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过来坐在脚踏板上，自己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乘客们回到各自的位子。一声哨响后，马车又呼啸着出发了。我的心乱跳不已，暗自思量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那个家伙用凶狠的目光看着我，用手指着我厉声说：“当心点等我到斯坦德顿，再给你点颜色看看。”我坐在那里默不作声，暗自祷告请神灵保佑。天黑以后，我们赶到了斯坦德顿。我看见了几个印度人的面孔，便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刚从车上下来，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是接你到伊沙赛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我非常高兴，便和他们一起到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他和他的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一面劝慰我，一面也把他们自己的不幸经历讲给我听。
我想要马车公司的总经理知悉这件事的经过。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并特别请他注意那个“领班”对我进行恐吓的行为。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动身的时候，让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齐坐在车里。公司的总经理回信说：“从斯坦德顿起，我们有更大一点的马车，并且换了马夫和领班。你告发的那个人明天不在车上，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这样我就有一点安心了。我也不愿追究那个侮辱我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早上，伊沙赛派人送我上车。我得了一个很小的座位。当天晚上，我们顺利抵达约翰内斯堡。
斯坦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把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的地址写给我。商店派了人到站上来接我，可是我当时却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于是我决定去住旅馆。我搭了一辆车直奔国民大旅馆。我见到了旅馆经理，要求开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眼，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还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于是我叫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里去。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我，他对我表示欢迎，并热情接待我。等我把我在旅馆里的经历告诉给他，他不禁哈哈大笑道：“你怎么居然妄想旅馆会给你开房间呢？”“为什么不能？”我问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自然就会明白的。”他说道，“在这里我们已经非常受优待了。但是如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要赚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忍受一些侮辱。就是这么回事。”然后他告诉我关于印度人在南非所受虐待的一些事情。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形，以后我们还要谈到。
他对我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宜像你这样的人居住的。现在睡吧，明天你就动身到比勒陀利亚去吧，你只好坐三等车厢去。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尔还要恶劣，印度人从来不让坐头二等车的。”
“你们为什么不设法要求改善这种待遇呢？”
“我们也提出过抗议，但是我得承认，我们的同胞们倒也并不一定坚持要坐头二等车。”
我找到了一份铁路规章，仔细读了一遍，发现上面有一些漏洞。德兰士瓦的旧法令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准确，铁路规章更是混乱得很。
我对甘尼赛说道：“我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不行的话，我宁肯乘马车到比勒陀利亚去，好在路程不长，总共也不过３７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这样做既花时间又多花钱，但是对我坐头等车的意见却表示赞成，不过我们先要向站长请示一下。于是我们就给车站站长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上特别说明我是一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的。并且说我需要尽早赶到比勒陀利亚，因为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如果能当面得到他的答复，肯定对我是有帮助的。因为在站长的心目中，一定对我抱有“苦力律师”的成见，因此如果站长采取书面答复，他一定是不同意的。所以我准备穿最讲究的英国式服装去见他，和他面谈，如果可能还要说服他，让我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于是我穿着一件礼服，打好领带，到车站上去。我摸出一个英镑放在售票台上，说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那封信是你写给我的吗？”他问道。
“正是。你如果能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要赶到比勒陀利亚去。”
他微笑着，和善地对我说：“我不是德兰士瓦本地人，我是荷兰人。我明白你的心情，我对你深表同情。我愿意给你一张头等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查票员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这就是说，你不要控告铁路公司。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祝你一路平安。”
他说完后，便卖了一张车票给我。我向他道谢，并答应了他的要求。
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送行。这件事的顺利办成使他很高兴，但他还是叮嘱我说：“你能平安到达比勒陀利亚，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我担心查票员不会让你坐到头等车厢，即使他不加干涉，别的乘客也会反对的。”
我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开动了。到了日耳米斯顿，查票员上来了。他见我也坐在那里，很生气，用手指头做手势叫我到三等车厢里去。我拿头等车票给他看。他说：“这不算数，到三等车厢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我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麻烦这位先生？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然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请在这里坐下吧”
查票员嘟囔道：“你既然愿意和一个‘苦力’坐在一起，我也管不着了。”说完就走开了。
当晚８点钟左右，列车到达了比勒陀利亚。
第2部·南非生活到达比勒陀利亚
我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来接我，因为我已经特地答应过不住印度人的家里，我知道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没想到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天，要去找人来接我是很不方便的。我觉得很为难，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因为我担心没有一家旅馆肯同意留我住宿。
１８９３年的比勒陀利亚车站和１９１４年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灯光异常黯淡，旅客稀稀落落。我等所有的旅客都走了，心想等收票员快要结束工作时，我便把票递给他，随便请他指点我到一个小旅馆或其他我可能投宿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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