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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路-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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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过得舒适、愉快,是木可能的,因此人类必须具有一种应付逆境的态度;但我们必须力求尽可能地少鼓动残忍性。
任何一个与儿童相处的人会很快明白,过多的同情是错误的。当然,太少的同情更是错误的,在这方面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走极端都是不好的。一个总是受到传爱的孩子,稍有不如意的小事就会哭个木停;而通常成年人养成的自制,只是通过这样的知识达到的:大惊小怪也不能得到同情。儿童很容易认识到,一位有时稍微严肃点的成年人对他们是最好的;他们的本能会告诉他们自己是否为人所喜欢,从那些他们感到是慈爱的且希望他们正常发展的人那里,他们能忍受任何的严厉。因此在理论上这种方案是简单的:让教育者为明智的爱所促动,他们就会做出正确的事。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疲惫、苦恼、忧虑、焦躁缠绕着父母亲和教师,但有一种教育理论是危险的,那就是允许成年人为了儿童的最终幸福,把这些情绪发泄到儿童的身上。木过,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它必须为人所接受,而把这些危险展现到双亲和教师的良知面前,以便做出尽可能的事来加以抵御。
现在我们可以把上述讨论加以综合而得出结论。就一部分儿童来说,对于生活中的痛苦、不幸的知识,即不必给予回避,又不要强迫他们知道。当环境使痛苦无法避免时,它必然降临;但是当说到痛苦的事情时,应该抱以正常的和冷静的态度,除非是家中死了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掩饰悲痛是不自然的。成年人应该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某种欢愉的勇气,而年轻人会不知不觉地从他们的榜样中汲取这种勇气。在青年时期,应该把大量的非个人化的乐趣呈现在青年面前,教育应以赋予青年为自身以外的目的而活着的观念为指导(通过启发暗示,而不是通过明显的规劝)。当不幸来临时,应通过想起还有许多他们活着为之奋斗的事情,而让他们学会忍受这种不幸;但他们不能沉湎于可能的不幸中,即使为了做好准备去应付它们。那些以与青年人打交道为职业的人必须有所收敛,不要企图从教育纪律的必要因素中获得虐待狂式的快乐;教育中实施纪律的动机必须始终为了品德和智力的发展。就智力来说,也需要纪律,没有它决不能达到准确性。但智力方面的纪律是另外的问题,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这就是来自内心要求的纪律是最好的。为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必须使儿童和青年具有完成某件难事的志向,并愿为之竭尽全力。这种志向通常是受周围某人的启示而产生的;这样,甚至自律最后也要依靠一种教育上的鼓励。
(十三)、何谓灵魂
近来科学进展中最令人心痛的情形之一,就是每一项发展都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懂得的要比原以为的少。当我年轻时我们都知道,或自认为知道,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肉体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而灵魂仅存在于时间。人死后灵魂是否继续存在,这是个看法各异的问题,但灵魂之存在,则被视为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肉体,常人认为它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从事科学的人也认为如此,但哲学家却倾向逐一加以剖析,通常把它简约为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存在于有着肉身的人和其他偶然注意他的任何人的心灵中。然而,哲学家并没有受到认真的看待,而科学舒适地停留在物质主义上,即使它是掌握在十分正统的科学家手中也是如此。
当下这些良好的陈旧的朴素思想已不复存在:物理学家使我们确信不存在物质这种东西,而心理学家向我们证实没有心灵这种东西存在。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谁曾听见皮匠说过根本没有皮靴这类玩意,或者听过裁缝宣称所有人实际上都是裸体的?然而较之物理学家和某些心理学家所做的,这无甚怪异之处。先从。动理学家说起,他们中有些人试图把任何看来是精神上的活动归之于肉体的行为。然而,要把精神活动归为物理行为,确是困难重重。我并不认为我们能断言这些困难能否被逾越。我们所能说的,在物理学本身的基础上,由此称为我们肉体的实际上是一种精妙的科学构造,而不对应于任何生理实在。现在所谓的唯物主义者由此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怪异的位置,因为当他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将心灵的活动归为肉体的活动时,他无法解释清楚这一事实:肉体本身只是心灵构造的随意概念。我们发现自己在在这样的圆圈中不断地循环:心灵是肉体的体现,而肉体是心灵的创造。显然这不能完全正确,而我们必须寻找某种既非心灵也非肉体,且产发这两者的东西。
首先从肉体说起。普通人认为物体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它们对于感官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怀疑其他任何东西,而你所能触摸的任何事物则是真实确定的;这是常人的形而上学。这样确实没错,但物理学家走上前来,指出你从不碰触任何东西:即使你把自己的头撞在石墙上,你并未真正触到它。当你认为你触到了一样东西,那是有某种电子和质子,它构成了肉体的一部分,并受到你认为触摸到的东西中某种电子和质子的吸引和排斥,但并无实际的接触。你肉体里的电子和质子由于靠近其他电子和质子,产生了电干扰的颤动,并通过你的神经把这一电干扰传送到大脑;大脑中产生的效应导致你的接触感觉,通过适当的实验,可使这种感觉产生巨大的假象,然而,电子和质子本身只是一种原始的近似值,是把一连串波或各种各样事件的统计概率集合入神经束的一种方法。这样物质完全成了幽灵,根本不能用作击打心灵的合适棍棒。运动着的物质曾经看来是毫无疑问的,结果变成了一种与物理学家的需要格格不入的概念。
不过,现代科学并没有灵魂或心灵作为实体的存在给以证明;实际上不相信其存在的理由,与不相信物质存在的理由是同样的。心灵和物质有些像争夺王冠的狮子和独角兽;争斗的结局并不在谁胜谁负,却发现双方只是纹章的发明而已。世界由事件构成,而不是历时长久、性质不断变化的事物。事件可以通过他们随机的关系集成群体。如果随机关系属于一类,所产生的事件集合就可以称之为物体;如果随机关系属于另一类型,其事件集合就可称为心灵。一个人大脑中出现的任何事件属于两种类型的集合;从属于此类型的一个集合考虑,它是他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属于另一类型的集合考虑,它是他心灵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看来,心灵和物质只是组织事件的约定方法。没有理由去假设心灵或物质的任何一点是不朽的。人们认为太阳正以每分钟几百万吨的速度失去物质。心灵最本质的特征是记忆,也没有理由假设一个人死后其记忆依然存留。实际上相反的想法倒是理由充足,因为记忆显然与某种形式的大脑结构联结在一起,并且由于这一结构在人死后即衰亡,认为记忆必然会停止也就很有说服力了。尽管不能认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而从情感上说,世界与假定唯物主义的正确性时的情况是完全同样的。我认为唯物主义的反对者一直为两种主要的欲望所驱使:首先是证明心灵是永恒的,其次是证明宇宙中终极的力量是精神而不是躯体。就这两方面来说,我认为唯物主义是正确的。确实,我们的欲望在地球表面上拥有相当大的力量;假如人类没有利用这颗行星的大部分土地来获取食物和财富,其面貌将大大不同。但是我们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目前对于太阳或月亮甚至于地球的内部我们都无所作为,而设定我们力不能及的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具有某些精神因素,理由并不微弱。那就是说,统观一切,没有理由认为除地球表面以外的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因为某人如此希望的缘故。由于我们在地球表面上的力量,完全依赖于地球从太阳那里吸收的能量之供应,我们实际上必需依赖于太阳,而一旦太阳冷却下来,我们就几乎不能实现任何希望。断言科学在未来将获得什么成就当然是轻率之举。我们可以学会延长人的生存,超出现在的可能水准,但是,在现代物理学中如有某种真理,尤其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我们就不能希冀人类的永恒存在。有些人也许会发觉这一结论过于悲观;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无欺,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几百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对此时此地的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极其巨大的情感兴趣。科学,在减少我们对宇宙的潜妄的同时,也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在这个星体上的幸福。那就是为什么神学家令人悚然,而科学在整体上得以宽容的缘故。
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
一、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幸福观念
大家都知道威尔士写的《时间机器》。在该书中,机器的主人在时间上能作过去和未来的旅行,能洞察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景象。但人们却总是意识不到在今天不通过周游世界也能获得威尔士设想的许多好处。一个欧洲人,如果他到过纽约和芝加哥,他就等于看到了未来,因为假如欧洲能够平安地度过这段经济危机,它将要走向的未来大概就是现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样子。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是欧洲的过去。我听说,在印度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在中国能看见18世纪的情形。如果乔治·华盛顿能够返回到今天的地球上来,看见自己创建的国家,将会极度地困惑不解,但对英国他的惊讶也许会小一些,对法国将更小些;除非他去中国,否则就找不到真正回家的感觉。当他的亡魂在中国游荡时,他会第一次看见仍旧信仰“生命、自由加幸福的追求”的人们,看见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人们一样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的人们。而且我想,不用很长时间,他就会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西方文明包括南美洲文明,除俄国以外的欧洲文明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土的文明。在西方文明中美国居于领先地位,一切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特征在美国最为显著、最为进步。我们习惯于把进步看作是公认的东西:总要毫不迟疑地假定过去一百年间发生的变化肯定是趋向于变好,而且日后的变化也会确定无疑地趋向于更好。在欧洲大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所造成的后果给这种自负的信念以沉重打击,人们回过头去把1914年以前看作是黄金时代,而且认为大概在几个世纪以内也不会回到那一时代。在英国,对于这种乐观主义的冲击要小一些,在美国那就更小。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把进步看作公认的概念的人来说,访问中国之类的国家,也许是特别有益的,因为这个国家仍然停留在我们150年前的那种情形中,因此看了这个国家我们就会们心自问,把他们的情形同我们现在的情形加以比较,我们是否有了什么真正的进步?
正如人人皆知的那样,中国文明是建立在早于耶稣500年就已经盛极一时的孔子学说之上的。孔子像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一样,不相信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进步的;相反,他相信在远古时,统治者是贤明的,人们的幸福所达到的程度,是衰落的今天徒自称羡而又难以企及的。这种看法当然是荒谬的。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它使孔子像其他的古代导师一样,志在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维持一种最好的水平,而木是总去争取新的成功。在这一点上,孔子比任何古今之人都要成功。时到今日,他的人品一直铭刻在中国文明当中。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的领土只占它现在的一小部分,而且分裂为许多相互谋战的诸侯国。在最近的300多年时间里,他们建成了现在版图上的中国,而且领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直到最近50年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中国尽管遭受过野蛮民族的入侵——即蒙古和满洲人建立的王朝的统治,还有或长或短时期的混乱和内战,但孔子的思想体系以及与之有关的艺术、文学和教化的生活方式却得以保存下来。只是到了我们今天,由于同西方以及西方化了的日本思想相接触,这一思想体系才开始衰落下来。
一个具有如此坚韧能力和久存不灭的思想体系必定有它的伟大价值,而且必定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它并非一种像我们所理解的宗教一词那样含义的宗教,因为它不是同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连结在一起的。它纯属于一种伦理体系。但它作为一种伦理学并不像基督教的伦理学那样,它并不使得一般的人感到太高,以至于实行不了。孔子的学说本质上很与存在于欧洲十八世纪的“绅士”的陈旧观念类似。我只要引证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正如任何一个道德说教者必定做的那样,孔子也讲了许多关于义务和德行等等问题,但他决不强迫人们去做有悼于自然和自然感情的事。下述谈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予证之。’ZLI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在一切事情中都是执其两端,取乎中庸的,即使在德行上,也是如此。他不认为我们应该以善报恶。有一次人家问他:“你觉得以善报恶的准则怎么样?”他回答说:。’‘那么,你对于善该如何报答呢?所以你还不如以不正直报不正直,以善报善。”以善报恶的道德准则来自于与孔子同时代的中国道家思想,后者更类似于基督教学说。道家创始人老子(他被认为比孔子年长一代)说:‘对于行善的人我是善的;对于不善的人我也是善的,其目的不外乎使他们向善。对于诚实的人我以诚待之,对于不诚实的人我也以诚待之,其目的不外乎使他们也能变得诚实。即使某个人不对,怎么能说抛弃他是对的呢?要以仁慈来回报别人对我的伤害。”老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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