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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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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７年底，他口头说要我写一个报告给皇帝，其实是写立宪以来所有我们的政党关系发展的情形。他口不停地说了五个小时。他说得比平常快，我极其为难地把他所说的话诸多要点写下来。房里太热，我恐怕要抽筋，便很快打定主意脱了褂子，只穿了内衣往下写。俾斯麦王爵很诧异地看了看我。但是一会儿的工夫之后，他点点头，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停地往下说。当我誉清我所写的东西（一百五十大页）时候……我看见全文如同行云流水，我很惊奇。……是一篇完全的、一往直前的文章，既无复述，亦无说出题外之处。
以办公事而言，他待人既用专制手段，同时也表示体恤，对办别的事而言，他表示拘泥细枝末节，却又以礼待人。因为他既不耐烦，也没有闲暇任裁缝量他的尺寸。裁缝给他做衣服时就只好用眼量。倘若做得不合身，裁缝就会接到如下一封信：“你向来同我做衣都是很合身的，但是你好像失掉了这种本事，你好像猜度我越老越小越瘦了——这是很少发生的事……自从１８７０年以来，你所送来的衣服都不合我穿，而在你觉得大概办得很好。我想不到你会这样不太注意人的身份的变化进程。”当这位大文章家有机会责备一个极好的下人时，就是用这样带着尖刻谐趣的话语。
当他与他的同僚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很骄傲的，他自然不能容忍他的同事们，所以他待同僚还不如待他的参议员，因为同僚们不能维护自己。有几位大臣说他是“自大到没人愿与之接近的程度。”就他待下属一事，海军大臣斯彼士写道：“他叫我留下来，同我讨论我本部的事，就如同一位老师教训一个蠢而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无论什么时候我试插一句嘴，他都会和我生气，我只好一句也不说地让步。”一个人就是这样在半个钟头里一直不被俾斯麦所敬重。攸连堡当部长时被俾斯麦不公平地对待，他写了一封尖利的抗议信，俾斯麦回敬道：“看了你的信我得到一个印象，你说我错怪了你，必得求你饶恕我。我认为你不能怪我，至多只能怪我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攸连堡家里将把这封信作为宝贝一代一代传下去。其他几位部长同俾斯麦彼此友好相处，承蒙他的抬举之后，此后必然觉得同他相处不来，随后便失了地位。从前虽然做过几时的好友，最终变成了仇敌——因为俾斯麦希望别人感激他，他却从不感谢人。
他极少地表示感谢。遇着他感谢人的时候，他会做他人所不能摹仿的表示。１８７０年的战役中，有一天他骑马在勃兰登堡门下走过时，在皇帝之后，毛奇与罗恩之间，他一眼看见他所率部下的属员们都在一个特别月台之上，他的鞍钮挂了三顶桂冕，他取下一顶投向他的部众。
第4卷儿子的婚事（1）
“我的性格并不像画家们给我画的那样凶狠残暴，其实我很爱幻想与柔弱。”他所说这两句话也的确反映出了他性格中某些方面的特点。少年时，他有着拜伦式的悲观厌世，中年是他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越来越愁闷烦忧。果然中了他少年时的预感，他心里非常地难过，浮士德的拼搏奋斗与魔鬼的愤世常使得他心里矛盾交织，有时他自己甚至认为他煞费苦心建立的功业不名一文。如果有人想向他的青年学生们说明主观努力纯属无用的话，那么俾斯麦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在他这么多亲人密友之中，却无一人能够洞察他的这种心情，乔安娜曾对路西亚说：
“当一星期以前海因利齐开枪自杀以后，奥托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寝食不宁，总想着那悲惨的场面……这时候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使他转移注意力。”俾斯麦就是在这些好人之间生活，但却得不到理解，无论他们怎么地想方设法，他却始终处在一种低落的情绪当中不能自拔。在他六十二岁那年，那时他的事业与权力都正达到了顶峰，经过苦思冥想了好久，有一天他对人说道：
“这么多无聊的工作让我失去了多少生活的乐趣呀！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并未获得人们的赞同，也未曾给任何一个人包括我本人与我的妻子和儿女们带来丝毫的快乐。”这时有人赶紧阻止他发表这样的言论，但他却只顾自己往下说道：“相反，却给许多人带来不少的痛苦。如果不是因为我，三次大的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八万将士不至于战死沙场，也不至于父哭其之子，妇哀其夫……这件事我已经向上帝做了忏悔，我从我所做的这些事里得不到丝毫的乐趣。不仅这样，相反却为此劳心伤神。”他这样的坦露心扉何止一次，据霍尔施坦说他这样直白自己的心意的情况就有好几次。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他身上路德派教徒精神的影子，主动在承担责任，而不逃避责任。从而我们也能看透某些投机暴发起来的人所许的空头诺言的本质，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沽名钓誉而已，实际上掩饰不了自私自利的本质，这是真正的普鲁士人如威廉与罗恩等人所不能做到的。
有时他那种厌倦的心态也会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但却带着一种炫耀的神情。在１８７７年有一天晚上，在二三十位议员的聚会中，他对众位客人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某天出去打猎，开始的时候，他见什么打什么，他会为打一只鸟走上几英里崎岖的路，但等到他跋涉了一天，口袋里装满了各种野味，快要回家的时候——他又饥又渴又疲惫——他别无所求只想休息。他决不会再去为打一只鹧鸪费神。但这时如果有消息说林子深处可以猎到野猪，如果他是位真正的猎人，他就会立即忘却疲倦，精神抖擞，一定要在林子里寻着大猎物方肯罢手。我现在就是那位疲倦的猎人，我已经奔劳一天了，已经很累了，打野兔鹧鸪之类的事就让别人去做吧。但如果有野猪可打，那还是让我来吧！”
当他处于低落的情绪之中，他的愤世嫉俗，又会卷土重来，这样他会高兴起来。他曾经在树林里敞开胸怀对他的密友说过心里话，这是他心里真实的写照，他说道：“我年轻的时候，常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现在我却以为，没有人能够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没有什么巨人和伟人。当我听见有人赞扬我，说我足智多谋，是有先见之明，能够治理天下的时候，我心里感觉到非常好笑。当人们正在争论明天是晴天还是雨天的时候，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判断说明天是晴天或者雨天，并要接着这样的判断去做事，如果侥幸给猜着了，世人就一片欢呼，‘太聪明了，太有先见之明了。’如果给猜错了，那将会招来一片唾骂与痛打，但我如果什么都没有学到，那我最起码懂得谦虚的益处。”
这一段话是俾斯麦对莫特利说的，这和他对他的仇敌阿尼姆发怒时所说的话一样，带有很浓的虚无色彩，他这些话是一个最自私的人的心理坦白，但他却并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他在权势盖天、炙手可热的时候，与青年时一样地相信命运的力量。他走过艰辛而曲折的道路，现在他非常地谦虚，但这种谦虚的本质不过是一种愤世嫉俗罢了。
这个时期，他也不愁眉苦脸了，并流露出更多平民的自在神情来，这时候他更羡慕那些名分不如他，但却生活得自由自在的人。有一次，瓦森的租户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宴请他们，在宴会中，只见一个游民的歌声从门外传来，于是他们就让人给他送去了一杯葡萄酒，过了一会儿，他就抱着一把琴进来了，他朝大家一鞠躬，优雅得如俾斯麦向高贵的国王鞠躬那样，然后就唱了一支少年情歌，唱到最后，他举杯向俾斯麦问候，然后一边唱着就退场了。乔安娜这时就问在座的人，他们怎样才能帮助这位可爱的人过安全的生活。俾斯麦接话说道：“你们不可能让他过安定的生活。他喜爱自由甚于一切，甚于安定的生活和常人所谓的快乐。”说完他一言不发，双眼呆呆地望着那位可爱的游民走去的影子，好像是他少年时的翻版一样，并喃喃自语道：“他的心境很让人羡慕，他的生活也实在让人羡慕。”
他虽然口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如常人一样留恋自己的生活。当到了一定的时期，他忍不住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给了他的哥哥听，他说：“我们暮年的日子越飞越快，如同陨石一般……我不能骗自己说我喜欢这种感觉，虽然我知道死亡随时就可能会出现在眼前，但我实在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我太喜欢生活了，这倒不是功名利禄让我抛弃不掉，实在是因为我一想到要与妻子儿女们永远诀别，就让我感到恐惧万分……我工作上处处得意，但生活上我却很不幸……但上帝保佑，我们家庭和美，儿女体健神明，这也是我向上帝所祈求的结果，只要这些幸福永存，我也就别无所求了。”
他的儿女们都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性格中更多的是俾斯麦家族的利己主义。他们家族的一个朋友评价他的女儿说：“很有个性，但却并不可爱。”她的外貌越变越难看，能力也逐渐衰退，她非常散漫，爱嘲弄人，喜欢空谈却不能身体力行，生活不太讲究，常弄得乱糟糟的。她们夫妇刚搬出大使馆，攸连堡走进去看的时候，房子里非常凌乱，床边摆着十二把藤椅，椅子上放着三个吃了一半的糕点，到处是他们养的鸟与小白鼠，以及帽盒等等。当俾斯麦对他的朋友史匹珍堡女士谈到他女儿玛丽的时候，他说她只顾及自己的丈夫、女儿和她最亲近的亲戚，此外她什么人都不顾，“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懒惰。”有人说可惜他的女儿不如他那样好，俾斯麦却说：“我夫人也是这样的，但我却有自己的看法，其实这样也有它的好处；让我感觉回到家里就换了一种心情。”
有一段时期，他的两个儿子都帮他做事，但后来只有赫伯特成为了他的帮手；赫伯特虽然天资不甚过人，但他却非常勤奋好学。比尔比他虽然要聪明一些，但却非常懒惰。比尔的妻子是他的表妹，赫伯特想娶的一名女子，受到家庭的反对。两兄弟的共同点是嗜酒如命，所以都去世较早，五十岁左右就不在了，在奥托降世之前，俾斯麦夫人的家里未曾有过天才的人，在门肯氏里，只有奥托的外祖父是位有名望的人，但自从奥托·冯·俾斯麦发挥出他的天才能力以后，这种复合型的性格在他的子女身上很少得以体现，他们更多地表现出父亲的暴躁，却没有他们母亲隐忍克己的美德。
他的儿女们非常顺从他的意志，从不敢把聪明伶俐又美貌异常的朋友带到家里，但有一次，他的长子却犯了这个禁区，与他的父亲发生了激烈冲突，差点大闹起来，但最终以儿子的退却与失败告终。在政治生活中，俾斯麦与保守党的分歧与冲突早已成过眼云烟，但俾斯麦心里仍有一些阴影。在公元１８７０年间，赫伯特与卡罗列王妃暗通私情，她便把她的丈夫冷落起来，她想离婚以后嫁给赫伯特，成为俾斯麦的儿媳，为此她愿意改信耶稣教。她貌美异常并且又有很高的家世（伊丽莎白是哈茨菲尔·特拉汉堡王之女），离婚对她而言也并非不可理解。而赫伯特也已经事业上有成就，被他父亲培养、提携到已经可以世袭爵位的地位了，舆论以为他父亲是不会反对这件事的。
但是伊丽莎白有两个姐妹，一个嫁给了军界的罗伊，一个嫁给了施莱尼茨，施莱尼茨是内务府的总管，这两位都是反俾斯麦派的头领人物。施莱尼茨多年都是皇后奥古斯塔的心腹，罗伊司令是一位贵族的兄弟。这个贵族是诋毁俾斯麦所有人中的带头人，俾斯麦怎么能容忍这两个人与赫伯特结成连襟呢？如果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就要请这两家人参加婚宴，或许以后赫伯特有了儿女之后，还要请他们参加孩子的命名大礼，难道要他们的家族同他所最痛恨的两个家庭来做亲戚吗？这些势利小人在这里诬蔑诋毁俾斯麦家族的名誉，把明枪暗箭一齐射向这位当朝宰相，诬蔑诋毁在这里满天飞，妒忌在这里孕育，这难保不是一个潜藏在婚姻下的阴谋。他心中疑虑重重，顾忌颇多，所以最后决心干脆不同意这门婚事。
此时那位王妃为了与赫伯特的婚事已经开始办理离婚，报纸上也吵得沸沸扬扬，为此事她差点与家人闹翻天。她是位爱幻想性情浪漫而又感情热烈的女人，她宫廷里的亲戚们都劝说她不要这样做，可她哪里听得进去。后来她就在维也纳租了一套别墅躲起来。如果我们把她写给赫伯特的信和赫伯特写给她的信相比较的话，我们就能看出她是被预计的情况牵制，而赫伯特却是为情所困，或许她的感情是真挚的，但爱情的力量抵不上畏惧的心理。相比之下，他更害怕与敬重他那位强有力的父亲。
当王妃离婚的消息已经公开之后，赫伯特在给攸连堡的信中写道：“五月初我将前往维也纳，看我们的婚事究竟是否可以如期举行，以及我们能否被社会所容立足……我这次回来将向我父亲做最后的努力，这件事对我生死攸关，但只怕前途是吉凶难测，我预感恐怕与王妃难有金玉之缘。”
两天后他又写道：“父亲满眼含泪地对我表示，如果我与王妃结婚，他已打定主意绝不苟活人世，他说他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他对我期望值很高，他为我不断地争取机会，他从我不断的进取中得到了不少的安慰。但如果我自己不珍惜自己的前途，那他感觉一切都完了，他曾经对三四个人说过类似的话，或许他的情况更糟糕，有两个医生告诉我母亲的情况很危险……说感情上大的波动会对她造成非常不利的打击！再说可怜的王妃吧，她的病刚有一点点起色，情况也非常之孤寂凄然，她本想我们的婚事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我告诉她婚事失败了，她肯定会受不了打击大病一场的……就我而言，如果我不堪重负自尽的话，那将置王妃于更为不利的境地，也会使我的亲人朋友陷入更深的病苦。”
第4卷儿子的婚事（2）
又过了两天，他又写信说：“父亲说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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