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往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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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无伤于本书的内容和价值。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陈酒愈醇：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陈酒愈醇：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夏日炎热，心情烦躁，有一次我竟然在公共场合当众大发脾气，事后反思，知道自己近月来积压的大小事务——包括稿债——太多，影响心情，又该是“修身养性”的时候了。恰好友人季进盛邀我们到大连去度假，而大连友人王强早已准备妥善，盛情难却之下，我和妻子玉莹终于到这个“北方的香港”住了一个礼拜。　　　　
　　　　王强是诗人，笔名麦城，也是音乐爱好者，他送我一套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唱碟，是1955年的老唱片再版，由埃利·克莱伯（ErichKleiber，他是卡洛斯·克莱伯［CarlosKleiber］的父亲）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录制。我立即以耳机聆听，序曲还未奏完，已经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玉莹看着我边指挥边傻笑，用广东话大叫“线”！听完这三张唱碟，我早已心平气和，快乐无比，在晚餐时连忙向王强再三道谢，他回答说：有次到北京公干，买了一大批原版唱碟准备送人。可能买的这一套最多，堆积如山，我打开时连盒子也压坏了。不打紧，盒内的音乐早已把我带到九霄云外，忘记一切尘世的烦恼。于是我又找到一种修身养性的妙药：莫扎特的费加罗。　　　　
　　　　又是莫扎特，其实我是在这一两年才又重新发现莫扎特的。早在半世纪前，我还在新竹做中学生的时候，中午休息时学校的播音器就播出莫扎特的几首小曲的唱片，这首《费加罗的婚礼》序曲和莫扎特的另一首《小夜曲》一样，至少听了不下几百次，早已听厌了，难道是莫扎特作的不够好，还是我的耳朵有问题？　　　　
　　　　多年来我听遍所有的古典音乐，就是不听莫扎特，而乐队演奏的莫扎特也鲜有令我不“烦”的，歌剧演出的《费加罗的婚礼》我只看过一场，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依稀记得有一幕台上的几对男女在树丛中躲来躲去，说不定又和威尔第的一出歌剧《福斯塔夫》混在一起了。　　　　
　　　　陈酒愈醇：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　　　　
　　　　如果说人到了老年才喜欢听莫扎特，道理又何在？这出《费加罗的婚礼》还比不上莫扎特的《魔笛》或《唐乔万尼》，这两出歌剧高潮迭起，甚至有神怪机关可看，说不定年轻人偶尔观之——譬如看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魔笛》电影版——也会觉得好玩。然而《费加罗的婚礼》呈现的是另一种“玩”法，因为它是莫扎特和意大利词人达·庞特（DaPonte）合作的第一部大型喜剧，而且内中“对话”甚多，以意大利文“说唱”（recitative）出来，听不懂意大利歌词的人当然就不耐烦了，因此不少唱片版本也把这些对话大加删节。　　　　
　　　　直到我听了这个克莱伯的版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说唱词”是角色性格的表现，“说”得也要“有味”，意大利文也有抑扬顿挫，不能像“背书”一样“诵”出来。更重要的是“说话”和唱歌的声音要互相吻合，特别是两个女高音：费加罗的未婚妻苏珊娜和公爵夫人。演唱苏珊娜这个关键角色的女高音的声音必须年轻温柔，而且还要楚楚动人，而饰演女扮男装的侍童凯鲁比诺（Cherubino）的声音更要年轻，这两个“女仆”所侍侯的公爵夫人也不能太过高贵，总之绝对不能像19世纪意大利写实歌剧的唱法。18世纪的歌剧传统绝非写实，《费加罗的婚礼》虽带讽刺（公爵的拈花惹草），但毕竟还是从一种类型中演变出来的，用大喊大叫的方法唱出来则韵味全失。这又是我这个乐迷的主观偏见。　　　　
　　　　从大连返港后，天气更燥热，我开了冷气在室内重听《费加罗的婚礼》，并把自己收藏的另一个版本——阿巴多指挥同一个乐团于1994年录制的版本——和这个相隔整整半个世纪的旧版比较。从序曲开始，我就感到阿巴多（他是我一向钦佩的指挥家，甚有涵养）节节败北，在克莱伯阳光灿烂的辉煌先例对照之下黯然失色。序曲一开始就奏得嫌硬，虽然称职，但弦乐四个声部在克莱伯版本中奏得充满生气，小提琴部的音色更是美得出奇，同是维也纳爱乐，怎么老一辈的乐师可以奏得如此精彩？而阿巴多的版本中只剩下管乐部门较清晰而已，难道现在的录音技术还比不上五十年前？　　　　
　　　　这当然全是克莱伯指挥的功劳，他让我们听到莫扎特音乐中各个层次和意蕴，而非仅仅是表面上的旋律，18世纪的西方音乐并非全以旋律动听见长，因为传统的因袭（convention）甚深，不能像19世纪末普契尼的歌剧一样，旋律回肠荡气。然而莫扎特的天才（在佛尔曼执导的《莫扎特传》影片中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就是把表面上听来很传统或保守的乐句“玩”得千变万化——和声、对位、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非但应有尽有，而且展现在乐曲的各个部位之中。我认为演唱和演奏莫扎特最难的还是音质（timbre），这是当代歌手和乐师最难捉摸的，中国的戏迷听梅兰芳或粤剧迷听任、白，也该有同感吧，二流的演员就是唱不好。　　　　
　　　　我特别把《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开始时这两个女声——凯鲁比诺和苏珊娜的两首著名的咏叹调——特别是前者的《你们知道什么是爱情》（VoiCheSapeteCheCosaeAmor）——细听比较一下，得到一个自己也感到吃惊的结论：演唱此角的最红的现代名歌星芭托丽（CeciliaBartoli，我也是因为有她参加才买了这套阿巴多指挥的版本）怎么还比不上克莱伯版本中的丹妮尔（SusanDanko）？老版本中唱苏珊娜的古登（HildeGueden）早已被人遗忘，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即使当年大名鼎鼎的德拉卡莎（LisadellaCasa）饰演公爵夫人的音色也变了，和她在马勒第四或施特劳斯歌剧中的唱法和音质大不相同。这三个女声融合在一起，真是天籁之音，也只有饰演费加罗的老将西比（CesareSiepi）以他个人的雄厚音色才抵挡得住，在第一幕开始量度房间尺寸时和苏珊娜的对唱更妙不可言。　　　　
　　　　走笔至此，看来我又走火入魔了，何来修身养性？唱片版本之学乃音乐专家的学问，我不该置喙。然而我确实感到莫扎特在这一代演奏家中已经失传了，所以我听他的弦乐四重奏或五重奏也要听老的版本——Grumiaux或Talich四重奏团录制的老唱片，远较近年为人称道的阿班·贝格（AlbanBerg）四重奏团版本有味道，据闻这些老唱碟坊间也买不到了。　　　　
　　　　是否因为我自己人老了才会喜欢老唱片？我想也不尽然。最近听迪华特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奏的《费加罗的婚礼·序曲》奏得简直潦潦草草，一无是处，听得我七窍生烟，无名火起，好在下一个节目中佐恩（JacquesZorn）奏莫扎特的《长笛协奏曲》尚有些许韵味，而下半场的马勒第五又令我忘了莫扎特。　　　　
　　　　其实马勒最崇拜的作曲家除了贝多芬之外，还有莫扎特，而柴可夫斯基——这位以旋律优美见长的俄国作曲家——的音乐偶像也是莫扎特！我直到如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后才开始欣赏莫扎特，为时尚不太晚，因为我享受到更多的乐趣。即使乐坛同好或各界名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至少我也可以自得其乐。　　　　
　　　　其实修身养性的妙诀就是自得其乐。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艺术奇才谢勒斯

　　　　艺术奇才谢勒斯　　　　
　　　　《纽约时报》载：彼得·谢勒斯导演的《牡丹亭》将于近日在柏克莱首演。这出由谭盾作曲、谢勒斯导演的多媒体的舞蹈戏剧，全长只有3个半小时，较之上海昆剧团本来预备在纽约上演的全长20小时的原剧，似乎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谢勒斯却是西方艺术界第一奇才，他导演的作品，不可等闲视之。　　　　
　　　　可惜我不能参加观赏，但仍然希望香港有关当局可以与之接洽，将此剧搬来香港上演。香港的演艺学院和科大等学院机构，也不妨顺便请谢勒斯来港作短期讲学。据报载他有意带此剧进军内地（也许想向上海昆曲界挑战？），如果属实，则香港之良机诚不可失。　　　　
　　　　五年前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书时，曾和谢勒斯有一面之缘。他那年春季到UCLA教一门课，题目好像是“艺术的道德责任”，当时任教舞蹈系的王晓蓝鼓励我去旁听，我一向崇拜艺术家，而且早已听过他的大名，所以欣然前往，但又有点胆怯，因而偷偷坐在最后一排。谢勒斯名不虚传，我赶到时大教室早已坐了两三百人，记得他正在黑板上抄一首长诗，大家默默无声，抄完以后过了近半小时，他这才面对观众开讲。　　　　
　　　　他穿着随便，俨然是加州不修边幅的典型打扮，他早以洛杉矶为家，对于这个我所憎恨的城市，他却特别热爱，认为是世界上最能够发展多元文化的地方，所以领先在洛城各区举办多元式的艺术节，享誉空前。　　　　
　　　　艺术奇才谢勒斯　　　　
　　　　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　　　　
　　　　他又是一位身通八般武艺的人物，歌剧、舞蹈、戏剧、电影、媒体艺术、民间表演、流行歌曲……样样皆通，经年在欧美各大城市的音乐节导演各种新潮作品。　　　　
　　　　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才气，是在芝加哥看他导演的瓦格纳歌剧《唐豪塞》，他古为今用，把剧中的宗教进香客场面变成美国航空公司的会客室，更令人叫绝的是：他故意把歌词字幕的英译用不同颜色加上他自己的“曲解”和诠释，不少是弗洛伊德式的，真是添增了不少视听双方面的乐趣。　　　　
　　　　自从我看了他的歌剧字幕以后，就知道此公知识渊博。他所以能够创新，是因为他对西方传统的艺术早已了如指掌，再加上他独有的一种玩世不恭但又极具挑战性的作风，使得他与众不同。至少我认为他较罗勃·威尔逊——另一位享誉欧陆的美国导演——更多彩多姿。后者思想性较强，但设计太过抽象，而且是以欧洲为中心。而谢勒斯则对东方民间艺术兴趣甚浓，曾经到过印度尼西亚多次找寻灵感和收集材料。所以他对《牡丹亭》有兴趣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他真是一位行遍四海眼观八方的艺术家，现代艺术理论的“全球性”倾向恰好为他的艺术视野做了个注脚。　　　　
　　　　记得那一天他上课，讲完诗之后就放音乐，选的是波兰作曲家亨利克·格罗奇（HenrykGorecki）《第三交响曲》中最动人的一个乐章，由女高音主唱，歌词内容是一个母亲对死去的儿子的哭诉，而部分歌词，出自一个18岁的年轻犹太人被德军杀害之前写在监狱墙上的句子。我每听此曲，都有要流泪的感觉，但音乐专家却认为此曲技巧乏善可陈（好在我不学音乐，可以不受任何学理的拘束）。不料谢勒斯与我有同感，那天他当场公开宣布：他曾向洛杉矶交响乐团大力推荐此曲，但屡遭拒绝，理由是这首曲子非常平庸。也许，他故意用这个例子来表现一个艺术品内容和技巧、主题意旨和接受对象之间的矛盾。其实，后来该团还是演奏了这首交响曲。　　　　
　　　　我因听他讲课颇受启发，所以每周他上课我必去恭聆，而且每次都坐在最后一排。有时候他因事情太多而准备不足，所以用各种方式拖延时间，我也就坐在后面闭目养神，等他施出新的招数的时候再睁开眼凝听。不料事后不久就和他在一次社交场合上碰上了，他一见面就对我说：“我认得你，你坐在我讲堂的最后一排。你是我的教学良心，每次我看到你打瞌睡，就知道我是在胡说八道了！”　　　　
　　　　其实，即使他真的胡说八道，我也无所谓，因为不论他吹牛与否，他到底创造出不少艺术作品，令人感动也好，引人争论也好，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我这个教书匠，却以吹牛为业，学生在堂上还做笔记，但是听完后，早已烟消云散，毫无影响可言。有人说得好：“能做的人做，不能做的人才教书。”　　　　
　　　　还是谢勒斯这样的艺术家生活得有意思，而且，他长相也不凡，发型特别出色，令人过目难忘。我猜近年走红的小提琴家肯尼迪（Kennedy）的造型，可能就是向他学习的。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下）带着音乐去天堂的人

　　　　带着音乐去天堂的人　　　　
　　　　悼艾萨克·斯特恩　　　　
　　　　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IsaacStern），于2001年9月22日在纽约病逝，享年81岁。这个消息传来，似乎并没有引起震惊，在“9·11”的阴影下，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人为他哀悼。亚洲媒体仅有短暂的新闻报道，华文报纸上的评论也仅提到他是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的恩师，也是“文革”后最先踏足中国的西方音乐家，其访华过程被拍成纪录片《从莫扎特到毛泽东》（见《亚洲周刊》2001年10月1日至10月7日一期）。　　　　
　　　　其实，从美国音乐界的观点看来，他的贡献远不仅这些，也不是他一生所灌录的一百多张唱片所能代表的。斯特恩也不是马友友的真正恩师（马友友的大提琴老师是罗斯［LeonardRose］），而是恩人。马友友一家初抵纽约不久，就受到斯特恩的照顾。首先是马友友的父亲马孝骏所组织的儿童弦乐团受到他的垂青（马老先生去世后，乐团由其女和女婿接掌），当然马友友也受到提拔，如果没有斯特恩为他打开门路，马友友即使才华横溢也不见得声誉会直上青云，成为当今世界乐坛的超级巨星。多年来纽约乐坛一直在以斯特恩为首的“犹太党”（JewishMafia）把持之下，其成员至今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小提琴家帕尔曼、小提琴兼中提琴家祖克曼（PinchasZuckerman）、以色列交响乐团的终身指挥、也曾一度担任过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指挥的印度人梅塔（ZubinMehta）、马友友的钢琴搭档阿克斯等人皆是斯特恩旗下名将。这一批朋友（当然也包括马友友）曾灌制了两三张勃拉姆斯的弦乐四重奏和六重奏的唱片，享誉甚隆。