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展望-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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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睦瘛２煌�的伦级所收到的礼相当地不同。在这种场合，伦人的尊严方始显现，伦人的伦位方始得到确认，伦人的声威要求方始得到预期中的满足。然而，孔制崩解了。礼被一群一群“反礼教”的“新青年”扫掉了。年青人见了长辈的人翻翻白眼就路人般的过去了。这种情形使在伦级上的伦人受到挫折。所处伦级愈高的人受到的挫折愈重。挫折产生侵略。一群遭受挫折的人蜗聚在一块，其侵略性往往倍增，所需满足的声威要求愈渴。现在一般中国文化分子的声威要求之炽烈，已经到达出人意表的程度。

　　　　我们在前面说过，孔制是一森多门。这一森多门的特点是具有浓密而又强厚的规范性。它不仅规范人的行为，也规范人的思想。自从汉代罢黜百家一尊孔孟以来，除了几个插曲以外，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少不在孔制“正统”牢笼之下。中国文化既以“法古”为价值取向，于是学人士子谈道论事动辄援引远古权威。在远古权威之中最显著的就是“诗云”、“子曰”。这种办法，从董仲舒开始，经历代官司提倡，已经牢不可破地制度化了。自汉代以后，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血流满地的朝代变更，这一制度却代代一脉相承地传衍下来。于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么长久的“历史文化”中，绝大多数只为延续那“圣教”而存在。他们没有正式而且大规模地被教导着主动而且又独自地运用自己的智能来认知这个大家置身其中的经验世界。他们又从来没有在一个制度的培养和鼓励之下离开“先王之法”来自动创造方法以解决人生和社会的实际问题。实实在在，他们倒是长期被熏陶着把自己的大脑交出来，让古人作主，依照古人的遗教来认知这个世界。实实在在，中国的“古圣先贤”在基本上是些“人事专家”。他们对于认知这个经验世界即令不是毫无兴趣，他们的兴趣也是少得可怜。于是，那大批的知识分子在“古圣先贤”的笼罩和提厮之下，对于认知这个经验世界的兴趣也跟着少得可怜。像明末顾祖禹这样的知识分子，真可说是凤毛麟角了。至于解决实际的问题，也必须在古法和成规里去想办法。救灾是如此，治河是如此，“剿匪”也是如此，写文章之类的事也是如此。像李鸿章的那若干人在办理“夷务”时稍能针对现况，只好说是大震荡和大痛苦中逼出来的些许异数。总括起来说，自汉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或突破成规的奇才以外，一般都是被古祖牵着手走路的孩子。离开了古祖，他们很少会自己走路的。中国“明经取士”的考试制度是考选孩子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选拔出来的孩子大都是很乖的。然而，孔制崩解了，他们骤然失却了依凭。中国没有足够的机会像欧洲那样从事文艺复兴。中国没有认知经验世界的真正科学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主要地被导向情绪的思想与作价值判断的规范思想，而绝少作逻辑思考。失去了依凭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茫茫人海里，不知“茫茫欲何之”。于是“徬徨”，于是“呐喊”，于是“幻灭”。

　　　　虽然，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前提上必须唯道统是遵，在行为模式上必须唯古制是赖，可是他们在传统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四民之首”。站在“四民之首”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对国家有传统的道德责任感。他们觉得“吾侪不出，予苍生何”！这种意识在国难临头时一经翻译就是“救国救民”。“救国救民”的意识碰到时髦的史观，就形变而为“完成历史使命”。这些观念在他们的心里发酵，又变成推动时代的动力。可是，作为一个群集来看，他们认不清所处的时代环境，他们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实际的问题。他们凭什么来“领导时代”呢？正在这个关头，西方文化大量入侵，欧风美雨东渐。于这一情势之下，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新奇的学说思想被介绍到中国知识界。面对这些新奇洋货，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怎样选择呢？在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并非透过客观的认知和逻辑的思考来决定取舍。这类工作是认知之学有基础而且不喜欢热闹的学人所从事的长期工作。恰恰相反，他们是被好奇、希冀、兴奋、幻想，以及深藏内心的由受挫折而产生的渴望之情所推动来看西方学说思想的。于是，像初到糖果店的孩子一样，看见外来的东西就嚷着要买。这种求知的锐气是可钦佩的，但却嫌缺乏健全的选择力。同时，他们原来是孔制翼护的中坚和教化的普及者。孔制崩解了，他们不得不从圣坛上跌下来。这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与声威。恢复既有的地位与声威是一件与生命相联的事。刚好在这种时际，列强的侵凌，令他们饱受刺激。正在这些力量内外交逼的时日，“革命去！”的号召“应运而生”。这真使浮游不安的中国知识分子获得像在沙漠中迷失方向的旅人远远望见绿洲似的解救。

　　　　这些绿洲也许只是海市蜃楼，也许只是幻觉的产物。然而，这要等到走近了才看得清楚！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五章　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　三　本土运动（2）

　　　　如前第三章所说，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叫做本土运动（nativisticmovement）。依林顿所说，本土运动有两种。一种本土运动是向后看的。这种情形是一种返回适应。返回适应是否定一部分新来的文化因素，甚至全盘否定。极端的复古主义者就是后者的例子。这种本土运动的内容是延续性的主位文化崇拜。它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带有排斥客位文化的倾向。于是，当主位文化受到客位文化之动摇时，它可能被激发而成一种极端的保守运动。这种保守运动，一旦与民间的小传统结合，便可具狂热的宗教形式，甚至可以演成暴乱或军事行动。另一种本土运动是向前看的。这种本土运动是吸收式的。它是要把旧的文化因素中之有价值者与所需要的新文化因素作一适当整合。这种本土运动可能作进步的适应。历史告诉我们，在进步的适应下，文化分子可能有不切合实际的企望或主张，但也可能有合理的民族内新运动——例如土耳其，也可能产生文化再建及文艺复兴运动。

　　　　文化的濡化过程如系出之以强制或高压形式，便常为不安的根源。如前当外来文化威压着本土文化时，本土文化可能表面降伏。如果本土文化表面降伏，那末本土文化一定是转入文化的地下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化的表面也许波平如镜，但是文化的下层则颇紧张。这时，不同的文化价值在交战中，不同的观念在冲突中，而且许许多多文化分子的性格及行为模式的调整都发生困难。这就是本土运动酝酿的内在条件。当酝酿达到饱和点时，如果碰到触发事件，本土运动便破土而出。

　　　　本土运动并非正格的革命运动。但是，毫无疑问，本土运动常常是正格的革命运动之现成的原料。革命运动则是本土运动的制成品。在历史中，许多本土运动被消弭掉了；但是，确有一些本土运动因势利导，被组织化，被赋予使命感，被武装训练，被汇聚在一个特定方向，而成为正格的革命运动。在主位文化与客位文化接触并且发生反濡化（countra…acculturation）现象的文化前线地带，例如一八四○年代的广州，难免激起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是本土运动的滋发情境。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具有“反常”意涵，也无一不具企求“内新”的要求。由此可知，中国近几十年的“革命运动”无一不是包含本土运动的实质。我们从领导这些运动的人物之被称作“先知先觉”、“国族救主”等等名词，便可甄别出这些运动的性质。

　　　　我们现在先看看人类学家所说的本土运动在实际上是怎样的事情。这112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本土运动。

　　　　克罗孔说：

　　　　我们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上面所作的推广表示，人类的心理情形，尤其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之下，往往对于所感受的压力大致采取相似的办法来报复。本土运动是晚近人类学家颇为研究的事情。各个本土运动的详细情节由于在各该运动产生以前的文化不同而不同，但是本土运动的型模大致颇为相似。波拿泡特（MarieBonaparte）在一九四七年证明，一九四○年法国陷落时具有本土运动形式和气息的故事在短期内广为流传，以致无法遏止。这个故事是关于在汽车中的尸体之神话的。……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五章　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　三　本土运动（3）

　　　　我们再看奇森所举实例：

　　　　一八六九年，首次被称为跳鬼的仪式在尼法达印第安派乌特部族（NevadaPaiute）里出现，并且扩及西印第安部族。这些部族的人当时系在重大的文化压力之下。这可见于他们的食物来源遭到破坏，白种人开始把他们的土地占用，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产生军事压力，并且把传统文化予以破坏。派乌特部族的“先知”瓦德奇瓦布（Wodziwob）具有宗教的眼光。他预言世界末日降临，驱逐白人出境，死亡的亲属会归来，印第安的失土会恢复，印第安人会归于完整。约一###○年又有跳鬼的事发生。这次跳鬼是另一个派乌特先知名叫乌法加（Wovoka）发动的。这次跳鬼的宗旨和一八六九年的那次很相同。这次跳鬼特别向东部蔓延，经过大平原部族，甚至越过东部某些乌兰滋（Woodlands）部落，然后又有变为地方文化情境之势，并且发展成为别的地方文化仪式之支脉的样子。后来，这次跳鬼又从其发源地改变。所以，我们要研究这次跳鬼的特征便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更后一次发生皮约特（Peyote）教。这个教派从美国西南部展开，经过与前者很相同的地区。这个教派提供一个信仰的新基础。这一个信仰，在传播的过程中，变得极其适合各该地方的特殊情形。这一教派之主要特征是教徒吃从一种有麻醉性的植物上割下来的树片。这种植物吃下去会产生碱性的药物效应，说是可以产生宗教的灵感。关于这些宗教崇拜仪式和它们的动机，在稍后我们要加以比较详细的讨论。

　　　　我们从上面所陈示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本土运动来对照近代中国的本土运动。

　　　　A三元里事件

　　　　当十九世纪中英战争的第一期广州和约商定以后，中国正式军队与英国的正式军队停战。可是，一八四一年五月广东的乡勇与英军冲突，于是发生“三元里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大概英军在战胜之后，纪律未免有欠整肃，淫掠之事，在所难免。再加以民族的仇视，语言的隔阂，和官绅对于义勇的鼓励，华民英兵的冲突自然很易得发生。”

　　　　显然得很，“三元里事件”是一个“官民合办”的“仇英”运动。官绅自己碍难出头时，便鼓动乡勇向前。这个事件固然是英军纪律欠佳激起的，可是背后确含文化冲突的因素。我们且看粤民在六月六日所张《誓灭英逆》的说帖便可明白：

　　　　三元里西村南岸九十余乡众衿耆等，为不共戴天，誓灭英逆事。

　　　　照得向来英夷素不安分，屡犯天朝。昔攻沙角炮台，侵害兵卒。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诛，且示怀柔。彼尚不知感恩，犹复包藏祸心，深入重地，乱施火箭，烧害民房，攻及域池，目无各宪。钦差大臣见城厢内外百姓遭殃，方议息兵安民。该逆夷理亦得些好意，即当俯首速退。胡乃贪得无厌，得寸入尺，纵容兵卒，扰害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淫欲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将义律围困于北门，伯麦斩首于南岸（按伯麦时尚未自印度回粤）。尔等逆党试思，此时此际，若非我府尊为尔解此危，则各逆党何能得首领以下船乎？

　　　　今闻尔出示尚敢辱骂我众，是以奋急成云，定诛妖孽。饱德之义士，襄助口粮。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纠壮士数十万，何英逆之不可剪除？水战陆战之兼能，岂惧夷船坚厚？务必使尔丑类片甲无存，逆船片帆无归而后已。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五章　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　三　本土运动（4）

　　　　示到，议期卜日交战，特示。

　　　　四月十七日（西六月六日）特示英知逆悉。

　　　　——《史料旬刊》第三九期，

　　　　页四三八。

　　　　这篇饶有气概的皇皇文告里，“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是关于经济方面受害的反映；而“淫欲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所表现的则是文化意识的冲突。

　　　　B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与三元里事件有共同的外来因素和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anthropology）的基础。关于义和团运动，就我所知，历史学家没有一个曾作合于事实的认知。他们一提到义和团，都说是“匪”，是“愚民”，是“下流社会分子”。＇14＇一九○○年外国兵用枪杆子打义和团。一九○○年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在用笔杆子打义和团。大家相沿成风，习而不察。这是什么原因呢？基本的原因在中国士大夫们了解人理的传统思想型模方面。这一型模被历史学家未自觉地用来观照史事，自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所谓“捻乱”、“苗乱”、“回乱”，有白莲教。由传统知识分子构成的统治机构，一碰到这类骚动发生，它的反应习惯几乎千篇一律是“理学式”的：认为这都是“乱民”，都是“邪说惑众”，都应该“痛予剿灭”。除了几个杰出的人物以外，很少有人愿意而且能够切实从经验事实上深入地去了解骚乱发生之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因为这须要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之获得远比搬演理学架子困难。影响所及，训致写历史也颇受这种思想型模所笼罩。因此，对义和团运动的了解也是从这套“理学架子”出发的。这怎么看得清楚呢？传统理学式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徒徒供知识分子及统治机构摆正统架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