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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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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如何，看它在这方面能不能和自然相比吧。
关于伟大的诗人们所描写的人物和性格的“完美”、“个性”和“生动明确”，人们已纪谈论得很多。同时，人们又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个别的人物，而是一般的典型，”根据这句话就无需证明：诗歌作品中描画得最好的最明确的人物，仍然只是一个一般的、轮廓不明确的略图，不过由读者的想象（实际上是回忆）给与它以生动的，明确的个性而已。诗歌作品中的形象对于真实的、活的形象的关系，一如文字对于它所表示的现实对象的关系，——（无非）是对现实的一种苍白、一般的、不明确的暗示罢了。许多人认为诗的形象的这种“一般性”就是它优越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碰见的人物的地方。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事物的一般意义和它的生动个性之间的假想的矛盾，是这样一种假定：以为在现实中，“一般的东西一经个性化，就失掉了它的一般性，”而“只有凭着艺术的力量才又重新升到一般，因为艺术剥夺了个人的个性”。我们不想进入一般和特殊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如何这种形而上学的讲座（而且那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对于人来说，一般不过是个别的一种苍白、僵死的抽出物，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文字和现实的关系），我们只要说：实际上，个别的细节毫不减损事物的一般意义，相反，却使它的一般意义更活跃和扩大，无论如何，诗（由于力图给与它的形象以活生生的个性，从而也就承认了个别事物的高度优越性）；可是诗决不能达到个性，而只能做到稍稍接近它，而诗的形象的价值就取决于这种接近的程度如何。这样看来，诗是企图但又决不能达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人物身上常常见到的东西的，因此，诗的形象和现实中的相应的形象比较起来，显然是无力的，不完全、不明确的。“但是，人能够在现实中找到真正的典型人物吗？”——问题这样提法是不需要回答的，正像人是不是真正能够在生活在中找到好人和坏人、败家子、守财奴等，和冰真是冷的吗、面包真是滋养的吗等等问题一样。对于有些人，一切都得加以说明和证实。但是这样的人不能用一般著作中一般的论证来说服；对于他们，一切都得分别加以证明，只有从他们的熟人当中，从那些不管圈子怎样狭小、总会找到几个真正的典型性格的人当中举出来的特殊例证，才能说服他们，指出历史上的真正的典型人物，也不见得有用，有些人会说：“历史人物是被传说、被同时代人的赞赏、历史家的天才或他们本身的特殊地位美化了的。”
认为典型性格在诗中被描写得比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更完全，更好的那种意见的来源，我们留到以后再研究，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诗中的性格所由“创造”的过程上来，因为这通常是被当作这些形象具有比活的人物更大的典型性的保证的。人们通常说：“诗人观察了许多活生生的个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完全的典型，但是他注意到他们中间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某些一般的、典型的东西；把一切个别的东酉抛弃，把分散在各式各样的人身上的特征结合成为一个艺术整体，这样一来，就创造出了一个可以称为现实性格的精华的人物。”假定这一切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总是如此的吧，但是事物的精华通常并不像事物的本身：茶素不是茶，酒精不是酒，那些“杜撰家”确实就是照上面所说的法则来写作的，他们给我们写出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以缺德的怪物和石头般的英雄姿态出现的、英勇与邪恶的精华。所有，或是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恋爱，那是他们的一般的特性，在一切其他的事情上面，他们是各不相同的，于是在所有的诗歌作品里，我们就读到少男少女总是一心想着和专门谈论着恋爱，在爱情的发展中，他们除了因为恋爱而遭受痛苦或享受幸福以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所有的年纪较大的人都喜欢发议论，此外他们之中就没有共通的东西；所有的祖母都爱她们的孙儿，诸如此类，于是一切中篇和长篇小说里就充满了只发议论的老人，只宠爱孙儿的祖母等等。可是人们多半不完全遵照这个药方：诗人“创造”性格时，在他的想象面前通常总是浮现出一个真实人物的形象，他有时是有意识地、有时是无意识地在他的典型人物身上“再现”这个人。为证明这点，我们可以指出无数的作品，其中的主要人物都多少是作者自己的真实画像（例如浮士德、堂·卡罗斯和波查侯爵＇注＇、拜伦的男主人公、乔治·桑的男女主人公、连斯基＇注＇、奥涅金、皮巧林＇注＇；我们也应当提起对小说家的常有的责难，说他们“在小说中展示了他们的熟人的肖像”，这种责难常常被人用嘲笑和愤慨的态度加以否认，其实他们多半只是说得夸张和偏颇罢了，并不是根本不正确的。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一种喜爱独立、喜爱“创造而不临摹”的人之常情，使诗人改变他从生活中所碰见的人物身上描摹下来的性格，把它们写得比实在的多少不同一些；而且，根据真人描摹出来的人物，通常在小说中不能不在那和实际上围绕着他的环境全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活动，因此外在的相似就消失了。可是所有这些改变，都无碍于人物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摹拟的而不是创造的肖象，不是原来之物。对于这一点你也许要说：固然真人常常是诗中人物的蓝本，但是诗人“把他提高到了一般的意义”，——这提高通常是多余的，因为那原来之物在个性上已具有一般的意义；人只须能够理解真人的性格的本质，能用敏锐的眼光去看他就行了，而这正是诗的天才的特征之一；此外，还必须理解或体会这个人物在被诗人安放的环境中将会如何行动和说话，这是诗的天才的又一面；第三，必须善于按照诗人自己的理解去描写和表现人物，这也许是诗的天才的最大特征。去理解，能够凭着本能去揣度或体会，并且把所理解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是诗人在描写大多数人物的时候所碰到的课题。至于什么叫“提高到理想的意义”、“把平凡无聊的生活加以美化”等问题．且留待后面讨论。可是我们毫不怀疑诗歌作品中有许多人物不能称为肖像，而是诗人所“创造”的这个事实。但这决不是由于现实中没有相应的模特儿，而完全是由于另外的原因，最常见的是由于缺乏记忆力或不够熟悉：如果生动的细节从诗人的记忆中消逝了，只留下人物的一般的。抽象的慨念，或者诗人关于那典型人物知道得太少，使典型人物＇在他的笔下＇不能被写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那他就只好填上大概的轮廓，绘出一幅略图来。但是这种虚构的人物差不多从来不会像活生生的人一样在我们面前显现出来。总之，＇关于诗人的生平和他所接近的人们＇，我们知道得愈多，就愈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出活人的肖象。在诗人所描写的人物中，不论现在或过去，“创造”的东西总是比人们通常所推测的少得多，而从现实中描摹下来的东西，却总是比人们通常所推测的多得多，这一点是很难抗辩的。从诗人和他的人物的关系上来说，诗人差不多始终只是一个历史家或回忆录作家，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得到的一个信念。自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靡非斯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确确实实是歌德从梅尔克那里听来的。不只是一个天才诗人，就是一个最笨的说书者，也能够增添同类的辞句，补充开场白和转折语。
＇注＇麦第西或弥罗斯的维纳斯：前维纳斯像是希腊雕刻家克雷阿美纳斯于公元前220年所刻。1820年在弥罗斯（海岛）发现一个作者和创作年代不明的维纳斯塑像。
＇注＇贝威地尔：梵蒂冈的一个陈列馆。
＇注＇堂·卡罗斯和波查候爵：席勒《堂·卡罗斯》一剧中的人物。
在诗人所描写的事件中，在情节及其伏线和结局等等中，有着更多得多的“独出心裁”或“虚构”的东西——我们决定用这两个名词来代替那个过于夸耀的常用名词“创造”，——虽则显而易见：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的情节，往往是诗人从真实的事件或逸事和各种故事等等中借来的（例如：普希金的散文故事都是这样：《上尉的女儿》是根据一个逸事，《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射击》等，也是这样）。但是情节的轮廓本身还不足以给与一个长篇或中篇小说高度的诗的价值，还要善于利用情节；因此，我们要抛开情节的“独立性”，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来：从诗人充分发展了的情节上看，诗歌作品是否比实际事件更富于“诗意”。为了［有助于］得出后结论，我们要提出几个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大部分是不解自明的：一、现实中有富于诗意的事件吗？现实中有戏剧、小说、喜剧、悲剧、闹剧吗？——每分钟都有。二、这些事件在发展和结局上，真正是诗意吗？在现实中，它们是不是具有艺术的完美和完全？——这要看情形而定，不过具有这种完美和完全的时候更多。有许多事件，就是从严格的诗的观点来看也找不出在艺术方面的任何缺陷。这一点可以见之于第一次读一本写得很好的历史书或与一个阅历丰富的人共一夕话；最后，又可以见之于随便哪一期的英、法法庭公报。三、在这些完美的诗意的事件中，有不需任何改变，就可以在“戏剧”、“悲剧”、“小说”等等名目之下加以重述的事件吗？——很多，固然，有许多真实事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非常稀有的特殊情势或各种情况的巧合而发生的，因此，以它们的本来面目而论，恍若是一篇神话或不合情理的虚构的作品（由此可见：现实生活对于一篇戏剧来说，常常是戏剧性太多，对于一篇诗歌来说，又常常是诗意太浓）；但是也有许多事件，尽管是那么巧妙，却没有什么怪诞和不可置信的地方。各种事故的结合、诗歌中所谓的情节的整个进程和结局，都是简单而自然的。四、真实事件有没有诗歌作品所必不可少的“一般的”一面呢？——自然，每一个值得有思想的人注意的事件都有这样一面；而且这样的事件是很多的。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现实中有许多的事件，人只须去认识、理解它们而且善于加以叙述就行，它们在历史家、回忆录作家或追事搜集家的纯粹散文的叙述中不同于真正的“诗歌作品”的，只有下面几点：它们比较简洁，场景，描写以及诸如此类的细微末节的发展较少。而这就是诗歌作品和真实事件的精确的散文叙述的主要区别。细节的较丰富，或者像在那些坏作品中所称呼的“修辞的铺张”，这实际上就是诗歌胜过真实叙述的地方。我们也和任何人一样很想嘲笑修辞学；但是，我们承认人类心灵的一切需要都是合法的，并且知道它是怎样地普遍，我们要承认这种诗的铺张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看到诗歌中有一种喜欢铺张的倾向：在生活中，这些细节也总是存在，虽然它们对于故事的实质并不重要，对于故事的实际发展却是必要的；因此，在诗中也应该有它们的地位。唯一的区别是，在现实中，细节决不是事件的＇无谓的＇铺张，而在诗歌作品中，细节实际上却常常带有修辞的味道，像是故事的机械的铺张。莎士比亚之被赞美，不正是因为他在他那些最重要、最出色的场景中舍弃了这一切褥说繁词吗？但就在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中，也仍然有多少这样的词句啊！也许是因为对本国的东西有些偏爱的原故吧，在我们看来，俄国诗歌倒包含着一种讨厌机械地铺张细节以拉长故事的萌芽。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叙述简洁明快。这样，总括起来可以说，在情节、典型性和性格化的完美上，诗歌作品远不如现实；只有在两方面，诗歌作品可以胜过现实：一是能够＇用一些精彩的细节来修饰事件，其次是能使人物性格和他们所参与的事件协调。＇
我们已经说过，绘画比现实更常常能给一群人物提供一个适合于场景的主要性质的环境；同样，诗歌中所描写的事件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其主要性格总是完全适合于事件的精神的，在现实中却不一定如此。在现实中，性格渺小的人物往往是悲剧、戏剧等等事件的推动者；一个微不足道的浪子，本质上甚至完全不算是坏人，可以引起许多可怕的事件；一个决不能叫做坏蛋的人，可以毁坏许多人的幸福，他所引起的不幸事件，可能比埃古或靡非斯特所引起的更多得多。相反地，在诗歌作品中，坏事＇通常＇总是坏人所作，好事总是好人所为。在生活中，人常常不知道谁该责备，谁应赞美，在诗中，荣誉和耻辱总是分得很清楚的，可是，这到底是长处呢还是缺点？——有时是长处，有时是缺点，但多半是缺点。这样一种习惯做法的结果是不是把好坏两方面都理想化了，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不是把它们夸张了，这问题暂且不去说它，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艺术的作用，断定这种理想化是缺点或是好处，还嫌过早；我们只想说，在诗歌中，经常使人物性格适应事件性质的结果，形成了千篇一律，人物，甚至于事件本身都变得单调了；因为由于人物性格的多样，本质上相同的事件会获得一种色度上的差异，正如在永远多样化、永远新鲜的生活中所常见的情形一样，可是，在诗歌作品中，人却常常碰到重复。讥笑那种与事物本质无关或对于达到主要目的并非必要的文饰，现在已成为习惯了；可是直到现在，一个成功的辞句，一个出色的譬喻，为了给与作品以外表的光彩而想出来的无数的文饰，还是对于诗歌作品博得好评有非常大的影响。至于说到文饰、外表的华丽、错综等等，我们总是承认虚构的故事有可能超过现实。但是人只消指出小说或戏剧的这种虚假的价值，就会使这些作品在有鉴赏力的人的眼睛里大为减色，而且使它们从“艺术”的领域贬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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