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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之道:成为领导者的9种性格-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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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设定的标准。其次,领导力还意味着拥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为自己认定的方案而抗争的勇气。
第四部分第9章 领导就是第一影响力(2)
在美国空军的发展史上,有几个关键的领导者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是:空军上将亨利•;阿诺德;空军第一任参谋长卡尔•;斯帕茨;戴维•;琼斯,1974~1978年任空军参谋长,1978~1982年任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了发展保卫空中力量,这些人甘愿无私奉献。在个人利益与空军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都以空军的利益为重,而不顾这一选择对自己前途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空军的发展上,阿诺德和斯帕茨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比利•;米切尔对空军领导艺术的无私奉献,美国空军的发展历史就是不完整的。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并没有独立编制的空军,有限的一点儿空中力量也隶属于海陆军。
1925年7月5日,一个意外事件成为建立独立的美国空军的转折点。1925年7月1日和3日,美国海军接连出了两起飞行事故。7月1日,约翰•;罗杰斯和其他四位机组成员在从旧金山到火奴鲁鲁的飞行中在太平洋上空失踪。舆论普遍认为飞机失事是因为逆风飞行,燃油不够。7月3日,失踪的罗杰斯和其他机组成员还没找到,“圣南多”号飞艇又遇上风暴,指挥官和14位成员全部罹难。有消息称,飞艇指挥官本来因天气不良拒绝飞行,但被迫执行命令。使事态更糟的是,海军部长对死难者漠不关心,宣称这两起事故恰好证明美国不会受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这些麻木不仁的话激怒了空中力量的倡导者和死难者的家属。
当时,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执行任务,他在第二天就上了电台,称罗杰斯和他的机组成员为“烈士”。7月5日,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了多年来他与他的上司之间的分歧。他指责说这些“令人震惊的事故……完全是无能、罪恶的无知和战争部与海军部对国防近乎背叛式的管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的声明震惊了整个国家,但他敢于迎接闪电的轰击。陆军不可能让他轻松过关,因为这件事对陆军士气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米切尔的这一“犯上”举动,将使他面临被告上军事法庭的危险。他的指责过于严厉,有关人士没法假装什么也没听见。支持米切尔的辩护者提出,军事法庭是参谋部长期以来对米切尔进行迫害所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在把米切尔送上军事法庭之前的几年里,米切尔一直被警告,如果他不停止建立空军的努力,就会被逐出现役。
米切尔此举意在迫使国会进行深入调查,以便使他一直在进行的用进步的和富有远见的政策来取代陈腐的现行政策的战斗中赢得理解和支持。米切尔公然提出,这些事故是由于军事航空业掌握在位高权重的“蠢货们”的手里,这些笨蛋“对飞行一无所知”,把飞行员当做愚蠢和错误选择时机的一场冒险的“人质”。
按照程序,军事法庭将会给米切尔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提出的指控是合理和有根据的,否则他将被逐出现役。在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他只能依靠既定的法律程序要求官方证人出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各种矛盾摆到桌面上。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决定起诉米切尔上校,罪名是危害秩序和部队纪律,违抗命令,公然蔑视上级。
整个国家都在关注这件事。争议的焦点是:(1)是否应组建统一的空中部队,亦即一支独立的空军;(2)陆军和海军的保守势力是否妨碍了航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3)在晋升和薪金方面是否存在对陆军航空军官的歧视;(4)空中力量对陆战和海战有多重要,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辩护中米切尔指出:“在陆军里,我们没有空中力量,什么也没有,没有物资(指飞机和装备),没有人员(指飞行员、观测员、射手、机械师),也没有行动(指使用航空力量的方法)……我们的飞机在烂掉,它们很危险,不能完成现代空中力量的任何任务。”
米切尔试图让公众相信,问题出在“空中事务由陆军和海军掌管,由那些不懂飞行的军官在处理、管理和控制。他们对飞行近于无知,却武断地认为空中力量只不过是他们当前活动的一个辅助性的东西,而不是国家军事机器的一个主要力量。他们关于空中事务的证词几乎一钱不值……发展空中力量的声音在被听到之前就被压制了”。
米切尔接着将矛头指向美国陆军招募和训练机械师的体制。他认为“这个体制简直糟透了,陆军在用飞行员的生命来训练机械师”。米切尔还有预见性地提出,不仅要建立独立的空军,而且要将战争部和海军部重组为国防部,陆、海、空军都将是统一的国防部的下属机构。
米切尔的攻击引起了复杂的反应。某些不拥护米切尔空中战略构想的军官对他指责上级无能、无知和叛国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相信上级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内心都希望美国的安全尽可能获得最好的保障。
新闻评论就不只是不友好了。《纽约时报》评论员尖刻地指出:“米切尔上校不过是想出名,他认为自己应该出名,甚至还抱有幻想,错误地认为这样做会为他增添光彩,会赢得那些通情达理的人们的敬意。”评论员文章还指出,他的话将破坏他曾经拥有的尊重。
然而,米切尔拥有忠诚的支持者,他们相信米切尔的事业。其中的两个人为米切尔出庭辩护,他们就是后来成为二战时期美国空军最重要的领导者:阿诺德和斯帕茨。
他们两人都受到警告,不得出庭作证,否则将危害他们的前途,但他们对此不予理睬。
1925年,阿诺德为了维护米切尔,充分表现了他的勇气。尽管米切尔肯定会被裁定有罪,此时已是少校的阿诺德还是在军事法庭上勇敢地为这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同仁辩护。在法庭审判中,阿诺德的陈词进一步证实陆军和海军人员向国会提供了错误或虚假的信息。阿诺德指出,他的上级无视当前外军装备飞机的情况和外军把空中力量作为单独军种的最新情况,向国会提供了起误导作用的信息。
军事法庭最终确定米切尔有罪,但阿诺德并不打算放弃“战斗”。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最先试图把战斗继续下去的是赫伯特•;达古少校和我本人。在华盛顿服役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在国会和媒体中间有许多朋友,我们继续到比利(比利•;米切尔)的家里去,也继续到国会山去,不停地写信,坚持战斗。
“案子已不得人心地结束了,传统势力不会允许我们这些小卒继续跳下去。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柯立芝总统本人是主要的原告。我们被召去就是对改变航空部队地位的不正常通信问题做出解释。达古少校遭遣责,被开掉了;我呢,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被流放了。”
导致阿诺德被流放的事件发生在对米切尔进行审判的一年之后。当时报纸上登出了一篇在暗地里广为传播的文章,这篇文章高度赞扬了航空部队却批评了陆军参谋部。艾拉•;埃克上尉说:“陆军总检察官追查出文章是阿诺德写的。他使用了政府的打字机和纸张,被指控不正当地使用公共财产用于有预谋地针对陆军的犯罪活动。总检察官建议将阿诺德送交军事法庭。在帕特里克将军的斡旋下,阿诺德被解除了航空部队参谋的职务,被赶出华盛顿,沦落到堪萨斯瑞利堡担任一个航空小队的指挥官,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
流放到瑞利堡本该意味着阿诺德的前程就此完了,尤其是他还继续暗中为米切尔的主张进行游说。他从1920年到1931年一直是少校。为此他虽感泄气,但仍拒绝了好几个报酬丰厚的民航职位,因为他不想在遭到责难时离开。在米切尔受审之前,阿诺德就已经在组建后来的泛美航空公司的核心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并且拒绝了担任这个新航空公司总裁的机会。
第四部分第9章 领导就是第一影响力(3)
除了阿诺德外,另外一个在比利•;米切尔的军事法庭审判中出庭作证的军官是卡尔•;斯帕茨。1925年6月18日,他接到命令赴华盛顿特区任空中参谋长办公室副主任,这对他的个人发展和前途来说是一个重要岗位。在来到华盛顿6个月后,他卷入了比利•;米切尔为空中力量的斗争。斯帕茨决定出庭作证,尽管上司警告他说这么做可能会对他的职位造成危害。
辩护律师问斯帕茨:“你愿意告诉法庭目前航空部队的装备情况吗?”
斯帕茨回答说:“航空部队的装备情况非常糟糕,糟糕到我们已不清楚是否能继续飞行的地步……航空部队的大部分装备都已陈旧不堪、荒废无用。”
在证词中,斯帕茨还被问询:“目前有多大比例的飞机可以执行作战飞行任务?”
他回答说:“没有一架飞机能执行作战飞行任务。不过我还是宁愿驾着这些飞机去打仗。这些飞机列装时间差不多都有3年了,维修保养非常困难。相当一部分飞机在大修过后又重新装备到部队。”斯帕茨估计,航空部队飞机短缺数量约在355架。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人员是否够用。斯帕茨说本土战术部队欠军官660名,驻夏威夷部队欠85名,驻菲律宾部队欠55名,驻巴拿马部队欠54名。
米切尔审判团的行事风格是咄咄逼人、穷追不舍。问询斯帕茨的律师提出了要害问题:“陆军参谋部的军官是否经过训练或有经验地制定军事航空的原则?”最初他们不允许斯帕茨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会对高层机关构成挑衅。在经过了强烈的反对和长时间的辩论后,斯帕茨获准继续回答这一问题。他说:“除了M•;F•;哈曼少校和C•;G•;勃兰特少校,参谋部的其他人员都没有航空飞行经验,但仍然负责指挥航空部队的战术单位。”
对米切尔的审判使航空兵分裂成了两派:为米切尔辩护的一派和反对的一派。前一派人起初吃了苦头,但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终于占了上风。这次审判使阿诺德在政治上成熟了起来。他意识到米切尔建立独立空军的主张在军队、公众和国会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于是他集中精力在各个层次上广交朋友,以便获得这种支持,并终于在1947年帮助美国建立了独立的空军。
在回忆起这些建军元勋的功绩时,《跨越苍穹》一书的作者这样评价道:“他们岂止是飞行员,他们是为了战争与和平而创造出来的卓越新事物——空军的教父。”
幕后亦是真英雄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习惯于将所有的公务员分成两大类人:第一类人总是思考自己能为工作做点儿什么,第二类人总是琢磨工作能为自己带来什么。
——亨利•;史汀生
二战中,美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领导人,而马歇尔可以说是一切领导人中的领导人。
在美国的军队传统中,人们普遍认为,有些军官胜任指挥工作,有些军官却只能做参谋工作。战场指挥军官可以获得威望,甚至名垂千古,而参谋军官的工作既没有荣耀,也没有赞赏,有的只是繁琐和枯燥。但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虽然长期担任参谋工作,从未担任过重要的战场指挥官,却获得了极高的军事声誉,被美国人称做20世纪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一位美国军官评论说:“他是一位参谋军官,而且就以这种身份立于最伟大的将领之列。”
在由谁出任盟军最高指挥官这件事上,马歇尔以其高贵的抉择展示了他的领导力的秘密。
1942年初,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达成共识,盟军最高司令由英国将军出任。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美国的部队和物资在盟军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就给华盛顿和丘吉尔带来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如果由英国人出任最高司令,那么罗斯福就得给美国人民一个交待,为什么让外国人来指挥以美军为主组成的部队;反过来,丘吉尔又必须向英国人民讲清楚,为什么要让美国人来指挥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丘吉尔主动提出让美国人来指挥盟军部队,把罗斯福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哪一位美国人能深孚众望,胜任这一职位呢?
盟军最高指挥官这一关键职位对任何一个可能的候选人的职业生涯都有着极大影响。在定下由美国人指挥盟军后的18个月里,罗斯福还是无法确定由谁担任这个职务。在此期间丘吉尔曾多次去电催促早做决定。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热切地问罗斯福“谁指挥霸王行动?”罗斯福回答说尚未决定。斯大林认为马歇尔将军应该出任最高司令,并敦促罗斯福早做决定。
马歇尔的确是盟军最高指挥官的第一人选。1942年7月31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发电称,“如果由马歇尔将军出任即将组建的盟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我们都会同意。”1943年8月10日,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里,战争部长史汀生表达了他在选择D日(诺曼底登陆日)指挥官问题上的立场:“最后,我相信现在已经到了把我们最优秀的军人送往在关键时刻所进行的关键军事行动的指挥岗位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您比林肯总统和威尔逊总统幸运。林肯先生在最终找到那个人选前,不得不付出犯很多错误、遭到巨大失败的代价。威尔逊不得不挑选一个几乎不为美国人民和外军所了解的人,而他却要指挥这支外国部队。而马歇尔将军却已经拥有心胸宽广、手法高明的管理者的极高声望,在一年半以前,英国方面对马歇尔出任这一职位的提议就是明证。我相信马歇尔就是那个人选,他的性格和他的才能可以承担起军事统帅的责任,带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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