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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的情人别见面-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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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舅舅对他和冯彩云的恶战只字未提，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了。一个人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其他的一切，就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隔着玻璃窗，望着像大虾一样佝偻在沙发上熟睡的舅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不知道是怜悯，还是敬佩。但舅舅的谈话并不能打消我弃医改行的念头，我还是想换个工作，换个活法。
我神经脆弱、情绪飘忽，我向往自由、散漫的生活，所有这些都注定了我不适合医生这个严谨、刻板而责任重大的职业。并且，我也实在没勇气像舅舅那样，让自己的一生，每天都去面对生命的求助。
第一部分爱情周期有多长（1）
“倒霉蛋酒吧”是我和八堆常去的地方。
八堆是我们医院司机班班长，一直戏称自己是混在文明人堆里的一块杂质，这家伙整天吊儿郎当，骂骂咧咧，骂天骂地，骂别人也骂自己，一副十足的流氓无产者派头。八堆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绰号，他还逢人就解释说：“‘八堆’者，狗揽八堆屎之意，你把它理解成多才多艺也成，理解成搅屎棍一根也成，理解成巴顿的中国译音也成，总之，你看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自从有了这个雅号，他的真名袁啸就几乎被人遗忘了。
公众眼里八堆是个粗人，可我总觉得他的行径有那么几分魏晋之风。别看他文化水平不高，戴六十八公分帽子的大脑袋里，要什么有什么，就像一本庞杂的电子图书，装满了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军事、文学以及世态炎凉、人情世故，虽然都是半瓶子醋，但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我尤其佩服他那双总是睡意惺忪的小眼睛，能一眼把人看得入木三分，透了又透。
我从八堆那儿学到了好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学会了用辛辣的语言自嘲，学会了没心没肺、想吃就吃，也学会了三瓶四瓶不醉。跟他来往多了，有时说话也会加上点作料。有一回我在我妈面前，一不留神迸出一句国骂，把我妈吓得瞠目结舌。
总之，我和八堆不是一类人，可我们偏偏成了铁哥们儿，八堆为人真诚又仗义，和他在一块儿特别快乐。
和其他的酒吧相比，倒霉蛋酒吧里的气氛和消费标准都更平民化一点。按理说，如今的人一个赛着一个的迷信，连汽车牌子、电话号码都非得选八八八、六六六不可，这个酒吧起了这么个晦气的名字，应该没人光顾才对，可恰恰相反，这里从一开张就红火得不得了。
八堆对这个反常现象的分析是：第一，喜欢标新立异的人比迷信的人多。第二，走背字的人比走好运的人多。无产阶级向来是最唯物的革命者，敢于面对一无所有的现实。
我们来到倒霉蛋酒吧的时候，这里早已高朋满座。灯火辉煌的厅里，随处点缀了不少煤油灯、汽灯，还有好些白萝卜一样的大蜡烛排列在没有油漆的木条案上。地面铺的是青条石，座位有挺现代的包厢式的火车座，也有石桌、石凳以及仿旧的破桌子、太师椅。专门有一个角落设有农村的大土炕、小炕桌，炕桌上放着蓝花粗瓷碗。炕上，冬天铺狗皮褥子，夏天铺竹凉席，炕边的窗户是木框的，糊着窗户纸，上面还特意捅了几个窟窿。总之，没有规矩自成方圆。
曾经有一个搞装修的行家批评这里的布局不伦不类，没有统一的风格。老板赵彩旺听了一点都不起火，慢条斯理地说：“先生，规矩本来就是人定的，想变就变了，看现在的足球没有？都变成全攻全守了，看现代的战争没有？早就没有前方后方了。您看我这儿不顺眼？没关系，您常来，看着看着就习惯了，说不定哪天，您还想拿我这儿做个样板间哪！哈哈！”
我们找了个空座儿，八堆向来只喝扎啤，我要了一杯薄荷宾治。
酒吧里没有禁止吸烟的牌子，永远是一片烟气腾腾。服务生在人群里穿梭，笑声和说话声盖住了电视里播放的音乐。
“嗯，哥们儿，检查写得怎么样了？”八堆举着酒杯问我。
我苦笑。
“听哥哥一句话，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赶紧给他们写一篇深刻点的，把事情应付过去得了，别较劲。”
我哼了一声，对八堆说：“给我一支烟！”
八堆瞪了我一眼：“不行，抽烟有害健康，不能惯你这臭毛病！”说着话，他自己点起了一支，眯起眼睛，吞云吐雾。
“听说医院还答应赔偿那家伙三千块钱精神损失费，我的精神损失比他大多了，谁管？”
“嘿，别那么激动，依我看，这件事里头最合算的就是你了。”
“我合算？”
“是呀，医院出钱你练拳，省得你把恶气憋在心里得癌症，这么便宜的事，上哪儿去找哇？”
八堆又在开玩笑，我知道他这么说也是为了给我解心宽。
“哼，咱们医院的领导也昏了头，不问是非对错，就知道一个劲地给人家点头哈腰。”
“哎，不是人家昏了头，那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想想，真闹腾起来，他们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吗？”
“有那么严重？”
“你是个聪明人，可要是傻起来，比卖菜的老娘儿们还缺心眼。你想想，院长四年一换届，今年正好赶在坎儿上，人家这是花钱买平安，和为贵嘛。你小子觉悟也太低了，净在关键时刻给领导同志找麻烦！”
八堆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口啤酒，又清了清嗓子说：“你丫也得长点脑子，别总是一根筋，比方说开药的事，他要什么，咱就开什么，要多少，咱就开多少。只要不是跟你要成箱子的杜冷丁，你怕什么？”
“那还要大夫干吗？医院改成药铺多省心？”
“你看看人家内科的小高，每天大笔一挥，开药都开疯了，甭管是感冒、鼻炎，还是口疮、脚气、神经衰弱，一律七八盒子的抗生素，到月初，总能从药商那儿提成千八百的。你可倒好，因为不给病人开药，闹得大打出手！这年头，听人劝，吃饱饭，别再一天到晚玩清高。”八堆说得振振有词。
第一部分爱情周期有多长（2）
“我一点都不清高，我也知道钱是个好东西。但做人总得有点最起码的良心。比如说你妈，一月五百块钱退休工资，看病要自付百分之二十的医药费，又没有一个能挣大钱的儿子，买双新鞋都得从牙缝里扣，要是连这样的人都敢算计，真他妈的比杀人越货还残忍！”
八堆端着酒杯愣愣地看我。
“这差事我早就不想干了，我想好了，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就去当土匪，杀富济贫，总比趁人之危，刮人家的活命钱干净点。”
一直口若悬河的八堆闭了嘴，过了好一阵子才叹着气说：“冲你这番话，哥哥我这辈子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老板赵彩旺亲自端了个果盘走了过来，满面春风地说：“二位这么多天没露面，上哪儿发财去了？”说着放下果盘，坐在八堆的旁边。
实际上，倒霉蛋酒吧红火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赵彩旺这个老板特别有人情味儿。对所有的客人，一概笑脸相迎。送个果盘、送盘点心是很经常的事，不在乎东西值多少钱，总让人觉着人家拿你当朋友，宾至如归。
“最近生意不错呀！赵老板！”八堆说。
“马马虎虎，马马虎虎。比起去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出线的时候，差远了。”赵老板说。
“那倒是，对了，这台大背投还是那时候添置的。不过等着瞧吧，只要美国一打伊拉克，这儿马上就得爆满。”
“可别价，我宁愿关张，也不盼着打仗，一打仗，得死多少人哪！”
八堆笑着说：“瞧，咱们北京的爷们儿就是觉悟高，我要是联合国高级官员，非给赵老板发个维护世界和平大奖不可。”
赵老板笑着摆了摆手：“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嗯，说点正格的，您那档子大事办得怎么样了？”
我知道赵老板问的是什么事，八堆近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找个媳妇”。
八堆嘿嘿地傻笑，我替他回答说：“出师告捷！先后见了八个。”
赵老板说：“哟。哥们儿行呀！一口气见了八个，走桃花运啦，不过您可得悠着点。”说着哈哈大笑。
八堆三十五岁还没结婚，好多人都猜疑这家伙生理上有毛病，只有我知道八堆独身的苦衷。
八堆从小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棉纺厂的工人。十多年前，他父亲在厂里一次火灾中，为救火因公牺牲。如今八堆的母亲已经退了休，母子俩相依为命。
这些年里，也有过几个犯糊涂的小妞儿看上过八堆，可一瞧他们家那间小黑屋，就全都打了退堂鼓。后来，八堆还和一个做皮鞋生意的温州女人交往过，那女人离了婚，带个孩子，还比八堆大六七岁，两个人热火朝天地爱了一场，可最后还是吹了。八堆说：“那娘儿们样样都好，就是忒牛，总想骑着男人脖子拉屎，把男人修理得像个老娘儿们。这还好说，最可恨的是她黑眼白眼看不上我妈。那哪成啊，要女人一抓一把，妈却只有一个。”
我原以为八堆这辈子注定要独身了，可打去年“十一”起，八堆好像一下子底气十足，精神抖擞，乱蓬蓬的头发也像模像样地理成了板寸。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还去一家婚姻介绍所，写了一份自我推销的广告词，除了“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未婚，无经济负担”之外，还特别注明“有两居室住房”。
八堆向我解释说，他这么写绝非骗人，只不过现在那房子还在图纸上。他们家的小平房最迟半年之内就要拆迁，拆迁之后，怎么着也能拿到一套两居室，搞对象也不是三五天就能谈成的事，所以先这么写上，也没什么不可以，这叫小康、爱情同步发展。
一套拆迁的两居室就能让八堆信心倍增，这让我充分理解了“经济是基础”一说在生存中的重大意义。
“嗯，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都见了八个了，硬是没露一点口风？为什么不带到这儿来，让大伙儿给您参谋参谋？”赵老板饶有兴致地说。
“说来惭愧，大多数的女的见了我，没说三句话就掉头，没戏了。”八堆故意摇头叹气。
“别灰心，有一句广告词说得好，总有一款适合你。”赵老板也煞有介事地劝解。
“您不用替他操心，他早就锁定目标了！”我揭了八堆的老底。
“噢？有了？漂亮不漂亮？什么时候结婚，可别忘了请我去喝杯喜酒！”
“这岁数的人找对象，比年轻人简单，漂亮不漂亮都没关系，心眼好，身体好，谁也不嫌弃谁就算行了。这就叫瘸驴配破磨，咱们走着瞧。”说完，八堆大着舌头唱了两句流行的粤语歌，什么交出交出真心的爱，什么潇洒潇洒跟你飞，五音不全的大嗓门把旁边座位上的客人都逗笑了。
第一部分爱情周期有多长（3）
酒吧里灯光幽暗的一角，坐着一个瘦削的白发老人，一杯酒，一支烟，一副独坐、独思、独酌的模样，营造着一种喧嚣中的寂静。隔着烟雾，我认出了他是我中学的语文老师郑先生，一个在我人生成长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人曾经让我爱恨交织。
有句名言“人生关要处只有几步”。和这句话相比，我更喜欢另一位建筑大师的话——“魔鬼在细节”。的确，人生重大的转折，有时竟是发生在不经意的细节之中。
郑先生是我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在头一次给我们班训话的时候，就非常郑重地声明，希望大家称他先生而不是叫老师。后来我们才听说，郑先生原来是大学教授，因为出身不好，文革中调到了这所中学。而文革前的大学里，一般是管老师称作先生。
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绝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常常让老师和我母亲伤透脑筋。那时我的学习成绩马马虎虎，不落后也不争上游，还经常做出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比如在马路上滑滑板，被交通警扣留，比如踢足球砸破居民楼的窗户玻璃，比如整夜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小说，却不做数学作业，比如上课时给那位头发稀疏的地理老师画漫画。但值得自豪的是，我“博览群书”，作文成绩永远是年级第一。
那年期末，郑先生布置了一篇题为“等我长大了”的作文。我开篇就来了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接着，口若悬河地声称要驾神马，驭东风，周游世界，搜集中国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文物，让它们回归故里。还要偷来达芬奇的画笔，盗走贝肯鲍尔的金靴，重金收买普希金用于爱情决斗的手枪。还说要在一百零三岁的时候，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长寿老人。
一连好多天，我都在为自己才华横溢、妙笔生花的作品沾沾自喜。后来，这篇作文果然被作为典型范例在课堂上宣读，但郑先生的结语是：“颜澍！你的作文构思奇巧，与众不同，但却华而不实！而且通篇都是白日梦，不着边际，难道你的理想就是想入非非、游手好闲地过一辈子吗？”郑先生的一席话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那笑声有如晴天霹雳，把我炸得灰飞烟灭。
母亲为这件事气得要死，认定我是一个没脑子、没出息、成不了大器的朽木之株。从那之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我上人生理想教育课，反复强调，人不能总想着脱离地球吸引力，飘飘忽忽，要学会双脚落地，踏踏实实地走路，踏踏实实地做人。她还整天拿外祖父和舅舅颜卓文打比方，说外祖父从五岁的时候就说他要学外科，舅舅从小学四年级起，就确定要子承父业，做个出色的好医生。
铺天盖地的谆谆教导，终于挽救了误入歧途的我。一个暑假过后，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从此学习努力，循规蹈矩，而且变得性格内向、近乎孤僻。
我一直认定，我人生的转折和性格的改变，都源于这篇作文。许多年之后我偶然读了一篇有关建筑学的文章，其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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