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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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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英豪是名校办民校的始作俑者。陈忠联坦承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最大的不同在于，比如执信办民校，政府给它一块地不要钱，我们就要拿钱去买，这就造成了成本投入的不公平。“现在有人老是拿教育质量作为民办学校的危机感，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绝对比不了我们！惟一竞争的就是它拿国有的资产低成本投入。”
几乎所有的民校校长认为，这种不公平竞争首先体现在办学成本的巨大差距上。办学有两方面的成本：一是投资建校的费用，主要是土地和建筑物的投资；二是日常运营费用。公校办民校，最大优势是可以无偿占有公共教育资源，大大降低投资建校的成本，从而获取价格上的极大优势。名校品牌并不构成对民校的真正威胁，真正受到挑战的是，公办学校在民办教育领域中的低成本甚至“无本”竞争优势。
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举了该校的一个例子。外事学院办了11年，被政府正式授予普通高等教育序列已经四年了，现在有3万个学生，1800亩的土地，实际上毕业了12届，但政府只认可两届，并且学院提出升本科还不被批准。据最新消息，教育部说要三届才能批准。按照政策，任何社会组织没有资格在第一天投入的时候，就办一个本科院校。
“但是，独立学院一夜之间就可以办本科，而且提供的条件远不如我们，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政策对待。”
反对者还提出，在市场准入的制度下，是不能靠政府行为和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立学校拿着国家的投入和过去几十年公家积累的资源和民办学校来竞争，首先在起点上就造成了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直接导致的是纯民办学校的生存艰难。
“独立学院进来以后，惹谁了？我说他惹的是民办教育，背后惹的是资金的进入，就是人家钱不来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政府要引他们进来，还要让他们放心，你必须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作为政府官员的朱永新对这项政策的出台有着十分理性的认识。
“如果北京大学要办二级学院，那还得了？它要办的话，优势太明显了。普通大学很难真正引入民间的资金。政府应该是公平的，但这种竞争实际上已经变成母体学校的竞争，而不是二级学院的竞争。独立学院政策不利于现有国立大学之间的公平竞争。”
名校办民校，是否会阻碍社会资本流入教育领域内呢？在业界也有不同看法。
“从纯民办的情况来看，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从总体的资本进入来看，可能不会减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跟名牌学校结合呀。为什么他不能跟名校结合呢？”张铁明提出。
但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优质的重点学校毕竟是少数，即便结合，又能结合出多少所呢？这个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吧。
“数量肯定有限，但这里有个前提。”张铁明略一沉呤：“名校办民校浪潮对纯民校肯定有冲击，首先，他们必须更加讲究成本和效益，甚至可能降低利润，降低利润对所有要进入民办学校的孩子是好事。其次，他们必须更加提高质量和特色，这是他们必须的生存之道。”
他认为，名校办民校并不会对所有的民办学校带来冲击，真正受到冲击的是那些起点、水平都较低的民校。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竞争到了实质的阶段。
然而，只要比照现实，这种说法未免乐观。朱永新曾提到一个例子：苏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民办学校校长陆一鹏，原南师附中校长、硕导，是中国难得的好校长。这么好的学校，又有很好的理念，在苏州办得却很艰难，为什么？因为名校办民校，品牌好，收费有竞争优势。因而，纯民校就很难发展。
国有品牌到底是否是纳税人的钱？名校办民校，对民办学校的冲击仅仅会造成利润的减少，还是会造成纯民办的灭顶之灾？这些疑问在教育界有着不同版本的解答。但有必要给这场争论树立一个出发点：考量一项教育政策的可行性，是看它能否真正促进中国教育资源的增量，能否真正实现国民受教育机会的平等，能否真正有利于全民素质的提高。
中国教育面临五个不足：投入不足、学校不足、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高层次的教育不足和高质量的师资不足。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公立的优质资源根本不能满足这样一种要求，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做教育多元化的选择。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面临这样的困境：不少地区民办“民校”日益减少，高收费的公办“民校”的数量和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前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处于完全不平等的竞争。有人据此预言，将来的教育发展格局，仍然是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只是形成以实施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为主体、以高收费的公办学校为补充的局面。
《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但在实际中，不少已有相当历史的民办学校已经感到举步维艰，更遑论那些刚刚迈入门槛的民间办学者。
强烈的不公平感，使民校校长们不约而同地产生政策取向“宏观肯定而微观否定”的困惑。
有专家认为，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资源不足问题。为了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解决更多的人读书问题，那么某些方面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学校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有时也是很正常的。
一个新的悖论产生了：面对教育资源的紧缺，是否可以先牺牲公平？或者说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是否就能真正解决现阶段资源不足的问题，解决更多的人读书问题？
读着下面的文字，我们的感受就不仅仅是辛酸了。
“民办公助”校像一把冷酷的标尺，但它衡量的不是学生的素质，而是家长——家长的钱、家长的权、家长的能量……
据哈市61中学生办理保险时填写的资料显示，要想在该校找到哪怕只是一名科级干部的子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学生家长有正式工作的都很少，多数是下岗、无业、个体小商贩、外来打工人员，很多学生甚至没有完整的家庭。哈市20中的学生家庭结构也基本类似，据校长郭立成介绍，他常遇到一些为了几十元钱来学校诉苦，申请免交、缓交的家长，每学期减免学费的低保、特困户子女就有三五十人，而这种情况在一些名校恐怕几年也碰不上一例。
更可怕的是，许多家长被这个冷酷的标尺“淘汰”之后，便无助地选择了放弃——不但放弃了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渴望，甚至放弃了让孩子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在哈市６１中，有时学生不认真学习，学校找来家长谈话，老师们往往面对着一张满是风霜与无奈的脸：“我这孩子对付着混到毕业算了，别惹什么祸就行。
为人师表者经常抱怨一些家长对教育不够配合，但基础教育“产业化”的始作俑者，他们能够体会到一个家长在因为自己“无能”而无法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时，那种压抑、愧疚、沮丧、失望的心情吗？人们只有在自认无法改变命运时才会选择自暴自弃。
摘自《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记者董景峰、刘梦新）
名校办民校，不仅造成了公办“民校”和民办“民校”竞争的不公平，以及公办学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而且还造成了公民受教育机会的最大不公平。记者在调查中忍不住呼吁：“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在义务教育阶段去培养一小批精英，是我们不能追求，不敢追求的，也不应追求的。其后果是可怕的。”
国家教育部部长助理兼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曾指出，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不仅仅是让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的问题，也是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一些公办名校过多地占有了社会公有资源，一方面相对较多地使用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又可以招收高价生，他严厉指出，“不要把名校办成‘民校’”，这不但没有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相反在刺激和强化家长们的择校心态，是应试教育在新世纪里的回潮。
面对名校办民校的风潮，作为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朱永新，发出的呼声是令人深思的：
“如果这政策是我制定的话，我就让所有的学校跟所有的教育主管部门脱钩，变成真正独立的法人，这是通行的做法。如果有亲儿子，有干儿子，还有抱养的儿子，你很难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
“政府的职能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能不做的事情，尽可能不做！”
“有一个专家讲了非常好的意见，在中国，政策是最大的资源，因此怎样给我们的教育提供最好的政策，就是给教育一个最大的发展空间，最多的发展资源。政府每一个政策的出台，千万要慎之又慎，千万要倾听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花力气努力去做的。”
这确乎是所有喧哗的声浪中最应该记取的清醒声音。
“新世纪”雪崩“卖身”
2003年6月25日，《武汉晨报》上的一则消息一下子又揪紧了江城人敏感的神经：
欠债数千万 新世纪外校2300万“卖身”
曾在武汉有重要影响的私立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新世纪外校”），身缠数千万元债务，多年无力偿还。昨日，江岸区法院裁定以2300多万元的价格将其整体变卖，以清偿债务。
2001年以来，一些公司及学校教师、学生就工资、工程款、借款及教育费等，陆续将位于江岸区的新世纪外校告上法庭，总共数百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判决：新世纪外校负责偿还上述公司和个人的所有债务。从去年开始，江岸区法院多次发出执行公告，责令新世纪外校限期履行，一直没有结果。于是部分债权公司及个人持生效法律文书，向该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标的达1600余万元。经相关部门对新世纪外校的房产和动产进行评估，价值共为2319万余元。
由于新世纪外校系租用土地建校办学，且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按相关法律规定，其财产不适用于拍卖而只能变卖。
昨日，省科技商贸学校以2319万余元的变卖价（即评估价），获得“新世纪外校”房产及动产。由于其实际债务高于变卖价，因此法院将采取执行分配的方式，按比例向所有债权人清偿。
据了解，除已经向该法院申请执行的200余家单位和个人外，其他持有生效法律文书但尚未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如要实现其债权，必须在1个月内，向江岸区法院申请执行。
同日，这则消息分别出现在《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等武汉市大小媒体报端，一度沉寂的死水仿佛又被搅活了。作为武汉市最早的一家股份制民办学校，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新世纪”）留给江城人的记忆曾是无比绮丽的：1995年6月，该学校正式开始招生，极盛之时曾一年招收新生300多名，学生总人数达到近900名。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出任新世纪校长，更是给这所学校罩上了炫目的光环。在初期办学中，新世纪以其创新教育的实践一度响当当地成为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素质教育的“实验园”。
然而，这所曾头顶无数耀眼光环的民校一朝之间竟成为被抽尽了血的“空壳”，债台高筑，无可救药地被巨大的资金黑洞吞噬，300多名学生家长的血汗钱就这样无情地被席卷而去……
2003年6月27日，江岸区法院第6号法庭，立案登记的门前人群川流不息。来的大多数是学生家长，正排队等候填写申报材料，焦灼、不平的表情中开始透露出满怀希望的期待。法庭门口的墙上张贴着立案所需的各项材料：新生入学合同书、身份证复印件……
但是，“卖身”后的新世纪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希望呢？
事后，一位一直关注新世纪案进展的律师向我表达了其中的几点疑虑：
第一，此次武汉市教育局就新世纪的变卖发了一个消息，注意，是消息而不是通知，它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通知学生家长和债权人去进行申报的，然后根据数额的多少按比例进行分配。“江岸区法院对新世纪财产的变卖，这个程序是否合法？因为民办学校欠钱是事实，但是法院来做这样的事，是不是合适？”
第二，目前武汉市教育局给外面发出的消息是进行清算、申报债权，但是去了以后，并不是按照申报债权去做的，而是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去做的。
“所以，这个消息对学生家长就有一种误导，家长会认为是申报，其实不是。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新世纪当初投入的资金是5000多万，但是现在只卖2000多万，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很耐人寻味。”
看来，新世纪案留下的是一个复杂难解的谜，要揭开谜底实非易事。
“新世纪”雪崩繁华落尽
炎夏。午后的日光照在“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校牌上，有几分繁华落尽的落寞。倾斜的校门锈迹斑斑，疯长的野草在六月的风中轻轻摇晃，红色的教学楼因为经年漏水已经显出陈旧的斑驳。
走进明智楼，一眼就看到宣传榜上张贴的论文，是关于教学改革和创新教育的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刘道玉的文章很是醒目，可以想见这位昔日的教育界精英对于新世纪曾怀有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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