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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具〔英〕培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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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用何方法”或“从何根源”。因为他们并没有提示到所有关于物体的欲求和关于物体各分子的发展的东西；他们只是当运动已使事物在感官面前呈现为显然大异于前时，才开始标志其区分。 即当他们愿意就运动的原因有所提示并据以树立一种区划时，他们却又以极度的忽略只提出了自然运动与强力运动的区分；这区分实乃完全出自流俗概念，一切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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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事实上也是自然的，外来的能生力量只不过是促使自然动作异于故常罢了。 可是，不涉及这点，如果有人观察到（举例说吧）
物体中有一种欲求要相互贴靠，俾自然的统一体不致大有间离和断裂而造成一个虚空；如又有人说物体中有一种欲求要保持其自然的体积或张度，所以每当遭到向里压缩或向外扩展的时候就马上起而奋斗以希望恢复其自己，并重复回到原来的容量和广袤；或如果再有人说物体中还有一种欲求要聚集于性质相类的块体，例如浓厚的物体趋聚于地的球面，稀薄的物体则趋聚于天的圆周；——那么，所有的这些和类似的运动才真正是属于物理一类的运动；而另外的那些则完全是逻辑的和繁琐哲学的东西，这点从这一比照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此外还有一个并非较小的毛病，就是：在他们的哲学和思辨当中，他们的劳力都浪费在对事物的第一性原则和对自然中具有最高普遍性的一些东西的考查和处理；而其它工作的效用和方法都是完全出自中间性的事物。 因为这样，所以人们一方面则要对自然进行抽象，不达到那潜而不现、赋形缺如的物质不止，另一方面则要把自然剖解到直到原子才停止。 而这两个东西又怎样呢？它们就算是真的，也不能够对人类福利有多少作用。
六七
那些哲学体系还有一种任性无度的情形表现在给予同意或拒绝同意，这也是应当对理解力提出警告的；因为这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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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无度，由于它阻塞了通抵假象而加以剔除的道路，似乎多多少少都助使假象确立起来并且长存下去。这种逾度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表现在这样一派人，他们不重视有所决定，所以使各种科学都成为武断的和钦定的；另一种表现在另一派人，他们否定我们能够了解什么东西，从而倡导了一种漫无所向也终无所达的探究。 在这两种中，前者压制了理解力，后者减轻了理解力。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在以敌意的痛驳毁灭了一切其余的哲学（如阿图曼诸王对待其弟兄那样）之后，就在所有的各点上都立下了法则；这样做了以后，他又进而抬出个人一些自己所提示的新问题，而又同样地给以解决。 这样做来，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确定的，不是已经决定的了。 这种做法至今还拿把着他的继承者并且在他们当中传用着。另一方面，柏拉图学派却倡导了不可解论。 这派最初是讥嘲和鄙视那些较老的诡辩家们，好象蒲鲁台高拉斯（Ｐｒｏbｔａｇｏｒａｓ）
、喜庇亚斯（Ｈｉｐｉａｓ）和其余等人，认为他们身上最可耻不过的地方乃在于对任何事物都抱怀疑。 但是新学园院派却正以此做成一个教条，并当作一种主义来加以主张。 虽然他们说他们绝对没有象比罗（Ｐｙｒ－ｒｈｏ）
及其皈依者那样破坏任何研究，但是他们承认，固然没有一个事物可视为真理来加以主张，可是也有些事物可视为可然来加以追求；虽然他们的这种办法比那种强制的论断看来象是比较持平；可是，尽管这样，只要人心一经绝望于寻求真理，那么它对一切事物的注意就会变得较淡；结果是人们就岔到快意的争辩和谈论上去，就象是飘荡于由对象到对象之间，而不是去在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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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审究的途程上坚持前进了。 实则，如我在开始就说并一贯力主的，人类的感官和理解力虽然比较弱，也不应剥夺掉它们的权威，而应该供给它们以助力。
六八
关于几类假象及其辅翼，大概以上已经提到。 我们必须用坚定的和严肃的决心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弃尽屏绝，使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解放和涤洗；因为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国的大门正和天国的大门没什么两样，那就是说，除非象个小孩一样，否则没有人会走得进去。
六九
邪恶的论证可以说是假象的堡垒和防线。 我们在逻辑中现有的论证不外乎是把世界做成人类思想的奴隶，而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 确实说来，论证实际上就是哲学和科学本身。 论证是怎样，视其树立得是好是坏，随之而来的思辨和哲学体系也就是怎样。 现在，在从感官和对象到原理和结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论证都是欺骗性的和不称职的。 这个过程有四个部分，也就有着同数的错误。 第一点，感官的印象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感官既不得用，却又欺骗我们。 不过，感官的缺陷是要给以弥补的，它的欺骗是要加以纠正的。 第二点，从感官的印象来概括概念，这做得很恶劣，以致于概念都是不明确的，都是混乱的，而实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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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当是明确而有清楚界限的。 第三点，现在的归纳法是无当的，它是以简单的枚举来推测科学的原则，而不是按照它所当做的那样使用排除法和性质分解法（或分离法）。最后，第四点，那种用以发现和证明的方法，即是首先树起最普遍的原则而后才据以考校和证明中间原理的那种方法，实乃一切错误之母，全部科学之源。 关于这些事情，我现在只是略略提及，等到进行了人心的补过和洗涤以后，进而要提出关于解释自然的真正道路时候，我还要更全面地加以论说。
七○
最好的论证当然就是经验，只要它不逾越实际的实验。因为我们如果搬用经验于认为类似的其他情节，除非经由一种正当的、有秩序的过程，便不免是错误的事。 但是现在人们做实验的办法却是盲目的和蠢笨的。 他们是漫步歧出而没有规定的道路，又是仅领教于一些偶然自来的事物，因而他们虽是环游甚广，所遇甚多，而进步却少；他们有时是满怀希望，有时又觉得心烦意乱，而永远觉得前面总有点什么东西尚待寻求。 一般看来，人们之做试验总是粗心大意，仿佛是在游戏；只是把已知的实验略加变化，而一当事物无所反应，就感到烦倦而放弃所图。 即使有些人是比较严肃地、诚恳地和努力地投身于实验，他们也只注其劳力于做出某一个实验，如吉尔伯忒之于磁石，化学家之于黄金，都属此例。 这种前进的途程实是企图既小，设计也拙的。 因为一个事物的性质如果仅就那个事物本身去查究，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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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必须放大，才可以成为更较普遍的。即使人们有时亦图从他们的实验中抽致某种科学或学说，他们却又几乎永远是以过度的躁进和违时的急切歪向实践方面。 这尚不是仅从实践的效用和结果着想，而亦是由于很想从某种新事功的形迹中使自己获得一种保证，知道值得继续前进；亦是由于他们急欲在世界面前露点头角，从而使得人们对他们所做的业务提高信任。 这样，他们就和亚塔兰塔（Ａｔａｌａｎｔａ）一样，跑到岔道去拾金苹果，同时也就打乱了自己的途程，致使胜利从手中跑掉。在经验的真正的途程中，在把经验推进至产生新事功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以神的智慧和秩序作我们的模范。 且看上帝在创世的第一天只创造了光，把整整一天的工夫都用于这一工作，并未造出什么物质的实体。 同样，我们从各种经验中也应该首先致力于发现真正的原因和原理，应该首先追求“光”的实验，而不追求“果”
的实验。因为各种原理如经正确地发现出来和建立起来，便会供给实践以工具，不是一件又一件的，而是累累成堆的，而且后面还带有成行成队的事功。 关于经验的一些道路，其被阻与受困一如判断之被阻与受困的一些途径，我在后面还要讲到；这里只是把通常的实验研究作为一种坏的论证来提一下罢了。 现在，按照手中问题的顺序，我还必须就另外两点有所阐说：一点是前文刚刚提到的迹象（表明现在通行的思辨和哲学体系是情况恶劣的一些迹象）
，另一点是那种初看似觉奇特难信的情况所以存在的原因。 指出迹象就能酝酿人们的同意；说明原因就能免除人们的惊奇：这两件事都大有助于从理解力当中根绝假象的工作，使这工作比较容易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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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柔和一些。
七一
我们所有的科学大部分来自希腊人。 罗马的、阿拉伯的或后来的作者们所加入的东西是不多的，也没有多大重要性；而且不论所增加的是什么，也是以希腊人的发现为基础。 现在看，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颇耽溺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违反的一种智慧。 这样看起来，诡辩家这一名称，虽然为那些愿被认作哲学家的人们蔑视地抛回而转敬给古代修辞学者高嘉斯（Ｇｏｒ－ｇｉａｓ）
、蒲鲁台高拉斯、喜庇亚斯和普拉斯（Ｐｏｌｕｓ）
等人，实也大可适用于这类人全体，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齐诺（Ｚｅｎｏ）
、伊壁鸠鲁（Ｅｐｉｃｕｒｕｓ）
、笛欧弗拉斯塔斯（Ｔｈｅｏｐｈｒａｓｔｕｓ）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克里喜伯斯（Ｃｈｒｙｓｉｐｕｓ）
、卡尼底斯（Ｃａｒｎｅａｄｅｓ）以及余人在内。 这两群人的相异之处仅仅在：前者是漫游的、图利的，往来于各城市之间，挂出他们的智慧来出售，并且收取价钱；而后者却高自位置，表现尊严，有固定的寓所，开设学校来讲授他们的哲学而并不收取报酬。 这两种人在其他方面虽不等同，却同是论道式的，同是把事情搞成争辩，同是树立哲学宗派以至异端邪说而为之哄斗；所以他们的学说大部分只是（如戴昂尼夏斯〔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对柏拉图讥笑得很对的说法）
“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可是较早的希腊哲学家们，如安庇多克里斯、安那撒格拉斯、刘开帕斯、德谟克利塔斯、帕米尼底斯、赫拉克利泰、忍诺芬尼斯（Ｘｅｎｏｐ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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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ｓ）
、弗罗劳斯（Ｐｈｉｌｏｌａｕｓ）以及其余的人（至于毕达哥拉斯，我把他当作一个神秘主义者置而不论）
，就我们所知，则都没有开设学校；而是较沉默地、较严肃地和较单纯地——也就是说，带有较少的虚矫和炫示的意味——投身于对真理的审究。正因为如此，所以按我看来他们也是比较成功的；不过他们的事功却在时间进程中被那些有较多东西来迎合流俗能力和嗜好的琐屑之辈所掩蔽了：时间有如河水，总是把轻的、虚胀的东西流传给我们而任凭有分量的东西沉没下去。但尽管这样，他们也仍未能完全避免他们民族的通病，他们还是过多地倾倒于野心和虚荣，要建立宗派以哗众取宠。 而真理的审究如竟歪到这类细事方面去，那就不能不令人绝望了。这里还有一层也不可略而不论，那就是如埃及僧侣给希腊人下的考语，或不如说是一种预言，所说：“他们永远是孩子，既无知识之古，也无古之知识”。真的，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可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 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流和产地看到的那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
七二
时间和年代的特性也不比国度和民族的特性作出较好的迹象。 因为在那个时期，人们不论对于时间或地方都仅有一种狭窄而贫弱的知识，这乃是最坏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把一切寄托在经验的人们。 回顾至千年以上，他们就没有配称为历史的历史，而只有一些古代的寓言和传闻。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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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新 工 具
说到世界的方域和地区，他们则只是知道一小部分；他们笼统地把一切在北方的人都叫做塞西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
，把一切在西方的人都称为塞尔特人（Ｃｅｌｔｓ）
；他们对于非洲地区南至伊西奥庇亚（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以外，对于亚洲东至恒河（Ｇａｎｇｅｓ）
以外，就一无所知；关于新世界各地，他们所知的就更少了，甚至在道听途说中或较有根据的传闻中都不曾听到过；除此外，世界上有多种气候和地带，有无数民族呼吸生活于其中，这在他们竟称为是不可居的；至于象德谟克利塔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诸人的游历，实际不过是一种郊外散步，说不上什么长程旅行，可是在他们却作为壮举来讨论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新世界的许多部分以及旧世界的各地方的界限都是已经知道的了，我们的经验库藏也增加到无限的数量。这样说来，如果我们（象占星家一样）从那些哲学体系的出生年月抽出一些迹象，那对于它们是推算不出什么伟大之处的。
七三
在所有迹象当中，没有比从果实方面看到的迹象更确实或更显赫的了。 果实和事功可说是哲学真理的保证人和担保品。 现在来看，从希腊人的全部那些体系当中，以及从它们所衍出的各别科学当中，过了这么许多年，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趋向于救济和嘉惠于人类情况的，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真可归功于思考和哲学理论的。塞尔萨斯（Ｃｅｌｓｕｓ）
坦白地和聪慧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告诉了我们说：医学的发现，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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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工 具１４
验部分是在先的，之后人们才去对它作哲学的研究，才去追求并赋以各种原因；而不是经由相反的经过，不是由哲学和对于原因的认识引到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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