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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天窗说靓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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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哲”不是“没辙”　　　　
　　　　专事写作之后，我一直用“梅哲”这个名字发表文章，无论是编辑来电话约稿，还是文友们相聚，都是“梅哲梅哲”地叫。几年下来，弄假成真，真名实姓反倒被人遗忘了。　　　　
　　　　词典中关于“没辙”的解释是“没有办法。”当初，我之所以用这笔名，一个是取“没辙”的谐音，口语化，不仅显得幽默，也比真名实姓好记；另外一层意思是我从农村返城后被分配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单位上班，心里非常不乐意可又没有一丁点儿办法，这种情绪一直淤积到十几年后才找到一个比较适宜的方式宣泄出来；最后那个意思是表示自己在经历了各种人生体验之后觉得真是“没有办法”了，只有写作这条路才对心思。　　　　
　　　　把一个笔名弄得这么复杂，是不是有点自恋或故弄玄虚？　　　　
　　　　非也！　　　　
　　　　我不是宿命论者，但走上以写作这样一条路却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对文学的热爱源于少年时代，走进文学青年行列则在“拨乱反正”之初。后来的那些年一直在写，但成果并不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觉得既然搞文学无法改变自己，为了吃饱穿暖，就选择干别的了。　　　　
　　　　掐指数来，我辞职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已12年有余，对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激进行为，当时有一个时髦的名称叫做“下海。”不客气地说，当初的“下海人”绝大多数沦为现在的“自由职业者。”最初的无怨无悔在残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变成了消沉的无奈和一眼望不到边的茫然，值得庆幸的是我不但没有因为到处碰壁而陷入茫然的困境，想改变自己的念头反而在碰壁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人生不外是一堆各式各样的体验，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虽不敢妄称饱经风霜，但各种各样的生活蛮多，到中俄边界跑买卖经商，挂靠在别的公司名下与人合伙干工程，倒腾古旧木器和瓷器，推销化妆品，做广告业务员，干编辑、记者，折腾来折腾去的目的就是想改变自己……　　　　
　　　　那些年，我虽然一个字都没有写，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认识水平清楚地告诉自己一个人的经历就是财富，独特的经历是更大的财富。慢慢地，我觉得既然那几条路自己都无法走顺畅，不如回过头利用自己的文字特长把那些体验写出来。　　　　
　　　　为了做到既要挣钱，又能满足内心需求，我把写作分成三块——　　　　
　　　　第一块写散文、随笔、评论之类的文章，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流行刊物的那种文体对自己造成过深的消极影响。全国各地社会生活类的报刊杂志多达上千种，市场极其广阔。　　　　
　　　　第二块是小说，当初吸引我对文学产生兴趣的正是小说。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烈的我被小说中那些曲折的情节和各样人物所吸引，不仅萌发了自己也要写小说，甚至有过想成为小说家的愿望。但小说的命运在市场经济到来的今天却值得深思和注意。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10000字小说所得的稿酬，在《家庭》只要区区几百字，前者所付出的辛苦却远远高过后者。虽然，我清楚地感受到了虚构文字的无力和衰落，但我还是喜欢写小说，并且希望能在纯文学和通俗小说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我在《通俗小说报》上以“北京当代社会风情”为主旨开办过专栏，其用意就是想在纯文学与商业写作中间找到一条路。另外一个写作理由是小说可以转换成影视作品，影视产品可以促成作家及其作品。　　　　
　　　　第三块为情感类的纪实文章。种种迹象表明，关注情感就是关注现代人在当今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现在的我不是传统观念中的“作家。”拨开计划经济体制下笼罩在“作家”这个职业上的光环，一个不勤奋写作的人怎么可以称为“作家”呢？虽说勤奋与激情必不可少，但敬业却是第一的，只要想一想写作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没理由不好好干。写作对我来说好比司机开车，工人做工，肯定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和不顺心的事情，可我不抱怨，想方设法克服。从企事业单位分离或下岗的人还有政府的“最低生活保证；”自己写出的文章若是没处发表，可就真的连碗都吃不上了。　　　　
　　　　我相信自由是以自律作为保证的。　　　　
　　　　市场经济的到来打破了传统格局，公平性在于不认身份认实力，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很多限制，越来越多的从业者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是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当初，我以“梅哲”之名，将自己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位置上，目的在于激励自己奋发向上。如今，我已不大用“梅哲”，一个是心态较之从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是有人盗用这个名字，给我添了一些麻烦。　　　　
　　　　我从内心深处感激这个时代——给予个人充分的选择与放弃的自由，让我这个在公开场合总是连说话都显得羞涩的人，用笔找到了一种真切表达内心感触的方式，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一开始想把这个集子叫做“闭嘴说话”的原因。　　　　
　　　　

第一辑第1节　世纪之交的新年日记

　　　　2000年1月1日，多云间阴　　　　
　　　　早晨，看窗外灰蒙蒙，没有各路传媒大肆渲染新千年曙光如何灿烂的景象。昨晚，我没有等待新年钟声的敲响就睡觉了。心里盘旋着一缕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估计和自己不太愿意迈进45周岁的门槛有关。不知什么时候，青少年时代盼望自己快些长大的愿望早以被时间飞逝的残酷所取代，尽管还没有对时光流逝产生过度的惶恐，但不安却有了。另外，还有一丝逆反心理在作怪，总觉得日子就是日子，元旦也罢，新年也好，何必人为赋予必然来到的日子某个意义呢？　　　　
　　　　10点钟，我打开电脑开始写作。只要不外出采访或上邮局买信封邮票取稿费，自己的作息时间雷打不动，刻板得要死，连双休日也是如此。有时候，为自己的这种刻板感到惊讶，至于那么紧张吗？但这种刻板实在是一种有意为之，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自从3年前离开单位，悠闲早已成为往事，每天必须要写作。对于一个卖文为生者来说，与单位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固定的工资收入、住房、医疗、各种劳保统统没有了。单位人可以悠哉地享受节假日，因为到时候保证可以领到工资；而自己没有任何保障，所以要不停地写。否则，养家糊口的收入从何而来？　　　　
　　　　除了经济上的压力，好像还要承受更多的精神重负，尽管可以不看别人的脸色，但要面对自己的心灵。在计划经济的框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猛然把框子取消了，会觉得无所适从，北京话叫“找不到北”。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浓重的失落感和深刻的孤独感。毕竟，人生中最灿烂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计划经济时代，而作为群居动物的人，闭门写作的生活简直和牢狱差不多。而且，卖文为生者与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大不一样。过去在单位，即便是业余作者也有固定收入，犯不着为生计发愁，写作只不过是一种嗜好。要知道，那种拿工资专事写作的生活状态曾经令自己心仪多年，困扰自己的正是那种旧式情结。　　　　
　　　　自从卖文为生以来，非但没有享受一天文人津津乐道的散淡闲逸，反而把自己推入了一个时刻紧张的境地，内心的弦总是绷的很紧。与早年间神往的那种慵懒散淡相距甚远，整个生活状态毫无舒缓与悠闲。以至于忍不住嘲讽自己最初爱文学是有毛病。的确，文学曾经给自己带来愉悦和快乐，但因此而来的却是更多痛苦。更重要的是，写作一旦成为赚钱的方式就变了味，原本的浪漫被紧巴巴的劳作挤压跑了，连发表文章的成就感也丧失了。　　　　
　　　　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人，只有将稿件卖掉，卖出好价钱才能生存。然而，一篇一万字的小说，《北京文学》只给400元，还不及在《家庭》发篇千字文。这就为自己喜欢文学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想写的挣不到钱！难道自己真的为流行报刊写一辈子？这根本不符合自己的初衷。　　　　
　　　　我是主动离开单位的，觉得在框子里受约束。当时人们不理解，自己我行我素，结果，现在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作为抱怨和倾诉的对象。其实，这个选择是在自己经历了下乡当知青、回城做工人、辞职经商、在杂志社当编辑记者之后的选择，应该说是一种理性认识，本该无怨无悔。可最终却因为内心需求和生存现实发生冲突而痛苦不堪。双重的精神夹击令自己困顿、更令自己无奈。生活中有很多遗憾，但选择人生道路的遗憾就不是简单了，要为这种选择承受原本不该承受的承受。　　　　
　　　　好在自己对这点是清醒的，虽然痛苦但能承受。按理说，作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制作作品的手艺人。因为作品是要进入流通领域，按着经济规律，凡进入流通领域的就具有交换的属性。那么，文化作品最终要进入市场，再高雅的作品也是商品，市场经济不应该让政府拿钱养活写作的人。感谢这个时代吧！　　　　
　　　　计划经济时代，“卖文为生”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如今，生存方式的多样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与日递增。自己在日间宽泛的文化市场拥有了立足之地，不但减轻了国家的就业负担，也丰富了读者的阅读空间，好事一桩呀！还纠缠什么呢？是不是被没完没了的写作搅昏了头，来不及梳理自己纷乱的思绪，一晕菜就拿自己当回事！　　　　
　　　　关闭电脑的时候已是下午4点多钟，窗外显现出暮色将至的灰暗。　　　　
　　　　流动的时光带走了自己心中的困惑和一切琐碎的卑微，我重新获得了天空一样浩瀚宽阔的胸怀。　　　　
　　　　日子只是日子，时间的流逝自己管不了，但生命的积累却靠每个普通的日子，自己能够把握的是在有限的生存期限内多做些事。2000年元旦是新千年的开始，意味着自己仍要不断写作。在久长的时间星空中，自己的两万多天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瞬间，就尽量让这瞬间多发出些许的光芒。　　　　
　　　　胡同情结　　　　
　　　　我曾经在北京前门外生活过23年。　　　　
　　　　前门外有一处较为规整的长方形地带，四边的顶点分别是珠市口、磁器口、崇文门和前门。早年间，前门外是一块热闹繁华之地。　　　　
　　　　我的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时代的前场都是在鲜鱼口内一个叫做“草场”的胡同里度过的。鲜鱼口街犹如一把3里长刀将长方形自西向东从中间劈开，草场胡同在路南中间的部位铺排开来。明代张爵所做《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有文：“正东坊八牌四十铺养房草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胡同。”　　　　
　　　　草场胡同被其它胡同层层叠叠围裹，但东西南北四通八达，曲径通幽。往西，过崇真观、小桥，对面就是举世无双的大栅栏；往西北，经南深沟、打磨厂，到鸭子嘴便瞧见了巍峨的前门楼子；往西南，穿十间楼、大席胡同、出冰窖斜街就到了人声鼎沸的珠市口；往东是花市大街；往南是皇帝祭祀的天坛……　　　　
　　　　有一次，作家肖复兴到杂志社办事，后坐在一处聊天。我说自己毕业于116中。肖先生立刻说116中在阎王庙前街。我上中学时已经是文革的第三个年头，“阎王庙前街”早已改名为“远望街”。　　　　
　　　　那会儿，学生都是走着上下学。我家在胡同中间，从两边都可以到达学校。走南边，经芦草园、桥湾、南官园进茶食胡同向北；芦草园中部靠南的一个院落是梅兰芳的旧宅，往前走，九条南口的奋章大院是郝寿臣的故居；如若走北边，必要走兴隆街、新开路、北官园到木厂胡同再向南。冬天，西北风一吹，把新开路里边的同仁堂制药厂的味道刮散，老远老远就能闻见一股药味。　　　　
　　　　6、70年代，前门楼子的高大门洞和那片数不清的胡同里回荡过我和同学们追逐玩耍时的喧闹声，也留下过一个少年稚气但美好的幻想和期待。80年代初，北京出版社就在北五老胡同斜对面的一座几进的木结构楼房里，我曾经多次穿街越巷地去那里拜见指导自己写作的老师……　　　　
　　　　我是一个在胡同里度过青春期的孩子，身上布满了胡同的痕迹。　　　　
　　　　我在胡同里长大成人，与所有住在四合院的百姓们在平凡和琐碎中感触生活，养成了正直、善良、富于责任感而又多少不乐意惹事生非的性情。胡同的温柔与宁静，破败与陈旧，永远走进了我的心。无论后来住到什么地方，胡同总是在我的心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胡同似乎是埋在自己心间的关于久别时光的证据，那证据一直铭刻在心底，时不时会想到胡同是我的根。我们的生命中肯定有着环境给予的深刻烙印，关于胡同的记忆播植在自己成长的最初岁月里。尽管，我也仇恨和憎恶过胡同的传统和愚腐，也在搬家之时有一种好不容易逃离开的庆幸感。但事实是，以为完全逃脱了过去的自己，却经常怀念那些或宽或窄或长或短的胡同，那情景有点像离开人世前的回光返照。　　　　
　　　　有时候，我会到自己生活过的胡同走一走，特别是在秋冬时节的阴天，好像是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去寻找阳光。揣着一股伤感和一丝惆怅，还有一种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的故弄玄虚的怀旧心理，走在十分熟悉的胡同里。走着走着，就有一种感念像飞掠而过的小鸟一样，叽叽喳喳落满心间，关于岁月的追忆一下子明晰起来，仿佛又回到了童真年代，与此同时，生命中那一份有去无还的体会也便沉甸甸地压上心头。　　　　
　　　　我终于知道自己的胡同情结是什么了，情结就是所有的感念和追忆加在一起不过就是找寻当初的那种心境，那种心境令我心动神往，无法忘怀。孩童时代最宝贵的心境就是那种永无休止的期待，好像从懂事开始，期待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比方说渴望早些长大成人走出去，渴望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渴望娶一个漂亮女人为妻……期待是美好的，仿佛猎猎风尘中翻飞的蓝色梦想，支撑着一个年轻生命充满激情和活力，人也在为将期待变为现实的拼搏中象逢时而开的花朵一样傲然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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