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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展望-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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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所形成的基本情感所能容纳的范围以内。这个范围是有弹性的。但是，它的弹性有弹性极限。这一弹性极限也就是一个文化的适应极限（limitofadjustment）。外来文化的冲击如在这一适应极限以内，那末它所带来的文化特征就可被原有文化吸收；如在这一适应极限以外，那末不是引起原有文化抗拒，就是引起它内部的纷乱，甚至文化解体。同为适应极限，邻近离隔的社会与邻近开放的社会也不同。一般说来，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保持不变，邻近孤立的社会之适应极限比较小，而邻近开放的社会之适应极限比较大。例如，美国东北部工商社会的适应极限比西南部农业社会的适应极限较大。一个社会文化里未假思索的反射习惯愈是处于基本地位，则反应愈不易越出原有型模以外。在这种情形之下，特别从合于成规旧制的文化分子甚至对变迁有一种神话式的恐惧。站在这种恐惧背后的，是把古旧的和习见的事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赐与。在这些分子的心目中，有一种感情的光圈围绕前人留下的教言和制度。如果他们懂得历史，那末他们的历史天然是前人这些遗产的记录簿。如果他们懂得哲学，那末他们的哲学天然是替古圣先贤之教提供理由的侍臣。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里就是这种情形。
上列情形里加上家的作用，则血缘结构及其关系即容易滋蔓。在这种文化里，社会联系的组成主要地靠血缘。这样一来，其他非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不是无从发展便是被切断，至少不能发生应有的功能。在传统中国，亲戚六眷一来，现代化的公司行号就开不好，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也形成不了，甚至一本现代化的刊物也办不出。血缘关系是原始的，是利害与共的，也是唯感情主义的。所以，血缘关系在发生它的功能时，常使人只问恩怨，不问是非；常使人只讲情分，不管对错。结果，这类人满脑袋盘算的都是人情方面的亲疏厚薄，满身缠绕的都是人事牵联，一天到晚小心留意的是人际的得失利弊。于是，心灵固蔽，思想停滞，因而新创无由。不独如此，血缘团体、传统的养育方式，大大地影响泡在其中的小孩之性格形成。这么一来，血缘团体及传统的养育方式替成人的思想和行为之合模性及齐一性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我们试看、、、“大老爷型”“大少爷型”“老太太型”“少奶奶型”、等等，“皇帝型”“王爷型”“林黛玉型”便知端底。我们再看宫中的、、“太后型”、“太子型”、“太监型”等等，可思过半。光绪皇帝之所以失败，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可是他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出格而不“合模”则是不可忽视的一端。在血缘结构里，如果有人不从合于其惯例，并且打破其联系，那末简直像剪断了脐带似的。在血缘结构中，对生物逻辑的适应力与生物文化的合模性之要求较之对任何别的社会团体之适应力的要求多得多。在联组社会中，契约关系是主导的关系。公司的契约一旦解除，经理与属员的关系即行终了。可是，在血缘渗透的社会中人际关系不是如此。他一朝做了你的长官，便永远是你的长官。父兄与子弟的关系之阴影在这一场合出现。于是，人的观念活动及情感一辈子被笼套在这个由上而下的架构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心性自然而然就被凝滞住了。被凝滞住了的心性是合模作用的现成园地；虽然后者也巩固（consolidate）前者。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里这种情形像空气般地存在。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七 长老至上（1）
这里所说合模要求，依前所述，是指一个社会与或文化要求其中分子之有意或无意的行为合于成俗，要求其中的制度只是前在制度之复制（duplicate）。就这一意义来说，一切社会与或文化之社化与或涵化以不同的程度有要求合模的倾向。试设想一个情境，在这个情境中，社化与或涵化对合模的要求等于零，这个社会与或文化还能延续下去吗？在实际上，不仅不能延续下去，而且根本会瓦解。所以，社会文化的合模要求是任何社会文化普遍的要求。可是，这里的问题不在合模要求之有无，而在它的程度之多少。任何社会文化必须有合模要求以维持它的存在并作它的发展之所本。但是，合模要求太强，在一方面固然有助于维持社会文化的稳定，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拘束了创造能量、适应力，以及进步的级距。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如前所述，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在广大的基底上是通体社会与文前社会及其文化。这种社会文化的合模要求是大于联组社会与文期社会的。它固然产生了稳定作用，但同时阻碍了变和进步。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要求文化分子在行为、衣着等等方面须“同人样”。如果有“异言异服”的，那末就受到社会一般人讥评，目为“妖精”。在大家之间流行的口语“与众不同”，意含对标新立异者之轻微的抨击。女儿大了得包小脚，母亲不假思索地这样做，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即令被包脚的女儿痛得流眼泪，也不能改变母亲的这种模式行为。在海禁未开以前，女儿的脚一代接着一代地被包下去，几乎没有人对于这一模式提出疑问，也几乎没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只是后来海禁大开，中国文化分子亲眼看见西洋女子的大“洋船脚”，才晓得并非普天之下凡女子都得包小脚。这才慢慢导致“天足运动”。但是，这一运动因不合成俗而引起抗阻。于是，在“还我天足”与“保卫三寸金莲”之间引起拉锯战。这一拉锯战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还我天足”运动才得到决定性的胜利。由此可见合模作用是怎样顽强。
至于制度的合模强度，并不下于成俗。在中国，一个制度的建立，在起头的时候常常是很艰难的。一旦立之既久，就逐渐成俗化而与风俗习惯不能清楚划分，因此要更改也就非常困难。除此以外，中国文化分子又发展出一套反对更改的“理论”，从思想方式之内化来阻挡更改制度。这种“理论”要求中国文化分子在制度的建立上必须遵守“古圣先王之法”。“自我作古”在中国是一句讥讽人的话。在思想上，中国知识分子自幼通过读四书五经已将思路纳入孔孟“正轨”，别的都被认为是“歧路”。复次，许多人的功名利禄又和既成制度所形成的既存秩序相互依存。于是，合模力之强，除了诉诸激烈的行动或听其自然萎缩以至于消灭以外，简直是牢不可破。自王安石变法到康梁变法之所以失败，一方面的原因在此。最奇妙的情形是，即令存心改变制度的人，也不敢和所要改变的制度正面去碰，而在战术上必须抄到这一制度的后面，利用这个制度来打击这个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康有为要“托古改制”。在康有为以后闹“革命”的许多人利用“自古有之”来赚取一般中国文化分子的信服之例子是很多的。上述成俗、思想和制度之有强烈的合模作用是显然易见的。不仅如此，至少在传统中国，甚至文学与艺术也隐含牢固的合模作用。中国人写字必须临帖。如果临名家之帖而临得逼真，“得其神韵”，或某一笔像某某人的，便受到“内行”赞赏。如果一个人写字别出心裁，自成体势，那末要得到大家赞赏是很难的。作画、填词、作骈文、作律诗，都有严格的格律。如果一个人所作的画、诗或词，合于既成格律，那末便算及了格。如果从他的画里、诗里或词里一个品鉴家看得见前代某某名家的灵魂重现，那末他会受到很高的评价。如果要有创新，那末只许依照原有派别的传统小作出入。出入的幅度大到违离原有派别的传统之核心，便马上受到抨击。在这样“唯古是法”的价值取向驱策之下，文学和艺术的心灵活动大部分被“遵古炮制”的准绳限制住了。这么一来，文学家和艺术家被一只“合模”之手捏住了，他们还能有多少创作自由呢？更还能做多少突破现状和独创格律的非常举动呢？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传统中国文化里从来没有这种出格的天才。有的。但是，这种人很少得到社会的鼓励并提供他发展的机会。这种人物在中国文化里常被认为是“行不由径”的怪物。大家认为他并无大害时，便听其自生自灭。从前中国人写墓志铭也有一定的公式。不管那位死人合与不合，只按他的社会地位套上公式再刻石了事。所以，写墓志铭的人大抵不问被写的人生前的事迹怎样，总是照例把他心中原有的公式搬在纸上，说什么“事父至孝”，说什么“乡党称贤”，说什么“乐善好施”，种种等等。在抗日战争前后，我从华中走到华北，从华北走到华东，从华东走到华西，看见所有的房屋建筑形式，除了洋屋以外，都是相同的，衣着的式样也全是相同的。一个社会文化的合模作用这样普遍，难怪退返容易进步难！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七 长老至上（2）
早在纪元前三四七年以前，柏拉图用肯定的语态说：“无疑，老人必须统治较年轻的人。”＇34＇又说：“老人须赋予管理和惩罚较年轻的人之义务。”＇35＇我不知道柏拉图知不知道他在中国有许多“忠实同志”。柏拉图之所希望于老人的，在中国早已嵌入社会结构里面，并且已经形成一个深厚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文化里，长老享有特殊的地位、权利和尊敬。老人是父亲意像（father…image）之活生生的发祥地。而父亲意像又回过头来营养、加强、扩大和巩固老人的地位和权利。老人的特殊地位并非只限于血缘亲族之间。由老人作基底所形成的父亲意像，好像空气似的，几乎扩散到所有的生活圈子（spheresoflife）以内。在学术范围里，老师与长老是同位格，学生与弟子是同位格。皇帝是天下之“大父”。如前所述，县官是“民之父母”，因此叫做“县太爷”。甚至在生意场中，年高而且又“吃得开”的人，很容易赋予父亲意像。比如，天津商场中有“林三爷”。武林中技术的传授论辈分。“师祖”、“叔祖”、“师父”、“师叔”、“师兄”、“师弟”，等等层级，必须分得清清楚楚。他是你的“师父”，便像永远是你的父亲一样，永远是你的“师父”。即使你的武艺超出他十倍，也不能改变这种地位上层级的差别。至少在制度上，不同层级的地位所享受到的声威也相应的不同。即令一个人“贵为天子”，也得让“太上皇”或“太上后”三分。＇36＇声威高下的比较和成就大小的比较只限于“同辈”之间。无论在实际上怎样，长一辈的羞与晚一辈的比较，晚一辈的也不敢“妄想”和长一辈的比较。这种念头，代代相传，内化地凝固起来而不自觉地被塑成一种认知模式。于是，人们总认为师父一定比徒弟功夫高，先生一定比学生学问好。而师父之上还有，“太老师”“太老师”之上有“太太老师”。这样一直追向源头，我们必须说只有盘古氏最好。老人的晚境既然这么好，只要熬到长老的地位便受到风俗习惯的如许优待，所以年青人常常等着“熬老资格”。资格不够老，老资格压在上面，年青人努力也常常是白费。那末，等着好了，资格等老了，自然会升进“老资格”的特等包厢。人生“熬”到那个境界，便一切轻松了。
长老在中国社会文化里处于这样优越的地位并非完全是长老们为自我打算而造成的。长老在中国社会文化里处于这样优越的地位，一部分是由于在中国的通体与文前社会里长老有其功能。当然，血缘构成长老地位之几乎牢不可破的生物逻辑的基础。如前所述，中国的通体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础石的。
血缘关系对于长老来执行的社会控制特别有利。这样的社会控制不一定须要出之以正式的形式、确定的命令，或明言的禁止，而是常寓之于教导、劝诱、奖励、赞扬、贬抑、抨击甚至间接的品评。因此，长老透过这些方式常即能收社会控制之效。例如，“某某孩子真是懂事”、“我家的老三很孝顺”、“他家的媳妇很体贴，全家老少都合得来”，或者，“咳！那家祖宗无德，怎么出那个败家子”、“隔壁王家的媳妇金枝把她一家的丑丢尽了，她还好意思抛头露面，在外边摇来摆去”，等等。因为社会控制来得直接、亲切，遍及生活的重要层界，深入人心，且又使被控制者觉得自然，亦若出于自己固有的良心，所以常能收到切实的功效。因为传统中国的社会控制常能收到实效，所以一般人发生纠纷宁愿诉诸长老或乡绅来排解，而不愿诉诸法律以至在公堂相见。传统中国的一般文化分子视诉讼为不讲情面的事，大家对于爱“打官司”的人多存“敬而远之”的态度，至于“讼棍”则是一个骂人的头衔。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八 地位与声威要求（1）
然而，血缘关系大非十全的结构。中国的血缘关系，在关系网络以内固然常能发挥强固的团结作用，可是对于关系网络以外的人则天然地发生隔离作用。在关系网络以内的人叫做“自己人”、“咱们一家人”，在关系网络以外的人叫做“他们”、“外面的人”。以这一划分作底子，于是有所谓“圈子里的人”和“圈子外的人”之分。圈子里的人则各拥其“长老”。这种划分至今余痕犹在。不仅余痕犹在，而且因恐惧之增加而有回光返照之势。
在文前社会，祖传“不成文法”乃社会行为的规范。大家要依照祖传规范行事只得靠肉口相传。肉口相传成为文前社会的知识和智慧的重要来源。老人天然是这一来源的提供人物。人愈老则所能提供的来源愈多，所以人越老越好。如果一个人曾经历人生的许多危难，有了许多阅历，遭受过许多挫折，并且活的岁月长到足以吸收比他年长一两辈的人之经验，那末他本身就是文前的文化之具体的化身。这也就是说，他就是文前社会里的一个字典、一本历书、一个历史家、一个应付危难的舵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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