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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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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头一歪。
他见我没话，这才去环顾四周，说比他料想的条件还差些，但他很喜欢这个我从生下来就住的阁楼。“你说你经常从天窗望天上的云，与在江边看云不一样：云不是朝同一个方向飘。”
他记得我说过话，记得很清楚。但感动我的不是这个，而是他说他喜欢我家的阁楼。
这时，历史老师拿出一个大牛皮纸信袋，递给我。
“给你的，”他说。
“书？”纸袋是封好的，一拿过手我就猜，“什么书？”
“你等会儿没人时再看，”他眼光似乎有点发颤。
我抬起脸来，没说谢谢，我感到自己有好多话要对他说。但我喉咙堵塞着，说不出一个字，我继续望着他，傻痴痴的。
他却站了起来，说上完课，正好有其它事路过这一带，他就拐下了野猫溪副巷，顺便来瞧瞧。
原来他并不是专门来看我的，我正失望的时候，突然感到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肩头，我的手握着纸袋，紧张又激动。我怕他的手从我的肩头移走，他的手真就移走了。他表示要走，“你想出去走走吗？”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去爬爬山，怎么样？”
我没吱声。我若和他一起走出去，院子里的人会搬弄是非。
我的想法看来被他揣摸透了，不等我说话，他就说他先走，下午2点30分左右，他在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口等我。
我送他下楼，在天井石阶前停住，直看着他的身影从院门口消失。
“谁呀？”石妈的声音在我的背后响起。
我想果不其然，这个多嘴婆，说不定就一直守在我家的楼梯下，算着时间。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有个成年男子来找我。
“你不说，我也晓得，他父亲是个牛鬼蛇神，不就是满南岸打爆米花胡豆的糟老头家老大嘛？这个人成了家有老婆孩子，哼，他来找你做啥子？”
“不关你的事，”我冷冷地说，朝堂屋里走。
正对着我家房门的板墙上，挂钟指着11点45分。这个钟要么迟二分，要么快二分，发条定时上，及时扳正钟点，也没用。
上阁楼后，我仔细地撕开纸袋，从中抽出一本挺厚的书：《人体解剖学》。封面写着是医学院的课本。我糊涂了，一翻开，就看到插图，男人的裸体，正面背面；女人的裸体，正面背面，都插了长针似的标明名称，乳房、阴部、阴毛、睾丸等等，全是些我从说不出口的字眼。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赶紧把脸埋在书页里，过了几秒钟，才抬起头迅速地朝四周的墙看，小阁楼还是原样，只有我一人。我再低下头来，看生殖器官图，我第一次感到我的阴唇好象在微微启开，阴道里象有一条舞蹈的火蛇，扭动得使我难忍难受。
“该死！”我骂道，“我的老师是个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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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
四川话朗读毛主席语录非常好听，有调有韵，不太整齐，朗读就前呼后拥，波澜起伏，跟戏班子一样。听久了四川话朗读毛主席语录，人极易生幻觉，半醒半睡的。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有好几年，经常有“反标”出现学校厕所里，在校门口石墙上，有时干脆写在地上，一般都是简单而干脆的“打倒毛主席！”。既然打倒，为什么还尊称主席？不能问，因为这是极端反动，不能“扩散”的。公安人员和学校对每一桩反标当大事清查，突然袭击收缴全校学生的书包，查对学生笔迹，直到最后抓走小反革命分子，然后再逼供出隐藏在其身后的老反革命分子。小孩放回，开除学籍，大人就可能十几年回不了家。每次都兴师动众，满街谈论。
公共厕所里，相互对骂娘之痛快，这城市或许是全国第一，少儿写“反标”犯罪，也几乎占全国之首。“反革命”三个字，是最危险的罪恶，最吓人的灾祸，乱涂一笔就跳了进去，轻轻一挥捅大漏子扰得满城风雨，如此诱惑，使好些无知的小手痒痒的，既恐惧又刺激，渴望试一试不能写的那几个字。
有一次打扫学校公共厕所，一起打扫的同学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就止不住想乱写一些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的字。我没写成，没把自己和家里人弄成反革命，是因为我掏铅笔时，看到一幅实在太怪的图画，木炭画的，画得很拙劣，器官不成比例。看得我脸发红，透不过气来。听人说这些都是男孩子，半夜爬进女厕所干的。
反标大部分也是男孩子写的，公安局查人时却不分男女，一视同仁。
我把历史老师给的《人体解剖学》埋在枕头下，不放心，又放进书包里，生怕家里人瞧见。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这种图画，但这次完全不一样：照片上被枪毙的男人，天井里洗澡的男人，他们的器官叫我恐惧厌恶，脏得如同厕所里的画，而这本医学书上的裸体与器官，我却感觉洁净，甚至很美，危险而诱惑。我手按住胸口，全身开始出虚汗。
楼下房里挂钟“当”地响了一下，1点了。我与历史老师约好2点30分。走江边的路，抄小道爬上位于半山腰的第五人民医院，时间来得及，可慢慢走，我的腿软得几乎迈不动了。我想责问他，给我那么下流的一本书，居心何在，算什么老师？
2
自来水管前，排着长队，没水，水桶都候着，顺路边歪歪扭扭，站五六个人。
太阳出来得较晚，但在午后突然变毒。屋阴下站着人。我高兴自己出门前抓了顶天晴下雨都用得上的草帽。房檐下的人在抱怨：“再不来水，莫说人要渴死，连桶也要爆开了！”
往野猫溪轮渡方向一直是下坡路。
一个全身脏兮兮的女人，站在废品收购站门前的小石桥上。每次走到这一带，就可能遇见她。小石桥连接两个被溪水隔开的山坳，但溪沟里淌着的都是附近工厂流出的污水，在阳光下闪着深黑红色的油星，有时发出绿蓝的光。这女人真是很脏，身上的衣服遮得也不是地方，据说有三十几了，还是一个女孩子的脸庞，乳房也是一个女孩子样的。她的身体饱满，有着丰腴的大腿和臀部。每隔一两年她的肚子就大起来，春天隆起，夏天挺起，秋天就会蔫下去。谁也不知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后弄到哪里去了，就象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来历。她在街上被人吐口水遭人追打，饿了就吃馆子里的剩饭或路上小孩掉在地上的馒头，夜里走到哪就睡在哪。
人们说，她是花痴。
收购站的石桥栏是她最喜欢呆，也是唯一任她呆的地方。收购站里的两个老头，一个将旧报纸、塑料鞋子、烂布片、坏胶鞋、碎玻璃、烂铜铝锅等等，从门口搬进屋；一个记帐，拔着算盘，对着一个小窗口递出皱皱的毛角分币。
我有记忆就看见花痴了，她的眼睛混浊，十根手指黑乎乎的，身上能搓成泥条。冬天穿一双大大的臭胶靴，夏天光脚，收购站前满地是玻璃片，她的脚毫不在乎。不管见男人或是女人都有可能趴下裤子，但她总是张开嘴笑呵呵，不象所有正常人那么仇恨人，成天开会批斗阶级敌人。
四年前，街道委员会传达“四人帮”被捕。会一开完，老百姓很高兴又一批大人物倒台，又一批整人的人被人整，一户户人提着脸盆、脚盆、烧饭锅、炒菜锅，敲打着出自家门上街游行。锣鼓，铙钹，红绸，二胡，爆竹，噼里啪啦就游上了大街，赤着胳膊光着上身吼着口号。跟着游行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小孩子最多，图个稀奇，但也壮了声势，没人管地大闹一场，冲着石桥广场马路游去。
我也在游行的队伍中，走上中学街的石阶。这个世界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大变动，我不太懂，只知道毛主席死了，要悲伤，“四人帮”被抓了，要庆祝，大家都得一个样。正在这时，我看到花痴逆着我们走来。秋日白灿灿的光线下，她脸不怎么脏，头发被人剪得象个男孩，但浑身湿漉漉的，可能被人耍弄推到江水里去过，一件破旧的男人制服紧贴她的身体，肚子扁平。她与游行队伍交错而过。
我退出游行队伍，走到路边的电线桩桩后面，着迷地看着花痴。她走得专心专意，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都与她无关。
江水还是黄澄澄的，长江比嘉陵江更脏，看着热，脚浸入，却是凉爽舒服的。我们住在江边的人，对江水有一种特别的依恋。远离江边的人，欢喜只是一股劲，背过身去，就会把江水忘却。我们住在在江边的人，和不住在江边的人，一旦走在同一旅程上，那么，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和江水靠得近些走。不住在江边的人，嘲笑我们傻劲，老是拾起石片打水漂。他们说，江嘛，看看就是，江很讨厌，过江过水，耽误时间，误事不说，翻船的话，连命也搭上。
但江水就象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生来是江边的人。下坡上坎停息时，总喜欢停下来转过脸去遥望上几眼，看几眼江景，又能爬一大坡石阶。
我上了山腰，喘着气，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的房子在平路尽头。那儿没有历史老师，我到早了。
3
斜对着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大门，我缩在一棵树下，我怕走到门前，不仅仅是担心熟人碰到，生平第一回约会一个异性，我紧张。
他是我的老师，他该准时，很明显时间早过了2点30分，也未见到他半个人影。我站的地方，能从医院大门经过的人中轻易辩认出他。我揭下草帽，当扇子不停地摇动，其实我不热，只是烦躁。他一向说话算话，没有水过我，起码在这之前，他没有过，一定是他明白自己做的丑事——用那么一本诲淫的书，公然引诱一个处女，现在不好意思了，被我逮住了。
我得等下去。
急诊病人，被临时做的滑杆抬进去，后面跟着焦急的病人家属。“买热糍粑，黄豆粉裹的又香又甜的热糍粑！”门口的大路上背着竹篓拎着口袋的附近农民在叫卖。
站在山巅上，听着阵阵松涛声，俯瞰眼前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在山巅看起来，它就如一条柔情蜜意的布带，绕着对岸城中心那个半岛，在朝天门码头与支流嘉陵江汇合，宽宽绰绰继续朝另一个城市流去。行驶的船，使河流摇动出波澜。因为距离遥遥，听不清楚，船的汽笛声。一股股山风，拂动我的衣服和头发。
我感觉到，这个情景里其实只需我一人，就我一人就行了。
夕光披了满树满地，卖糍粑的人仍在路上来来回回走，叫卖着。我饿了，肚子开始抗议地叫唤，下班的人络绎不绝地从身前经过。我莫非记错了地点，或是听错了？为什么他这样让我等呢？而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充满苏打水味的地方，等了整整一下午，我要告诉他：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已经明白了，你不好意思说的话，让我来向你说。
人人都可以欺侮我，你不能；你若欺侮我，我就把流血的伤口敞开给你看。这么一想，我心里突然既委屈又辛酸，差一点流出眼泪。他的确与所有的人不一样，很轻易就能让我为他哭泣，他总能使我忘掉自己，变得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我不过是想喜欢一个人，想爱一个人。现在一旦点明，我才知道这种情感与身体某个部位有奇怪的牵连，一处受到触动，另一处就会涌出粘粘的汁液。
4
我在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外傻等时，我家已乱成一团，连很少摸上阁楼的父亲，也在阁楼里，还有二姐，三哥。他们给四姐喂药，喂绿豆汁，一杯又一杯灌水。
四姐吞服了敌敌畏，她以为这种有毒的杀虫药喝几口就会死的。当她睁开眼睛，坚决地拒绝去医院。她的手几乎都要把床柱头抓碎，是三哥答应她，不让她去医院，才使她松开手。
父亲发现楼板上沉重的一响，药瓶坠在楼板上的声音，接着刺鼻的药水从瓶子里流出，穿过楼板缝隙滴到楼下。
四姐一定是在我走后，把预先准备好的毒药，从堂屋的哪个角落里取出，到阁楼她的床上。左想右想，最后干脆什么也不想，决定喝了药，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四姐在我们家长得最漂亮，和大姐的粗犷不同，她两条细眉，不用描画，黑淡有致，眼睫毛和眼睛最动人，乳房高挺，留着齐耳的短发。那阵子，街上一些从不登我家门的婆婆嘴，老与我父亲搭话：你家四姑娘真是一夜就出落成人尖尖了！
母亲不止一次和父亲说，别看四妹模样儿生得俏，我只怕她命最苦。
母亲心里更明白穷人家漂亮的女孩命薄，但四姐出事如此之早，依然让她吃了一惊。四姐与德华热恋了好多年，原是同一村的知青，没结婚，怕回不了城。他们信誓旦旦，永不变心，二人都回城才结婚。稍有办法的人全都走后门通关系离开了，村子里已剩不下几个知青。1978年德华一回城不久，考虑就很实际：有可能四姐一辈子农村户口，命中注定是个农妇，他将一辈子受穷受累。开始追求他的女同学——厂里支部书记的女儿，婚姻能改变一切，还说不定能提拔成干部，不再当工人。
除了我们家的人，谁都不认为他做得无理。至于爱情，在户口面前不过是个笑话。四姐写了厚厚一封信给家里，求母亲想一切办法使她能离开农村，否则，她只有嫁给当地农民。
母亲当然没有办法，她既无门子，也不会通路子，更没有拉关系的金钱。她只有流泪，着急，怨自己，恨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只要能让四姐回城。
四姐知道德华开始变心，急得没办法。她只能一横心，赖在重庆不回。直到德华答应断绝和女同学的往来，才回农村想办法。她动身回农村前，邻居的一个熟人串门，当时四姐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哭了起来，那人动了慈悲心肠，问四姐愿意不愿意去郊区一家合作单位当小工挑灰浆桶？她根本不用想，就答应了。
四姐走上母亲的路，成为挑沙子砖瓦的工人，母亲叫零时工，她叫合同工。每天一身臭汗回家，谁也不想理睬，我和她之间越来越没话说。
德华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并不太远，工厂在弹子石渡口上端。他长相斯文，白净，长得俊气，我第一次见德华，以为他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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