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消防车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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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这样推断？　”
　　“呃，你要知道，那里有些电话亭仍贴着旧公告，上面有发生火情时打到我们那里的专线号码。但是现在都是教人打到斯德哥尔摩报警中心的紧急电话。”
　　拉尔森点点头，把这点记下来。
　　“当时，我重复了一遍住址，然后问他：‘是在城里吗？　我是说，在河岸村城吗？　’然后我就要问他名字等等的。”
　　“但是你没有？　”
　　“没有。他只说：‘是的。’就把电话挂了，仿佛他很匆忙似的。不过通常打电话来报火警的人都很慌张。”
　　“他打断了你的话？　”
　　“对，我想我连‘河岸村城’都还没说出口就被打断了。”
　　“没说出口？　”
　　“呃，我是把话说完了。但他中途就插进来，说‘是的’，然后挂上听筒。所以我想他根本没听到。”
　　“你知不知道，同一个时间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同样的住址有一场火灾？　”
　　“不知道。当时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场大火，我是十或十二分钟后接到报警中心通知的。不过那是在盾牌街。”她用犀利的眼光看着他说，“嘿，你不是那个把所有的人救出火场的家伙吗？　”
　　他没有回答，停了一会儿后，她说：
　　“没错，就是你，我看过你的相片。但我不知道你块头有这么大。”
　　“你的记性显然很好。”
　　“我一知道那是假火警后就试着回想并记住那段对话，因为事后警方通常都会想要知道。我是说外地的警察。但这次他们并没有询问。”
　　这人皱起眉头，他皱眉挺好看的。她将右臀稍稍往上抬，同时弯膝，提起脚后跟。她有双美腿，现在这双腿更是晒成美丽的麦色。
　　“关于那个人，你还记得什么？　”
　　“他不是瑞典人。”
　　“是外国人吗？　”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锐利的眼光盯着她。
　　真讨厌！　她竟然穿着拖鞋！　她的脚很好看，她很清楚这一点，而脚有时是很有吸引力的。
　　“是的，”她说，“他有很重的外国腔。”
　　“什么样的腔调？　”
　　“不是德国腔，也不是芬兰腔，”她说，“当然也不是挪威或丹麦。”
　　“你怎么知道？　”
　　“芬兰腔我一听就知道了，我曾经……跟一个德国人订过婚。”
　　“那他的瑞典话说得很糟糕吗？　”
　　“不，一点儿也不。我听得懂他说的话，而且他说的又快又溜。”
　　她皱着眉回想。这样的表情应该很迷人的。
　　“他也不会是西班牙人或是英国人。”
　　“美国人吗？　”这人提醒道。
　　“当然不是。”
　　“你为什么那么确定？　”
　　“我认得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许多外国人，”她说，“而且我每年至少去南边度假两次。总之，英国人和美国人从来不学瑞典话。也许他是法国人，也有可能是意大利人。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是法国人。”
　　“不过，这纯是猜测而已，对不对？　”
　　“呃——譬如说，他说‘浩兹’。”
　　“浩兹？　”
　　“对，甚至是‘奥兹’，因为我几乎听不到最前面那个‘h　’的音。他把房子说成‘奥兹’而不是‘浩斯’。”
　　他低头看看他的笔记，说：
　　“让我们逐字核对一下。起先他说‘环路三十七号的房子着火’？　”
　　“不，他说的是‘环路三十七号房子着火，底楼。’而且他把房子说成‘奥兹’，七说成‘接本’。我觉得那很像法国腔——”
　　“你也跟法国人订过婚吗？　”
　　“呃，我认得一些……我有一些法国朋友。”
　　“他的‘是的’是怎么发音的？　”
　　“那个‘e　’发成开口音，像斯科讷人的发音。”
　　“我们会再跟你联络，”他说，“你是最棒的一个。”
　　“那你要不要——”
　　“我指的是记忆力，再见。”
　　“奥洛夫松有没有可能说瑞典话语带着法国腔，把房子说成‘奥兹’，把七说成‘接本’？　”次日，当大家都聚在国王岛警察局时，拉尔森问道。
　　其他人都带着问号看他。
　　“还把一楼说成底楼？　”
　　没人回答，贡瓦尔也沉默地坐着。过了一会儿，他转向马丁·贝克，说：
　　“瓦斯贝加那边那个叫沙鸡的小鬼——”
　　“斯卡基。”
　　“对，就是他。可以用吗？　”
　　“看用在什么地方。”
　　“他能不能到河岸村城去查看昕有的电话亭？　”
　　“不能叫那边的警察去查吗？　”
　　“门儿都没有。不行，要那个小子过去。他可以带张地图，标出仍贴有河岸村城消防队电话号码的旧通告的公共电话亭。”
　　“你能不能解释得更详细些？　”
　　贡瓦尔解释了一遍。马丁·贝克手握着下巴沉思。
　　“真是神秘。”勒恩说。
　　“什么很神秘？　”哈马尔怒气冲冲地走进来，科里贝尔跟在他后面。
　　“所有的事。”勒恩沮丧地回答。
　　“贡瓦尔，有人告你玩忽职守。”哈马尔对着他摇晃一份文件。
　　“谁？　”
　　“索尔纳一个叫乌尔霍尔姆的巡警。他说有人向他报告，你值勤期间向那里的消防队散布许多激进言论。”
　　“噢，乌尔霍尔姆，”贡瓦尔·拉尔森说，“这又不是第一次。”
　　“上次告的也是同样的事吗？　”
　　“不是。上次是因为我在克拉拉警卫室里说了一句脏话，他说我破坏警界的名声。”
　　“他也打过我的小报告，”勒恩说，“去年秋天，在那个公车凶杀案之后。说我在御林军医院询问一位垂死的老人时没有报上姓名和官阶。他自己明明亲眼看到，那人在死前清醒的时间还不到三十秒。”
　　“呃，案子进行的怎样了？　”哈马尔带着挑战地意味问道，眼睛扫过房间。
　　没人回答他，几秒钟后，哈马尔就离开了，回去处理那些跟检察官以及警政官员问没完没了的协商，并且应付其他对本案的发展问个不停的上级警官。这些，够他受的了。
　　马丁·贝克看起来意志消沉，带着心事。他也罹患入春以来的第一场感冒，每五分钟就得擤一次鼻涕。最后他说：
　　“假如奥洛夫松是打电话的人，他就有可能是故意改变声音。他很有可能这样做，对不对？　”
　　科里贝尔摇摇头说：
　　“但是奥洛夫松是斯德哥尔摩本地人，怎么会跑到河岸村城打电话给消防队？　”
　　“就是。”贡瓦尔同意。
　　那个星期二，四月二十三日，发生的事大概就是如此。
　　周三跟周四都过得平淡无奇，但是星期五当他们聚在一起时，贡瓦尔问道：
　　“沙鸡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
　　“斯卡基。”马丁·贝克打着喷嚏说。
　　“他好像没有动静。”科里贝尔说。
　　“我应该自己弄的，”贡瓦尔不悦地说，“那种工作应该一个下午就解决了。”
　　“他有一两件事得处理，所以一直到昨天才有空去弄。”马丁·贝克抱歉地说。
　　“什么事？　”
　　“呃，事实上，除了河岸村城的电话亭之外，我们还有别的事要伤脑筋。”
　　追查奥洛夫松下落一事毫无进展，也无法更紧密地追踪。
　　所有能发出的通告与资料，包括相片、描述、指纹、牙医资料等等，全都发出去了。
　　对马丁·贝克而言，那个周末假期特别难熬。除了感冒加剧外，这个已够他焦虑操心的案件看来乱成一团。此外，一件纯属私人的事情更给他进一步的打击。他女儿英格丽跟他说她想搬出去住。这件事本来没什么好惊讶的。她快要十七岁了，各方面都臻于成熟，她也很聪明懂事，自然有权过自己的生活，做她认为对自己最好的事。很久以来他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他却没料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反应。他觉得嘴干唇燥，昏昏沉沉的。他可怜巴巴地打着喷嚏，但一语不发，因为他很了解她，知道她是经过深思熟虑、仔细评估后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更糟的是，他老婆冷淡地、很实际地说：“我们最好看看英格丽要带什么。我们不需为她担心，她自己会处理，她是我一手带大的，我最清楚不过了。”
　　这是在受伤的心灵上撒盐，偏偏她说的大多是事实。他们十三岁的儿子反应更简洁。他耸耸肩，说：
　　“太好了！　那我就可以搬去你房问了。那里插头的位置比较方便。”
　　星期日下午某个时刻，马丁·贝克正好跟英格丽单独在厨房里。他们面对面坐在铺着塑料桌布的餐桌旁，许多年来，许多的早晨，他们常这样坐着一起喝可可。她突然伸出手盖在他手上。有几秒钟吧，他们就这样不发一语地坐着。然后她困难地吞咽了一下，说：
　　“我知道我不应该说，但我还是要说出来。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搬出去？　”
　　他吃惊地看着她。她的眼光并未移开。
　　“对，可是……”
　　他迟疑地开口，然后停住。因为他真的不知该说些什么。
　　但他知道，这段简短的对话会让他想上许久。
　　星期一，二十九号，有两件事同时发生。
　　第一件并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斯卡基走进办公室，在马丁·贝克桌上放了一份报告。报告写得很好，非常详尽。根据他调查的结果，河岸村城有六个电话亭仍贴有旧公告。此外，还有两个有可能三月七日仍贴着旧公告，但现在已经撕掉了。
　　但是在索尔纳则没有那样的电话亭。虽然没人要他去调查索尔纳，他却自动去了。
　　马丁·贝克弯腰坐在桌前，用右手食指拨弄着眼前的报告。
　　斯卡基站在六英尺外的地方，很像是那种坐得笔直讨着要糖吃的小狗。
　　也许应该夸他几句，不然科里贝尔一进来又要开始挖苦他。
　　马丁·贝克一时下不了决定。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适时解决了他的难题。
　　“我是贝克。”
　　“有个侦查员要跟你说话。我没听清楚他叫什么名字。”
　　“接过来就是了……喂，我是贝克。”
　　“嗨，我是马尔默的佩尔·蒙松。”
　　“嗨，你好吗？　”
　　“还好，星期一总是有点儿不提劲，加上这里大家都痴迷于网球，今天是跟罗德西亚比赛。”
　　蒙松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说：
　　“你在找一个叫贝蒂尔·奥洛夫松的人，对不对？　”
　　“对。”
　　“我找到他了。”
　　“在你那儿？　”
　　“对，在马尔默，死了。我们三个礼拜前找到他，但一直到今天才知道他是谁。”
　　“你确定吗？　”
　　“是的，百分之九十确定。他上颚的牙齿跟医疗卡上的记录吻合。而且他的牙齿很特别。”
　　“其他的呢？　指纹啦，其他的牙齿等等——”
　　“我们找不到他的下颚，也没办法核对指纹，他在水里泡得太久了。”
　　马丁·贝克坐直身体。
　　“多久了？　”
　　“医生说至少两个月了。”
　　“你什么时候把他弄上岸的？　”
　　“八号，星期一。他坐在车里沉在港口海底。有两个小孩儿——”
　　“这意味着他三月七日前已经死了？　”马丁·贝克打断他的话问道。
　　“三月七日？　噢，是的，至少死了一个月了，可能更久。他在你们那里最后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　”
　　“二月三日，他跟别人说他要出国。”
　　“出国了吗？　很好，这帮我确定了日期。他大约是在二月四日至八日之间被杀的。”
　　马丁·贝克沉默地坐着。这样的结论说明了一件非常浅而易见的事：盾牌街那栋房了着火时，奥洛夫松已经死了一个月。
　　梅兰德说得没错，他们追错方向了。
　　蒙松也沉默着。
　　“是怎样的情况？　”马丁·贝克问道。
　　“诡异，非常诡异。他被一颗包在袜子里的石头打死，然后放在权当棺材的旧车里。车子里及他的衣服上都找不到任何线索，我是说，除了那个杀他的武器和他三分之二的遗骸之外。”
　　“我会尽快赶过去，”马丁·贝克说，“要不就是科里贝尔。
　　然后，我想你也必须上来一趟。”
　　“一定得去吗？　”蒙松叹了口气。
　　对他而言，那个号称北方威尼斯的都市等同于地狱。
　　“呃，这个案件挺复杂的，”马丁·贝克说，“比你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
　　“是吗，”蒙松语气中带着些许讥讽。“那就等你过来了。”
　　马丁‘　贝克挂上听筒，心不在焉地看着斯卡基，说：
　　“这件事你办得很好。”
　　　　　　　　　　　　　　　第二十三章
　　五朔节前夜，春天终于来了，至少，在瑞典南方是来了，由布洛玛过来的早班飞机准八点五十五分抵达马尔默的布拓夫塔机场，鱼贯而出的除了一些商人之外，还有一位全身冒汗的刑事组组长。马丁·贝克感冒、头痛，并且讨厌搭飞机，而斯堪的纳维亚航空提供的所谓咖啡饮料对他也毫无帮助。蒙松站在出口处等他。蒙松身材高大、壮硕，肩膀厚实，他双手插在大衣口袋中，嘴里则叼着那天早上的第一根牙签。
　　“嗨，”他说，“你看来气色不佳。”
　　“没错，”马丁·贝克说，“这里有没有洗手间？　”
　　五朔节是瑞典的重要节庆，这天，大家穿上春装，喝得酩酊大醉，跳着舞，尽情欢乐，享受美食，盼望夏天到来。斯科讷省的路旁开满了花，叶子也都冒出了新绿。草原上，牛羊低头啃食春草，农作物也都下土播种。学生戴上白帽，商会领袖从防蛾袋里拿出红旗，努力回想工会条文的内容。很快就是五月节了，又得暂时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在那象征性的游行中，当管乐队奏起国歌时，连警察都马上站得笔挺。当天警察唯一的工作是指挥交通改道，确保没人对美国国旗吐口水，以及真正有话要说的人不会混杂在示威群众中。
　　四月的最后一天是准备的日子。准备迎接春天的到来，准备迎接爱情，以及政治上的讴歌。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特别是天气又很明朗的时候。
　　在这个快乐的日子里，马丁·贝克和蒙松一同审视奥洛夫松的残骸，并且绕着停在警察局停车场上的那辆旧车走了一两次。他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