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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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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还视察了毗湿奴教徒的哈维立神庙。负责这个哈维立神庙的僧侣曾经和我的家庭有很好的交往，所以他同意让我们随意检查，并让我们提出任何改进意见。这座哈维立神庙中有一个地方连他自己也没有去过，人们经常从墙外向这里抛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处都是当餐盘用的叶子，而且这里还是乌鸦和老鹰栖集的地方。庙里的各个厕所，当然是很脏的。我们提出了不少的改进意见，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僧侣究竟采纳了多少，因为我在拉杰科特住的时间不长。
我发现拉杰科特这样一个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居然这样糟糕，心里非常难过。我认为一个神圣的地方，人们往往希望它在清洁卫生方面搞得更好。而据我所知，即使在当时，许多著名作者对于内心和外界的洁净，都是非常看重的。
第2部·南非生活我的两种秉性
我对于英国宪法的忠诚，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比得上我。现在我才知道，我那么热爱和追求真理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忠诚。我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假装忠诚或者假装别的什么美德。在纳塔尔我所参加的集会，都是必须要奏国歌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也应该和大家一齐唱。我知道英国人统治有哪些缺点，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我相信，从整体来说英国人的统治，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
我认为我在南非所看到的种族偏见，是违背英国人的传统的，而且我相信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效忠于国王的决心可以和英国人相比。并且我还非常认真、耐心地学会了“国歌”，只要有人唱起来，我就跟着一齐唱。只要有机会表达我对国王的忠诚，我都是非常虔诚地加入，毫无虚伪的成分。在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滥用过这种忠诚，也从来不曾想过以忠诚为手段，来达到私自的目的。我认为，忠诚就是一种义务，表示忠诚并不指望报偿。
我回到印度的时候，印度全国上下正在准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６０周年的庆祝仪式。拉杰科特也为这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被邀参加。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我觉得这种庆祝恐怕主要是走走形式罢了。而且我还发现了其中有许多虚假和欺骗的事情，对此我很难过。我开始反省自己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委员会工作。考虑了许久，我最后决定，我只要把我那部分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在庆祝活动中，有一项议程是植树。我发现许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和讨好达官贵人罢了。我曾设法说服他们：植树不是强迫的，而是一种自愿活动。因此要么就认真地种，要么就根本不种。我记得当时他们听见我的话，都大声笑起来。我记得我在种植分配给我的树苗时，是非常认真的，我还细心地浇水和看护。
我还教家里的孩子唱英国国歌。我记得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忘了是为庆祝女王在位６０周年，还是为了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我越来越从心里感到国歌的歌词含义与我自己的思想原则起了冲突。因为后来我对于“非暴力”的观点越来越成熟了，我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也越来越谨慎了。这首国歌的歌词有这么几句，特别和我的“非暴力”思想发生抵触：
把她的敌人打垮，
使他们片甲不留；
把他们的政治扰乱，
使他们的毒计破灭。
布斯博士认为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几行是很不合适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凭什么假定所谓“敌人”都是“歹徒”呢？难道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所需要和追求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对我的观点完全赞同，他为听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不过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和忠诚一样，我的秉性之中还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就是愿意护理别人的倾向。我愿意护理别人，不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当我在拉杰科特忙于写作那本有关南非的小册子时，我抽空匆匆去了一趟孟买。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在城市里组织几次集会来发动群众，而孟买就是我所选择的第一个城市。开始我会见了兰纳德法官，他认真地听我讲话，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看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是同样的看法。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不能给你什么有用的指导；你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不是很大，虽然我们对你很同情。能够给你以有用帮助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见一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不过既然连这两位老前辈都劝我照他的意见做事，我因此就对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公众中间的巨大声望认识得更为清楚了。我立刻去拜见了他，而且对于承受他那“大人物”的派头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人们对他有很高的赞誉，称他为“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而这些我都是有所耳闻的。然而这位帝王并没有吓坏我，他对我的态度就像一个慈父对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样。我们是在他的寝室里会面的，当时他周围聚集着一群朋友和信徒，有人向我介绍说，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我早就听说过瓦恰先生，他被视为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甘地先生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大统计学家。瓦恰先生说：“甘地，我们再找个机会谈谈吧。”
我们相互之间的介绍不过两分钟，费罗泽夏爵士仔细地听我讲话。我告诉他，我已见过兰纳德和铁布吉法官。他说道：“甘地，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你。我应当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他说完这话，便跟他的秘书孟希先生说，叫他定一个集会的日子。日子确定以后，他便向我告别，叫我在开会的头一天再去见他。这次会谈消除了我的恐惧，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家。我这次到孟买，还去探望了我的姐夫，他当时正卧病在床。他不是一个富有的人，而我的姐姐他的妻子也不太会照料他。他的病很重，我建议带他到拉杰科特去。他同意了，所以我就同我的姐姐和姐夫一齐回家。他的病比我所预料的时间拖得长。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里，日以继夜地陪伴着他。我在夜里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看护他，同时还得写那本关于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病人还是死了，但我能有机会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看护他，内心感到很大的安慰。
喜爱护理别人的倾向使我对别人的困难及病痛非常关心，我常常为了照料他们不惜放下手头紧张的工作，有时我一个人料理不过来，还把我的妻子、甚至把全家的人都拉进去。
我认为，只有当人们觉得能从中得到乐趣，他们才会愿意护理别人。如果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做给别人看，或者由于害怕公众舆论，那就会对别人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在为人服务的时候没有愉快的心情，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然而当人们怀着愉快的心情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就会得到他人的尊敬、自身品格修养的提高以及自身心灵的安宁，这是所有财富和其他任何事物都给予不了的。
第2部·南非生活参加孟买集会
我去孟买出席公众大会前的那段时间里，我姐夫逝世了。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好好准备我在大会上的演讲。经过几天几夜紧张的忙碌劳累，再加上心理的不安和焦虑，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嗓子也变哑了。因此我觉得我到孟买去参加大会会有什么结果，完全就听凭神灵的安排了。而且我压根就没想到要把自己的讲稿写出来。
按照费罗泽夏爵士的指示，大会前一天的下午５时，我亲自赶到他的事务所。“你的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道。
“还没有呢，先生，”我有点紧张，说道，“我想即兴发言。”
“这种做法在孟买不行。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大会上有所收获的话，你就应当把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在明天天亮以前印好，我希望你能赶出来。没问题吧？”
我觉得有些困难，但是我对他说尽量赶出来。“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让孟希先生到你那里拿稿子？”
“晚上１１点钟。”我说道。
第二天我去参加大会的时候，我才明白费罗泽夏爵士对我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这次大会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我曾听说过，在任何集会上，只要是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并讲话，出席大会的人总是特别多，大多数是爱听他讲话的学生，大厅总是挤得满满的。我是第一次出席这么大规模的集会。我知道能听清楚我讲话的人很少。当我开始念讲稿的时候，我的声音在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时地在旁边为我打气，叫我大声念下去。但当时他对我的鼓励给我带来的实际效果是，不但没有使我增加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发低弱。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出来帮助我，我把讲稿交给他。他的声音还比较洪亮，但是听众不乐意听他讲话，大家开始高喊：“瓦恰！”“瓦恰！”瓦恰先生便站起来接过讲稿开始念，效果很好。听众完全安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还为他的讲话喝彩，瓦恰先生一直将讲稿念完了。这时候我才大大舒了一口气。
费罗泽夏爵士后来表示他非常欣赏我这次的讲稿。我为此感到非常荣幸。通过这次集会，我赢得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的积极同情和帮助；这位朋友的名字我暂且还不便提起，因为他现在是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和我一起去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子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劝阻了这位波希朋友。因为这位波希友人当时正打算要结婚。他必须在结婚和去南非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他终于选择了前者。德希潘特并不打算结婚，但是他也没有跟我一起去。为了这个原因，他到现在还觉得十分愧疚，于是做了许多义务工作来弥补当年的过失。我在返回南非途中，在赞稷巴遇到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人，名叫阿巴斯·铁布吉先生，他也答应来帮助我，但是实际上却一直没有来。现在他也在因为那次失信而设法弥补。总之，我劝说别的律师跟我一起去南非所作的几次努力，都没有结果。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贝斯敦吉·巴德夏先生。自从我留学英国以来，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未曾间断。我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里第一次见到他的。我还听说过他的兄弟巴若吉·巴德夏先生，他以“怪人”的称号闻名。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朋友们都说他脾气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匹而不坐马车；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却不愿意考取学位；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他虽然是个波希人，但一直食素。贝斯敦吉没有他兄弟的名气大，但是早在他求学伦敦的时候，就以博学著称。不过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是远远比不上他的。
我在孟买又见到了他。他那时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编纂古遮拉特文高级字典。当时，我对与我交往的每一个朋友，都要劝说他们协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可是贝斯敦吉·巴德夏不但不愿意帮助我，反倒劝我不要回南非去了。
“我是不可能帮助你的，”他说，“而且说心里话，我都不赞成你到南非去。难道我们国内没有工作吗？你看看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我要找出一些科学用字。但是这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工作罢了。你想想我们国家目前是多么的穷啊。虽然说我们在南非的人非常困难，这是不用说的，但是我不希望你这样的人为那种工作作牺牲。让我们先在这里争取自治吧，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在南非的同胞。虽然我知道不能把你说服，但是我决不鼓励像你这样的人和你一块去牺牲。”
我虽然听不进这种劝告，但是我却因此对贝斯敦吉·巴德夏先生更加敬重了。他对自己国家以及对本国语言的热爱，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谈话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我对他的观点表示理解和感激，但是我决不能放弃我在南非的工作。恰恰相反，我更加坚定了去南非的信心。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能看轻能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我认为，《纪达经》中的几句话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当中：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彷徨无所。
第2部·南非生活在浦那获得支持
我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费罗泽夏爵士的帮助。我又离开孟买，到浦那去。我需要寻求社会多方面的人士对我的赞助。首先我去见罗卡曼尼亚·狄拉克。他说：“你寻求多方帮助的想法是很对的。在南非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都会与你一致。不过你得找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大会主席。你去看看潘达卡教授吧。虽然最近他很少参加公众运动了，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使他动心，并积极参与进来。你先去看看他，看他有些什么想法，回来后你告诉我情况如何。我愿意尽我的最大努力来帮助你。当然，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愿意为你效劳。”
这是我第一次与罗卡曼尼亚见面，从他的谈吐和为人中我似乎明白了他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的原因。
然后我去见戈克利，我在法古逊学院的院子里找到了他。他见到我，非常热情，他那热诚爽朗的态度使我对他立刻产生了好感。这虽然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可是我们好像老友重逢。在我看来，费罗泽夏爵士仿佛是喜马拉雅山，罗卡曼尼亚像是海洋，而戈克利却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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